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这里讲的是为政的道义所在。并不是说一定要维护某个昏君，反对一切叛逆之臣。道义名分有定，人体道而行罢了。不行道义者必自毙。虽有叛逆谋反，那也就怪不得别人了。
悦服好于吓服
【原文】
【2.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
（《为政第二》）
【注释】
①格：指归于正道。
【译文】
孔子说：“如果以法制教化百姓，百姓不从则以刑罚强化他们服从，以达到整齐如一的效果的话，那么百姓自然可以钻法律的空子来苟且偷生，却绝无羞惭愧疚之心。如果以仁义之德教化百姓的话，以礼法约束百姓的言行，那便会使百姓明白遵守礼法乃是正道，违反礼法乃是一种耻辱，由此便有了羞耻之心，从而能够加强自律，不违反礼法。”
《孙子兵法》中讲过这样一个道理：以武力征服一个国家是下策，真正的征服在于收取民心。战国时齐宣王想要趁燕国内乱入侵燕国，他向孟子征求意见。孟子说如果燕国百姓受苦已久，欢迎齐王来解救他们的话，那么采取行动就没有问题；反之，即使以武力占领了燕国，由于得不到民心，也不会待得长久。齐宣王最后没有听从孟子的建议，还是以武力侵占了燕国。结果惹怒了各个诸侯国联合起兵，在燕国百姓的配合下，打败了齐军，齐宣王落得个名利双失。由此可见，真正的征服还是在于收取民心的。上面一段，孔子讲为政之道，也是强调攻心为上。
孔子说，治理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以法律为准则，一旦老百姓不听话，就用严峻的刑罚来制裁他们，那么老百姓虽然可以一时被镇压下去，但是并不心服口服，因此内心也就没有羞耻感，不会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老百姓还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去钻法律的空子以逃避法律的制裁。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此一来，实在是防不胜防。因此说单纯地依靠法制，从外在来强制老百姓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真正做到收服老百姓的心。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盛行极端的法治思想。周幽王时期为了控制老百姓的行为，甚至颁布法律禁止老百姓交头接耳，弄得老百姓上街只能一个个相互对眼神，最后终于激起了民变。秦朝的兴盛也是依靠法家的思想，建立在军功赏罚明确的基础上。武力的征服往往见效很快，所以秦国在法家强制思想的指引下，依靠严刑峻法的威慑力，国家实力迅速崛起，并且最终统一了中国。但是秦王朝的败落也恰恰源于此。
靠武力外在征服的东西往往是缺乏内在的稳定性。所以汉朝的陆贾曾经对刘邦说过这样一句话：马上得天下，但是不能再去马上治天下。陆贾的目的是提醒刘邦在治理天下时要注重文治。而不要再像打天下时那样看中武功的强制作用。刘邦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其实刘邦是有历史之鉴的。秦王朝靠武力统一中国后，它的政策思想没有及时调整过来，仍然是法家强制霸道的那一套，乃至不近人情。最后终于逼得天下人揭竿而起，毕力攻之。秦王朝由此也就成了历史上有数的几个短命王朝。
由此可见，刑法对人的外在强制作用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并不能真正使人心服口服，更谈不上达到行动的自觉性。因此我们不宜过于夸大法制的作用。这对于现代法制建设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永远也不要指望法制能够包容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并从根本上杜绝犯罪。法律可以制裁犯罪，但却无法杜绝犯罪。这是它自身无法克服的死穴。从现代西方相对完备的法制生活的背景与现实来看，也是深刻体现了这一点。
由此孔子进一步说，要想达到真正的长治久安，必定要以仁爱之德教化百姓。如果百姓性情粗鄙，暂时理解不上去的话，那么就需要通过礼法仪式的熏陶来启发和规范他的行为，以使他逐步达到心悦诚服、进而实现自我内在约束的境界。这样一来，老百姓做错了事，内心就会有羞耻感，并驱使他一步步改邪归正。这就叫攻心为上。
当年张飞入西川斗颜彦老将军，便不是一味斗力，而是做到了攻心为上。结果收服了颜彦后，铺开了一条入川的大路。不过若说攻心术用得最好的例子恐怕要数有名的诸葛亮七擒孟获了。七擒七纵，只为了让对手心服口服，保得一方的永久太平。诸葛亮的心胸气魄、远见卓识实在是让人钦佩。当然治国讲仁德也要因时因势，看本事的。并不是随便哪个人、哪个时候都可以的。想让人心服口服光靠说服一种手段显然还不行，你还要有相当的才智，譬如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张飞勇贯三军的战斗能力等等。古时候一些君王也曾经想实现仁政理想，结果在战乱纷繁的恶劣形式下反而被别人给吞并了，这便是不通时务，过于教条了。
由以上看来，刑法霸道见效快，但是治标不治本；仁政攻心见效慢，但却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二者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交互使用，往往并行不悖。
