在安徽凤阳给地主做牧童的朱元璋是很辛苦的，这个出身卑微的放牛娃在乱世人皇觉寺避难，后来见机参加红巾军，因勇敢多智得到重用。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谋划能力的卓越，富有远见的他率领的军队战斗力很强，作战纪律严明，抢劫妇女、钱财及烧毁民房者杀无赦。当时的军队中有很多知识分子加盟，比如说宋濂、刘基等名儒都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常遇春、汤和、邓愈等也多加辅佐，朱元璋的军事力量越来越雄厚。攻破南京之后，他着意发展生产做长远打算，从根基上巩固根据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拓宽了自己的发展视角。
当时周围有韩林儿、陈友谅和张士诚政权，冷静分析时局后，他制定出积极的对策：“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缜密谋划的结果是，“先攻友谅”，“陈氏灭，张氏囊中物矣。”事态的发展如其所料，沉着应战的朱元璋北伐中原，势如破竹而连连得胜，逐渐地消灭了残余力量。两年后，明朝的历史开始了，他力改元政之失，严明律法而整肃吏治，奖励垦荒且普查户口，并减轻对工匠的奴役，社会发展获得较为平稳的空间，人民生活水平也较前有所提高。
朱元璋确实殚精竭虑，衣食起居也十分节俭，可崛起的新官僚巧取豪夺、恃权自专，严重伤害了农民利益。朱元璋为此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说改革官制、建都察院、实行特务统治、加以舆论控制等等。但这些措施的火候不好掌握，很有可能误伤了好人，加之朱元璋识字不多，对文字的态度也就更加苛刻。据说杭州教授徐一夔起草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句子，就很让这当过和尚的皇帝愤怒：“‘生’者，僧也，此乃骂我曾经为僧；‘光’则秃也，说我曾是秃子，‘则’似乎隐喻‘贼’，大抵是我做贼的经历。”这个教授夸得很不好，说什么也不会料到，自己竟在拍马屁的时候遭到横祸。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位皇帝非常担忧有文化的人变着法儿骂他，只好封住他们的嘴。
这种粗鲁的办法倒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统治，而他的最得意的举措似乎还在于对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案的处理，通过这两次惊天大狱，将近5万人遭到诛杀，朝廷官员曾一度空白，谋臣和功臣都没得到好下场。以一介平民而至开国帝王的朱元璋性格尖刻，很不满右丞相李善长的骄矜，遭到刘基的反对：“换丞相若换殿中之柱，必得用大材。小材或遭折断或仆倒。”朱元璋问他胡惟庸如何，刘基正色道：“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啊！”
朱元璋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胡惟庸为相之后，立即陷害刘基及其子，此后肆无忌惮，对于官员呈送的奏章，总是先行拆阅，凡不利于自己的就藏匿起来，势力之人都成了他家的座上客，而指责朱元璋过错的忠臣大都遭到了迫害。胡惟庸还算是懂得朱元璋的，他知道自己早晚没有好结局，不如将遭到朱元璋惩治的人组织起来，着力招募兵勇，这家伙连后路都找好了。他派人去东南沿海联系倭寇做外援，一旦事情败露，可以到边远的地方卷土重来。结果是朱元璋大难不死，胡惟庸遭受凌迟之苦。从此警醒的朱元璋觉得仅仅处理胡惟庸没有足够的震慑力，不如将有关官吏的亲属、朋友、老乡统统连坐，3万多人因此丧命。
12年之后，武将蓝玉惹来了大祸，他曾经劝谏太子提防燕王朱棣，太子病逝之后，朱棣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时的蓝玉不识时务，因为没有得到重用而说怪话，即使陪朱元璋吃饭时，也丝毫不收敛，见朱棣乘舆远远经过时，他竟随意地说：“这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话说出来就收不回了，朱元璋正愁没有借口，这时正好“顺理成章”。加之锦衣卫罗织罪名，说张翼、陈垣、曹震、朱寿、何荣、詹微、傅有文等人曾同蓝玉密谋造反，朱元璋亲自审问，即使与蓝玉说过一两句话的人也不能幸免，15000余人因此丧命。
此外，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遭到赐死，不多的几个开国功臣也早已不问国事。血淋淋的事实带给明朝的更多的是恐惧，孟子曾经说过：“不嗜杀者能一之。”朱元璋的杀戮并没有阻止内部政变的发生，他所欣赏的四子朱棣正是使用类似手段登上皇帝宝座，奠定了明王朝200余年的统治根基，这或者是善于使用棘杖的朱元璋始料未及的，这是他人的暴力推翻了他的暴力的直接结果。
龙蛇之蛰，以求存也
建文帝是正统，但正统得有人承认，朱棣这样的大人物如果不承认，正统也就有点儿尴尬。别忘了，朱元璋起初还只是个跟正统挨不上边的放牛娃。朱棣实际上是逼也反，不逼照样要反，只是何时反和以什么理由反的问题。
