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雍正果然当了皇帝，即位之后的他撕去了温情的面纱，对他的政敌主要是他的兄弟们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打击。首先是夺了十四阿哥的兵权，这位早已经失宠的“大将军王”很不识时务，在拜谒的过程中很让雍正下不来台，雍正已经不必容忍。他取消了这个弟弟的所有权力和职务，将其长期地加以软禁，打发到遵化去守皇陵。至于说拥戴八阿哥的几位阿哥都没有好下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不臣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等雍正亲笔书写的碑文就很能说明问题，“八爷党”也随着八阿哥的莫名其妙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雍正是方圆之道的操作专家，这个很有魄力的皇帝很会用人，从李卫、田文镜、鄂尔泰的受到信任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听到群臣的异议时，雍正明显地予以袒护：“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当人们明确地诋毁田文镜的时候，雍正指出了他的优点：“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疑”。至于鄂尔泰，也大抵有如此境遇。因为雍正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卫的勇敢值得赞赏，田文镜的勤劳值得大家学习，鄂尔泰的把握大局非常重要，臣子们应该看到他们的长处，何必拿着他们的“粗”、“刻”和“愎”而不依不饶呢？用人不嫌其短，使之各得其所，是雍正用人的高明之处所在。
雍正对于文化的贡献在于尊孔和谈佛。他的尊孔超过了前人，把孔子抬到与天地君亲同等尊贵的地位。他常到学校“拜访请教”，以表达对知识的尊重，这样的人不可能不得到士人的拥戴。他曾经问参加考试的举子们：礼义廉耻到底是什么？然后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理解的“大义”。他曾在宫中举办法会，亲自说法，还收了14个门徒，自号破尘居士抑或圆明居士，他觉得自己虽未出家，但是修行已经超过了很多和尚，比腐儒和愚僧不知高明多少倍！
他的执政改变了康熙时代的弊端，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很多经济问题，他的办法很多，比如把官吏们的亏空追回来，让亏空国库者还钱，继而在制度上加以严厉控制。他的思路和措施都非常到位，但终究改变不了清王朝衰败腐朽的命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历史是无情的，他最终也不是赢家，尽管他自觉不愧于汉唐宋明之主，但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曾经的泱泱大国走的已经不是上坡路了。
盛世皇帝的“文治”
乾隆在位的时候，“文治”较“武功”更被看重，他本人也好附庸风雅。他知道文化人不老实，尽管身份不独立，但抵抗往往非常激烈。他提倡的是为清帝国服务的“圆”，当“圆”不受约束的时候。他则是不能够容忍的。
盛世的皇帝可以稳稳当当地搞“文治”，尽管没有太多军事征伐以资宣扬，却因为文化的介入而多了这样那样的传奇。比如说雍正曾经在热河打猎，几箭射倒梅花鹿，喝过鹿血后不能自持，随便拉住身边宫女发泄一番，宫女怀上了“龙种”，在草房里生出了乾隆。还比如说他是浙江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陈世倌与雍亲王家常有往来，两家夫人同年同月同日生孩子，雍亲王让陈家把孩子抱进王府，送出来的竟是个丫头，陈阁老只能忍气吞声，抱人皇宫的孩子就是后来的乾隆。
据说他去江南的主要目的是探望父母，曾经有4次在陈阁老的私家园邸暂住，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便采用此说。乾隆多次说自己生在雍和宫，但随他郊游的当朝官员管世铭曾经说承德避暑山庄说得非常清楚：“皇父乾隆生在山庄，其中缘由不可思议。”据说军机大臣在撰写嘉庆遗诏中，又提到乾隆的诞生地，而且说成是避暑山庄。道光皇帝则令人六百里加急，把遗诏追回加以改正，世间百姓遂议论纷纷。
无论如何琢磨，乾隆外的狮子园是皇帝降生之地，即使嘉庆也认为他生于热河，而且话的生母是满族人钮祜禄氏的档案证据充分，更多的无聊之谈大抵源于江南文人对这位风流皇帝的厌恶。乾隆在位的时候，经过康、雍两朝的经营，满清国力强盛而财政富裕。清初的文治武功都达到鼎盛，准噶尔贵族、维吾尔族首领的叛乱都得到剿灭，“文治”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开博学鸿词科，并招收文人编著书籍，比如说《四库全书》。包括历史、地理、法律、农艺、天文、巫卜、拳击、书画、音乐、装饰、烹饪、哲学、佛道……更有海阔天空之文不可分类，凡宇宙问题多有记载，极富知识、趣味和传奇的意义，收集保存本来面目的著作36275册。这件事情做的确实泽被久远，很多著作都得以传世，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起承转合大有裨益。
他本人也好附庸风雅，经常赋诗应对以唱和，尽管专业水平不可观，但是在倡导世风上很有作用，每逢郊游到旅游胜地，也必然要留墨宝于石上。比如说在游长白山的时候就做过好多诗，这里不妨摘录两首：“吉林真吉林，长白郁嵌岑。作镇曾闻古，钟祥亦非今。玢奇经处远，云雾望中深。天作心常忆，明锗志倍钦。”“滚滚遥源出不成，大东王气起龙潜。劈空解使山原折，接上那辞雾雨添。两岸参差青嶂印，一川萦缪碧波恬。地中呈象原檐鼓，石板支机敦是严。”
发展文化事业的同时，他又大肆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所设文字狱之多远远超过康、雍。到江南也是意在加强控制，他对江南“勾魂妖术”的清除，面对的就是江南的官僚集团。美国汉学家孑L令飞先生指出：“江南问题是关键。危险来自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并正沿着运河两岸朝北蔓延。在弘历看来，南方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强健的旗人可能会陷入江南的魔咒；弘历会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受到江南文化蛊惑的满洲官员……术士们窃取人们的灵魂，腐败的汉文化则窃取满洲的品德，哪种危险对他更为真实呢？”