急功近利的人往往引火烧身
【原文】
【13.17】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路第十三》）
【译文】
孔子弟子子夏当上了鲁国下邑莒父的地方长官，为此他特意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之道在于做事不可以一味求速成，不可以贪图眼下的小利。做事一味追求速成，必然不能通达事理；贪图小利妨碍大政方针的施行，必然不能成就大事业。”
子夏当上了地方长官后，赶紧向老师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看来很了解子夏好大喜功的性格特征，于是便有的放矢地讲了一番道理给他听。总结起来就是告诫子夏为政当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要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另一方面不要只见小利而忘大义，否则便是得不偿失。应该说，孔子指出的这两点不仅对子夏，对所有为政做官者都具有深刻的警戒作用。尤其对于现代一些人而言，就更加发人深省了。
历史上有许多为政者本来心地不错，也是一心为公，可是心思太急，结果反而走了很多弯路，有的官员甚至为此丢了性命。
商鞅的变法思想没有问题，也的确是秦国富强所需要的。问题是秦国保守势力非常强大，而商鞅变法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商鞅在君王的支持下强制推行变法，自然遭到了很大的阻力，最后终于爆发了宫廷政变，连商鞅本人也被复仇的贵族杀死了。这就叫欲速则不达。同样王安石变法也面临这个问题，他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可是性子太急，在变法内容不完善、改革官员不到位的情况下，在政治斗争背景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强行变法，最后终于在内外交困中以失败告终。所以孔子告诫说为政者要注意审时度势，切忌急功近利。
现代许多为政当官者也都是上台伊始，便想着如何大干一番，博个政绩彪炳，以便继续提升或者青史留名。由于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些投资小、见效快、资金周转灵活的项目上马，即使这些项目往往又有着很大的副作用，还有的选择风险大，却又效益丰厚的途径，临时钻一下政策或法律的空子，却全然不顾以后的后果。譬如一些官僚过去可以凭借关系向国家银行借贷巨款，来投资建设，一时间任期内热闹非凡，声名雀起。可是却给未来留下一个巨大的包袱。而那时他自己早已拍屁股，高升走人了。类似这种为政者便不是什么审时度势的问题了，而是心术不正，为祸一方。
同样，也有一些人鼠目寸光，只见蝇头小利，缺乏远见卓识，因而往往难以成就大事业。《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就是一个典型的见利忘义的人物。
吕布本人武艺超群，才华出众。本来可以在乱世中出人头地，大干一番的。可是他内无操守原则，为人贪得无厌，几次三番地为了眼前的功名利禄而出卖别人，忘恩负义，却又刻薄寡恩。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吕布最后终于落得众叛亲离，为人所杀的地步，甚至连一个说情的人也没有。还有一些为政者在位期间贪图安逸，收受贿赂，以权谋私，结果一旦东窗事发，一世英明便就此付之东流，岂不令人慨叹。由此可见，见利忘义也是为政者的大忌，不可不戒！
守职的官员才有资格领取报酬
【原文】
【15.38】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卫灵公第十五》）
【译文】
孔子说：“为臣之道侍奉君主应当尽忠职守，有所成就。然后才能谈得上领取自己的俸禄。”
孔子在这里讲的是为官尽忠职守与领取报酬的问题。孔子说，为官之道应当先做好事情，然后才谈得上领取报酬。这是就先后次序而言的。孔子的这种理解表现了两种含义：
即为官之道首要在于尽忠职守，这是做官的天职。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官员而言，在他的脑子里面必须要明确一点，为官本身就是要奉献在前，索取在后。一个官员的道德品格必定要超越一般老百姓的道德水平。只有如此，他才能当官理政。否则他就不应当为官。
历史上最初官位的设置和权力的形成就是以服务于民而不是以谋取私利为根本目的的，否则根本不必设置官位。并且原来的官员平时务农，业余时间才出来义务处理政事。后来人口越来越多，政事也就多起来，没时间再干农活了，于是只好成为“全脱产干部”。这里面便有了计算劳动报酬的问题，但是这种计算应以他生产能力来计算，而不是以他办事能力来计算。因为政务是不能以经济报酬的方式来体现它的价值的。官员处理政务的价值体现的乃是他超人一等的道德境界，也正是因此他才被推举为官的。