封建帝王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渴望帝业能够传于子孙，然后千代万世不竭，这种打算又无一例外地总是落空。因为权力处于流变中，帝王对于权力的占有只是相对的一段有限的时间，其问要面对外族的可能征伐，还要提防内部势力的可能颠覆。前者的结束大都源于极度的腐败造成的衰弱；后者往往是君王过于宠信奸臣过于偏听谗言过于自我感觉良好，总之，正是这样的原因，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纷纭变化的改朝换代，不同的统治者登上历史舞台，做独特又不独特之事。
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的基业，想方设法加强皇室力量，分封诸王分驻全国战略要地，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藩王势力的膨胀构成对中央政权的重要威胁，事态的发展尤为剧烈，未及数世而强烈爆发。后来，朱元璋确立朱允为皇太孙，朱允即位后，对诸藩王不满而商量削藩对策，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建文帝令监军密切监视朱棣，并乘机逮捕之，此举迫使朱棣终于起兵反抗。
建文帝是正统，但正统得有人承认，特别是得有朱棣这样的大人物承认。他如果不承认，正统也就有点儿尴尬，别忘了，朱元璋起初还只是个跟正统挨不上边的放牛娃。面对建文帝的积极削藩态度，老谋深算的朱棣觉得可以让孩子玩玩，等到弄乱了过家家用的玩具，再找茬儿打孩子的屁股，让孩子知道过家家是不应该的。这位一度装疯的叔叔知道自己比侄儿有力气，至于陪孩子玩的孩子和大人都要为过家家付出沉重的代价。朱棣的反叛看起来是被逼迫的，实际上，他是逼也反，不逼照样要反，这里只是何时反和以什么理由反的问题。
朱棣的理由很是到位：“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他凭着朱元璋的这番话，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建文帝派大将军李景隆征讨，他“寡谋而骄，色厉而馁”，兵将不适霜雪气候，粮草不足而求胜心切，智信不足而仁勇俱无，最后“乃弃兵粮，晨夜南奔”。这时的朝廷极度恐慌，急忙调兵遣将，后来改派将领获得战斗的暂时胜利，燕军夺得的城池曾得而复失。但朱棣奋不顾身，能打瞬间战也能打持久战的他“不惧生死，打败敌手”。他知道自己安插在宫中的间谍的水平还是很高的，果然，宫廷奸细太监及时地送来了南京城宜直取的情报。得到这样准确的情报，朱棣胸有成竹，一举打进都城。建文帝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议和，遭到他的拒绝，“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燕王进京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或日于宫中自焚而死，或云由地道出亡而落发为僧，或日后来又回到宫中，总之是没有统治政权的能力了。当“权力高于一切”时，“朱棣仿效朱元璋的做法，实施合法屠杀，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登上皇帝宝座的他让曾经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深刻地体验到什么叫做悲惨，齐泰、黄子澄、景清等整族被杀掉：“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此外，还榜其名日奸臣，大行屠杀，族人无少长皆斩。有“读书种子”之称的方孝孺因为不肯给这位以暴力夺权的事实皇帝撰写即位诏书而导致九族全诛，其朋友门生也作为一族全部杀掉，十族共诛873人。
这次大屠杀极为残酷，共有数万人惨死于屠刀之下，“其女发教坊司，姻党悉戍边疆”，“靖难之役”给明代初期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尤为严重，“淮以北鞠为茂草”实当为真言。朱元璋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刚刚去世不久就祸起萧墙，发生了叔侄争位的历史闹剧。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燕王成为明成祖，是避祸的被动之举，却也是主观称帝的军事必然：“飞龙在天，哪得不有风雨？檐瓦交堕，乃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他是不甘于放弃玉玺的威严的。以深沉心机等待权变的他“清君侧之恶”，大肆屠杀反对甚至不支持自己的士大夫，其残酷屠杀的彻底骇人听闻。
当然，屠杀本身不是他的目的，他要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稳定朝政。实实在在地说，懂得震慑有二意的封建士人的朱棣还是有所作为的，登基之后的他恢复了建文时改定的全部成法和官制，声明起兵目的在于对祖训的坚守。此后的北方不再有强番存在，意气风发的朱棣又改革了中央行政机构，继而迁都北京，中央集权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强。他的归宿还算是光彩的，成功反叛的他死于北征回师途中，可谓将生命挥洒在战场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