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世间官吏望风改操
当以“清端”、“卓异”闻名的于成龙登上官场时，注定引来一片喝彩声，他的抱负和意志都值得叹服。提倡“治乱世，用重典”的他曾得到康熙召见，被褒赞“今时清官第一”。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人格境界也随之攀高。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官对于很多封建官吏来说无异于最好的敛财手段。当这种判断成为社会风气后，做清官便非常艰难，但是百姓呼唤清官，当以“清端”、“卓异”闻名的于成龙登上官场的时候，注定引来一片喝彩声。少有大志的他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正规的儒家教育，后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去往遥远的边荒之地做县令。这可不是轻巧活儿，两届前任一死一逃，罗城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政府办公地只设三间破茅草房，他这个县令寄居于关帝庙中，同来的从仆或死或逃。作为迈向仕宦生涯的第一步，带病的他只有以坚强的意志奔走操劳。
面对百废待举的局面，于成龙“治乱世，用重典”，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他抱定“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信念，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结果是贼人“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尽行退还”，“邻盗”从此再不敢犯境。摆脱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刚柔并用地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桀骜的地方豪强“皆奉法惟谨”。他的突出的办事能力得到上级的重视，他也有机会被举荐为广西惟一的“卓异”，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赴任时，他连路费都没有，当地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到合州之后，他革除宿弊，改善百姓的生活质量，免去规定驱从，仅以家仆随身。合州也是穷地方，他的务实努力又改变了当地面貌，遂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同知有两件事情值得细述：治盗省讼和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为了摸清重大盗案的来龙去脉，“微行私访’’的他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特意在衣内置布袋装有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他··宽严并治”“以盗治盗”，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值得提及的是．其破案、察盗之能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得到神化，《聊斋志异·于中丞》描述得绘声绘色。
“三藩之乱”爆发之后，“通贼”罪名使人人自危，于成龙又出来收拾尴尬局面。无畏的他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发难的山寨说服300名枪手，当“高山大潮，烽火相望”的时候，他力排众议主动进剿，乘胜平定其余叛乱。
于成龙的让人难忘，主要在于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遇到灾荒的时候，他以糠代粮救济灾民。“要得清廉分数足，惟学于公食糠粥。”把仅剩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为民称颂就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说他是“闽省廉能第一”，也绝非什么夸张之辞。康熙在紫禁城召见他，褒赞他“今时清官第一”，“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嘉其廉能”，任其为总制两江总督。有了广阔天地的他开始大举整顿吏治，试图以模范作用带动整个封建官场。
“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日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日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于成龙责令部属揭报“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以凭正章参处”。他“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凡其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由于他的举荐，很多廉洁有为的人才得到重用。每当发现科考中有舞弊之风，他规定“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这番努力改变了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屡遭落榜的状况，他的官阶和人格境界越升越高，生活却更加艰
苦。“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
江南百姓亲切地称他“于青菜”，周围的官吏也不得不“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云游宦海的他只身行走天涯，与结发妻阔别20年之后才得一见，及至去世的时候，居室中只有“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菜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得到如此爱戴，康熙破例亲自为其撰写碑文。据报载，他的后世子孙如今仍生活在于氏繁衍的土地上，没有忘记祖辈的历史而朴实地劳作着。
兼容并包，不随波逐流
他主张“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北大神话温床的构建是离不开蔡元培博爱的目光的。世人称其“真儒”、“真君子”，“是真虎乃有风”。他为培养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付出了辛劳的一生，这是很难得的，也是值得加以铭记的。
北大未名湖畔的蔡元培像是这座校园风景中的亮点，因为正是在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作为“官的帮忙和帮闲”的范式，开始追求真正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永远做“新的、改造的先锋”。他主张“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这里只有对真才实学的认可，尊重个性的自由张扬，真正可以畅所欲言，北大神话温床的构建是离不开蔡元培博爱的目光的。
这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出身于商人世家，17岁时就考取秀才，18岁开始设馆教书，青年时期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后来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他非常佩服维新志士谭嗣同，同情改良派的政治命运，并认为其失败在于没有搞好教育。为此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负责人。他看到知识自身蕴涵的力量，期待知识能够成为时代主导，以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组织光复会的他又参加同盟会，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世人称其“真儒”、“真君子”，“是真虎乃有风”……
武昌起义之后，蔡元培回国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因为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家考察，后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并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当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中国才形成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制度，北大也开始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他反对对旧文化的极端否定，保护正在崛起的民主与自由的思潮，提倡“人”的精神、情操的塑造，人的魄力、道德的铸造，人的智慧、潜力的发掘。作为这种理念的延伸，从这里走出大量才华出众的学者，关乎学术上的不同派别在这里真正展开自由竞争，得到多元发展，这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不能够被忽视的。
我们不妨认真听听他的演讲：“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人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光阴虚过，学问毫无，是自误也”，应当“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品行不可以不谨严”，“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此余所希望诸君者”。
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新教育体制。其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上，他提倡学术自由和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而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教育目光多么超前啊！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营救出所有被政府关押的学生，继而辞校长职，教授齐声挽留。满口春秋大义的辜鸿铭的挽留最为特别：“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正如周作人所记载的：‘《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挽留不能代替理智的选择，蔡元培后来还是到法同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获得了文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在人生不惑之年到异国留学，应该是需要几分勇气的，能坚持提倡“劳工神圣”，则说明他的关爱社会的目光始终是温暖的。
蔡元培当时身居高职，除担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常委、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他还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并成为大学院院长。后来用．更多精力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等高校校长、院长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始终高扬知识的权力。此外还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而奔波，并努力促成国共合作，直至在香港病逝。他为培养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付出了辛劳的一生，让贫弱的时代不至于因为教育而感到羞愧和悲凉，这是很难得的，也是值得加以铭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