乾隆提倡的是为清帝国服务的“圆”，当“圆”不受约束的时候，他则是不能够容忍的。他知道文化人不老实，尽管身份不独立，但抵抗往往非常激烈。即使在编定《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删掉了很多南方文人反抗的内容，正如鲁迅所说，该书“是天下士子阅读，永不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更何况，“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南方的汉族知识分子抹不掉的痛，他们不会在痛苦中不思反抗的。杭世骏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正是因为他极其狷傲，得到六下江南的乾隆的接见。汪曾唯所辑《轶闻》记载：“皇上南巡，在籍文员，迎圣驾于湖上。上顾杭世骏而问日：‘汝性情改过么？’世骏对日：‘臣老矣，不能改。’上日：‘何以老而不死？’对日：t臣尚要歌咏太平。’上哂之。”这段看似幽默的对白，品味起来还是挺恐怖，乾隆告诉对方自己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果然，龚自珍记载道：“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日：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好个“是夕卒”，对付还没有叛意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坚持己见的书生了，“方圆”的操控不能够过犹不及，这大概正是乾隆该反思的地方。
倚天照海的谨慎智者
他深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三味，以德和善的力量聚集了很多能人，他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非常独特。他看到治世在于招贤能、安百姓、正风气，得将精力投入到锐意发展的道路上来。“一句话，要有力量。”
曾国藩是在祖父期待的目光中入塾读书的，28岁中进士的他没有忘记祖父的话：“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位自视极高的人始终向古圣贤看齐，十年之内连升十级，官运亨通之余，也较为专注地研究了古典文化。但他决不会沉浸书斋，当时的国内局势也不允许他固守书苑，能写出“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诗句的他是要尝试去体验自己对机关重重的大局把握的能力的。
科举出身的曾国藩深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三味，晚清时代的他的分量是难以被替代的，以德和善的力量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很多能人。他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非常独特：“求人之道……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遮九得一而可得其余。”也就是说，要人才之间相互吸引结伴而来，这样的策略让他聚集了李鸿章、李续宾、左宗棠、王闿运、李元度等社会名流，他的幕府几乎成了晚清高级人才的大本营，几乎在各方面都有纵横之才。
他在处事上极其谨慎，宁肯“打脱牙齿和血吞”；在交友上以“仁孝”和“血诚”为标准，愿意同“崇实黜浮，力杜工巧之风”的人交往。而在厚厚的三卷本《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元辅的常人情怀，无论是论述道德、健康还是繁琐的家事，可谓娓娓道来，即使在匆忙的战争风雨之中，也不忘点点滴滴地叮嘱弟妹子侄，要他们真正撑得起做人的脊梁。他讲求“理财之道”，很能从地方豪强的包裹里拿出急需的军费，但却不愿意积攒私财，他觉得门第太盛会闹出事端，主张不要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因为无论是纨绔子弟还是有志男儿，都不可能在承继的金钱上获得太多的好处。
曾国藩之于晚清的价值体现在对内忧外患的改变上。他看到治世在于招贤能、安百姓、正风气，并建议提高士兵的作战素质。而同太平军比较起来，清军实在是不堪一击，这位谙熟历史的儒将把湘军发展成只听从自己指挥的特殊力量，此后率领该部队东征，开始与太平军之间长达10余年的对垒。“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没有上方宝剑的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起初是“屡败屡战”，后来出现转机，这时的他占领了九江、安庆、南京，手中有清朝的半壁江山。
朝廷有理由怀疑他，王闿运明确地以韩信为例来说明自立的好处和不自立的弊端，事态的发展多半都符合了他的预测。但曾国藩哪里是韩信能比的，他太善于安排后路了，因为他明白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招来祸患，于是就佯装糊涂地对部属的提议含混而过。他觉得王闯运的打算过“妄”了，他自有一番难得的洒脱境界：“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自减羽翼的他摆脱了朝廷对其重兵在握的忧虑，“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此举意义深远。
让后人叹惋的是曾国藩在对待列强问题上的态度，在积极发展洋务事业的同时，他因为“天津教案”而成为“卖国贼”，声名一落千丈，因为他或杀或流60人为20余位殖民者抵命，且赔偿白银49万两。其实他“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对于列强的进攻歹意，他不可能不了然于胸，晚清政府根本没有保护自己的实力，要有图强的长远打算，就得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民族经济、提高军事作战能力的事业上来，仅仅有激情是不够的，“一句话，要有力量。”
努不努力在己，成不成功在天，曾国藩的智慧算是“苦”出来的。他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深刻地领会到：智者之所以能够成为智者，不是因为其生命过程的长短，而是源于洞穿古今的思辨力。因此，苦就是福就是乐就是有慧根，“山因势而发，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得。”实实在在地经历了晚清衰败过程的他在“思”中体会了世事坎坷，逐渐在分寸的把握上恰到好处，以至于后来袁世凯自立所暴露出诸多弊端时，人们才发觉他的先见之明，那时他早已“千夫所指，无病自亡”了，61岁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的他，实在不是长寿之人。
从左宗棠、李鸿章和李元度的挽词中似乎更能得见这位顽强元辅的风貌：“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吾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记人元戎亩，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谈笑中。未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能让人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确实非常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