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的意大利，薄伽丘写出《十日谈》，取材于历史事件、中世纪传说以及东方民间故事；16世纪的法国，拉伯雷写作《巨人传》，其主人公也是法国民间故事的主角；在中国，恰是在14、15世纪，源于历史和民间传说的长篇小说诞生了。
清明上河图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出现于元末明初，是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他所依据的基本史实以及对历史的判断主要来自晋人陈寿所作史书《三国志》和南朝宋时史学家裴松之所作的注，宋元以来的讲史话本和戏曲故事可能也是小说组织情节的动力之一。可以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在历史和传说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长篇故事。《三国演义》问世后，被不断刻印，在刻印过程中，又常常被改动。现存最早刊本是嘉靖元年（1522）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本共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后来被人合成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全书的回目、情节和文字作了全面加工润色，使全书结构更完整，文字更畅达，最终形成了现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小说以“回”来结构，每一回都有对偶句作为回目，这是以后中国长篇小说共同的体式。而《三国演义》与民间的“讲史”之间的演化关系，则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早期普遍的生成方式。《水浒》故事南宋以来就在民间流行，故事的主人公宋江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宋元问流行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某些部分以及元杂剧和民间故事成为《水浒传》写作的基础，另一话本《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则是《西游记》的前身。因为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都是由“讲史”的话本演化而来的，所以结构上没有办法做到精心构思，往往只是一些相关故事的连缀。如果按照西方严格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对于结构、节奏的标准去要求这些小说，则会得出否定它们的见解。但如果看到几乎同一时期的或者更早以前的薄伽丘、拉伯雷和乔叟的著作，则能为它们找到文学史上的意义。
宋元以来随着城市发展，带动了市民文化娱乐业的兴旺，民间说书场所的讲故事——“说话”，就专门分类：“讲史”——讲历史故事、讲“朴刀杠棒”——讲打斗故事。这些讲故事的底本，就是最初的市民文学。市民生活于城市狭小的空间中，一方面对相关的日常生活世界感兴趣，犹对天性所嗜之食色感兴趣一方面也对超越性的经验有幻想，渴望挣脱日常伦理道德对自身的束缚，所以对英雄、神怪也津津乐道。历史中曾经存在过大量的英雄，“讲史”时已反复演绎过；而另外一个“江湖世界”，在市民的想象中也是一个充满刺激与未定因素的冒险的旅程。江湖世界很多时候和日常生活世界是重叠的，固然它有一些空间可能是外在于日常生活的，如梁山水泊，但很多时候江湖人物正也活动于贩夫走卒、衙役碎催之间，只是他们遵守的是江湖规则而已。
《三国演义》
罗贯中（生卒年不详，约1330—1400）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描写东汉末年至西晋统一（169—265）九十多年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历史。书中包含了很多此前中国人所认可和向往的价值、观念。《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也正合于中国人传统的五百年一轮回的基本历史观。三国是一个群雄并起、天下三顾一遇纷乱的时代，也是各种人才纷纷涌现，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的时代。才智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智力较量、较勇斗狠，也成为三国故事吸引人的另一主要原因。在三国，就是用计与对于计谋的识破，而三国之计又层出不穷，同样的计谋，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用法。连环计、反间计、苦肉计、美人计、火攻水战，看得人眼花缭乱。