如果硬要以金钱来衡量道德信任感，那无疑是南辕北辙了。因此说一个官员必须认识到他是在为民办事，他的权力来自于老百姓的信任，没有百姓的信托，他的权力便失去了合法的道义，从而也就丧失了其根本的管理内容。由此说来，官文化本身就是要体现一种无私奉献，一心为公的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必定要超越市民文化的道德基础，体现出其先进的人格魅力，从而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优秀引导者和光辉典范。没有这样一种思想认识，是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好官的，也不应该以一个官员面目出现。由此也深刻体现了孔子为政的思想。
当然孔子也并不否认为官应当获得一定的报酬。俸禄是维持一个官员正常生活的基本条件。没有一定的俸禄，连正常生活都难以保证，那么官员也很难安心工作。孔子只是认为为官只有尽忠职守才能有资格领取他的俸禄。
我们都知道官员并不直接参与生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由老百姓奉养的一群人，之所以养他们就是要他们尽职责的。如果一个官员不能尽职责，那便是不劳而获的令人蔑视的懒汉行为。如果利用职权搜敛财物的话，那就比抢劫偷盗还要可恶了，因为他们往往还披着道貌岸然的伪善的外衣。这种人便是民贼，乃至人人得而诛之。因此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官员只是为了发财而当官的话，那就背离了为政之道的本分了。
古人说，欲壑难平，心不足蛇吞象。也就是说，不能靠满足人的欲望来实现他对自己行为的自觉。克制欲望也不能通过满足欲望的方式来解决。即便一时能够收效，那也是饮鸠止渴。从根本上讲，为政者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拥有高尚品格的人。为政本身也必定是一个以服务和奉献为宗旨的工作。不能把发财和高薪与为政的职责相联系。靠为政发家者必定是民贼匹夫！
身体力行才能取信于人
【原文】
【2.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为政第二》）
【12.19】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第十二》）
【13.6】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路第十三》）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怎么做才能使老百姓信服？”孔子回答说：“推举贤良，任用正直之人，废置邪恶之徒，则老百姓信服；反之任用邪恶之人，废置正直之人，则百姓不会信服于您。”
季康子向孔子咨询为政之道，他说：“我想杀尽无道奸邪之人，以成全有道之士。您看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执政怎么能用刑杀这样的手段呢？只要您一心向善，那么老百姓自然深受教化，也随之从善。君子为政之德如风，在下小人之德如草。风吹草伏。犹如君子以善德教化百姓，百姓无所不从。”
孔子说：“位尊长上之人如能守身正德，百姓不待教令，自然随从；如果德行不正，修身不谨，虽然颁布礼法，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听从。”
孔子论为政之道很讲究为政者的自我表率作用。强调树立榜样典范以取信于民。孔子的这一认识源于他对人生的基本看法。
我们前面说过孔子论人重在仁德的修养。在孔子看来，人之为人在于自觉承担人生之应当的社会和家庭责任，动之以真情，晓之以礼义，并以诚挚的信念和仁爱之心来沟通自己与外面世界的关系，使之达到和谐、自由的理想境界。为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和诚信之情，如果不能和他人及万物取得相互理解和信任，进而和谐共处的话，那么必然会陷入闭塞不通，孤家寡人的孤立境地，很难成就什么事业，更加无法实现人生的存在价值。在此基础上，孔子讲为仁由己，即修养仁德需要从自身做起，反思自己当下的生活，体察人生之使命，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并由此出发以诚信推而广之。
所谓政者，正也，以仁义之道教化万方之义。这个仁义之道是需要由自身体现出来的。否则便是空洞地说教，便是言行不一的虚伪。孔子讲仁义从来都是在身体力行中论述而拒绝空泛的理论探讨，原因就在于此。因此，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才能取信于民的时候，孔子很干脆地告诉他，只要他做君王的做事公正，无偏私，任用贤能，那么老百姓自然信服；反之如果他一味任用小人，徇私枉法，老百姓自然不会服气。
当年刘邦一统天下后，论功行赏。他先是大肆分封自己的亲属子弟，搞“家天下”那一套，结果作为外姓旁人的许多文臣武将内心很是不服气。每次上朝的时候，就三五个一堆在那里私下议论纷纷。刘邦很奇怪，就问张良这些人在干什么？张良很直接地回答说：“他们在准备造反。”刘邦听了吓一跳，忙问为什么。张良就告诉他：“大王分封不公，一味徇私情。这些没有得到合理分封的异姓有功之人自然有怨言。”
刘邦这个人很明智，一点就透。于是他问怎么可以挽救局势。张良就问刘邦有没有最恨的外姓人，刘邦说：“有啊，有一个家伙恨得我好几次都想杀了他。”于是张良出主意就封最恨的这个人做官。这样一来，众人立刻安静下来。因为连刘邦最憎恨的人都得到了分封，其他人心里也就有了准谱。由此可见行事公正，树立表率是何等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