三国写人物有三绝一是诸葛亮，此人已成为“智慧”的化身；一是关羽，此人成为“义”的化身；一是曹操，成为一代“奸雄”的化身。在元末明初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之时，中国社会对三国时期人物的基本看法已经形成，宋朝民间说书艺人拥刘贬曹的倾向已经很清楚。更早时候，唐朝诗人杜甫的诗——“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刮骨疗毒，长使英雄泪满襟。”——就明确表达了对历史上诸葛亮的敬意。诸葛亮是儒家价值所肯定的一种形象，他是真正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隐居时真能优游，在出仕时真正做到“鞠躬尽瘁”。关羽则是义薄云天、红脸赤心，而又神武盖世，其中“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温酒斩华雄”和“刮骨疗毒”，都是千古流传的关于他忠、义、勇的佳话。普通市民小说中的江湖好汉也勇力过人，但是他们难免有一些如酗酒、狎妓、斗殴等恶习。而《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既有过人的智力或勇气，又没有凡人的缺陷。这和罗贯中本人倾向于以刘备一方为汉室正统的观念有关。他会把这一方人物的精神品质予以拔高，把人物的特点加以集中与夸张，以至于诸葛亮“神机妙算”的军师形象，通过《三国演义》为全中国人所普遍接受，恰如曹操的奸臣形象，他们和历史上的真人已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由于“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时期，而《三国演义》大的情节框架又有历史所本，《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西游记》一样，其中的人物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读者读《三国演义》想借助历史来鉴往知今，往往把小说所写当作历史上实有其事来看待，人物就当作历史人物来看待。考虑到小说的影响力，所以批评《三国演义》的人认为它“七实三虚惑乱观者”。如诸葛亮的事迹，原本有一些历史上的依据，小说夸张后有酷评谓之“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一个突出的事迹就是三气周公瑾，把东吴的都督气得吐血而亡，但历史上并无周瑜嫉妒诸葛亮以至于亡的事，作者是在斗智过程中又添加了人的心理的较量。
《三国演义》所表现的是乱世争雄的时代，小说场面宏大，情绪高昂，通过对刘备一方正统形象的塑造，实则表达对传统儒家政治重仁政，传统人格重义守信，以及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的赞扬和向往。作者贬曹尊刘强调汉家政权的正统性，又何尝不是对元朝统治的一种婉转的控诉和指责。但英雄终归回天无力，最后的结局是其中最具有儒家精神的诸葛亮鞠躬尽瘁、“出师未捷身先死”。
《水浒传》
宋朝说书中“讲史”与“朴刀杆棒”两种类型的结合，则孕育了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其成书时间与《三国演义》比较接近，作者是施耐庵（生卒年不详，约1296—1370）。
《水浒传》中的人物多活动于“江湖世界”，同时他们活动的一个集中地是梁山，这是外在于市民日常世界的。历来有很多读者把《水浒传》中的人物当英雄好汉看待，因为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集聚在梁山。水浒英雄鲁智深、武松确实有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帮助弱者解脱困境的好汉行为。《水浒传》描写水浒英雄们快意恩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江湖生活，也令那些拘泥于日常生活的凡夫俗子向往。同时，江湖生活是没有家庭的，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中国男性之间令人感动的、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死交情”。
《水浒传》的故事性很强，书中引人入胜的情节比比皆是，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大闹野猪林”、“风雪山神庙”、“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三打祝家庄”等等，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悬念。小说结构简单，基本上是单线演进，以某一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组织情节，再按内容需要连缀起来，某几回合起来就是一个江湖英雄的小传，可以作为单独的故事阅读。
《水浒》中人物的出身很复杂，他们有的是财主官吏，有的是杀人抢劫的强盗，也有的是受人陷害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社会上的游民，他们啸聚梁山，既有“替天行道”的使命感，却也有“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直接的物质欲望。他们仗义行侠，却也滥杀无辜，比如其中的一个英雄武松，他在“血溅鸳鸯楼”这一回中，跟他有仇的只有三个人，但他却杀了十五个人“方才心满意足”；另一个英雄李逵在“江宁劫法场”中杀得性起，上下翻飞的两把板斧结果了不少无辜者的性命。有久居美国的学者因此指出这些情节所体现的中国人对于生命价值的漠视，站在现代的角度审视古人，这一结论不为过。但是考虑到《水浒》成书来于民间说书，这种血腥杀戮所达致的“高峰体验”，恐怕是说书者为营造现场气氛所惯用的手段，这迎合的或许是听众的“低级欲望”——嗜血的欲望，但这欲望却也是人类亘古以来之天性，我们在《十日谈》、《巨人传》中能看见其影子，在今天的恐怖片中也能听到其回声。
作为文人的作者施耐庵，他在把民间说书整理改写成自己的小说作品的时候，不可能不寄托自己的情感和理想。罗贯中强调了汉家正统的思想，而施耐庵则表达了文人建立边功的梦想。他给水浒英雄们定了“替天行道”的使命，即他们没有夺取“天”——政权的想法，他们所要求的是“天”能够接纳他们，为天所用。他们跟随宋江接受朝廷招安，去平定其他的叛乱，这都是文人施耐庵梦想建立边功的折射。所以，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革”期间批《水浒》，批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可以说是对施耐庵意图的准确背书。但梦想终化为乌有，英雄好汉最终只是“魂聚蓼儿洼”。
《西游记》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逾五千年，从祖先留下的远古传说看，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有大行动力的民族。我们在《诗经》中，曾经读到过类似于史诗的对于攻战与征伐的描写，读到过四时农事劳作有声色的记录，见识了鸢飞唳天的气象。这种动的气势，在汉唐臻于极点，至宋文人文学开始走向静的一路。明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几部“奇书”，由于他们都有一个从民间说书“滚雪球”变化增长，最后经文人修改定型的过程，所以小说当中倒包含着更多的“生人”的气息。特别是《西游记》，《西游记》的主角是一只能上天入地、神通广大的猴子。孙猴子悟空保护自己的师傅唐僧前往西天取经，一路上总共遭遇九九八十一难，小说主要描写孙悟空降妖伏魔，战胜八十一难的过程，其中的百变机智引人入胜。而小说的前七回，写的是孙悟空被如来降服之前“大闹天宫”的故事，其间更具无法无天“动”的魅力。
孙悟空原是由花果山上的一块仙石孕育、进裂而生的一只石猴，他在菩提祖师那里学得了腾云驾雾、七十二般变化等本领，他机敏、善变，一身的毫毛变化无穷，拔一根毫毛就能变出一样东西；一个“角力斗云”就能行十万八千里。他在花果山称大王，也到海底龙宫抢兵器，到阴司地府捣乱。天庭最高统治者“招安”，给他封了一个“弼马温”的官职，让他照管“御马”，他嫌官小，打出天宫，回了花果山。第二次玉帝封他为“齐天大圣”，他“遂心满意，喜地欢天”，在天宫安于“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各路神仙以兄弟相称，在他的心理上，最高统治者玉帝并不能凌驾于他之上，他是与“天”相“齐”相平等的。但是天界皇后王母娘娘召开“蟠桃盛会”，请了各路神仙，却没请这名头颇为响亮的“齐天大圣”，他终于明白这“平等”只是自己的幻觉，不禁大为恼怒，以致闯瑶池，用瞌睡虫迷倒众神仙，再自斟自饮，酩酊大醉。酒醉后误闯进太上老君的兜率宫，把太上老君的金丹偷吃一空，后来被愤怒的太上老君捉住，关进炼丹炉中原准备烧化他，不料他反而炼成了“火眼金睛”。玉帝被孙悟空闹得无可奈《西游记》剧照何，最后是如来佛祖降伏了孙悟空，他的手掌化成大山压着孙悟空，五百年后唐僧西行路过此地，搭救他，他就死心塌地跟着唐僧上西天取经了。
孙悟空“大闹天宫”真有如孩童的调皮捣乱，有着孩童一样的不受约束的即兴性，同时又是“造化小儿”似的恣意妄为的痛快和烂漫，即要证明自己作为“造物主”的“权力”。这种权力倒不一定表现为对他人自由与生命的控制，而更在意的是对自己生命与自由的掌控力，以及造化——造物的本领。孙悟空的毫毛能变化无数，就包含着造物的幻想。
《西游记》是童话色彩很浓的神魔小说，这一点从小说人物的动物性上看得最为明显。孙悟空无疑是一只猴子，他有着猴子的活泼、机灵、顽皮。孙悟空的搭档是一名猪形神仙——“天篷元帅”猪八戒。他长得肥头大耳，好吃懒做，外表及习性与人们对猪的认识接近；性情上猪八戒认死理、不开窍，正与人们所谓“猪脑子”相吻合。佛教教义规定的八戒是指：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高广华丽床座，不涂饰香鬓及歌舞视听，不食非时食。而小说中的猪八戒好吃好睡好色好妄语好杀生，与他的名字正相反，但猪八戒的所好，正是凡人的所好。这里又流露出作者的嘲讽。猪八戒有小聪明，但在孙悟空面前就显得十分弱智，屡次三番想耍小聪明，却总被孙悟空识破，而且反被孙悟空制服。但这两人并不是什么对立面，而恰都是表现了人性的多样的欢喜，就像中国文学如果仅有《三国演义》所夸大的人的“智慧”——或者说“权谋”，而没有《西游记》孙猴子的灵动戏谑，仅有《水浒传》所宣扬的男性之间的生死与共，而没有《红楼梦》大观园中哪怕是如春花般短暂的女性的乐园，那都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会使得这个民族文学的面相有所缺失。
孙悟空闹天宫、后来西天取经途中遇到的神魔，也多是由动物精变来的，或本身就是动物。种类繁多，地上跑的有牛、羊、马、鹿、象、虎、豹、狐狸、老鼠、蝎子，天上飞的有大鹏、鹰，水里有龙、乌龟、螃蟹、虾等，而花果山有群猴，豹头山有群狮，青牛山有群牛，这些动物都保持着自己的特征和习性，而小说的视角，恰如儿童的视角，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活泼的想象。
唐僧取经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唐朝僧人玄奘（600—664），为了求得佛教的真义，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从长安（今西安）出发，只身前往印度取经。沿河西走廊出玉门关，穿行新疆，出中国国境，沿途穿越当时西域的一百多个国家，路途艰辛，最后到达印度。他在印度待了十多年，于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历史上的玄奘是一个有担待、能行动的大好男儿，但在小说中他则患得患失，面慈心软，常常姑息养奸。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游记》的主角已经转化成孙悟空，而孙悟空的大胆精明只有在唐僧的怯懦糊涂的陪衬下才显得更为清晰。因此，阅读《西游记》，最好还是把它当作关于孙猴子变化万端的童话故事，而不把它当作关于西行取经的艰难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