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似乎有这样一条规律:文治不奏效,施以武治,武治再不奏效,就用特务统治。如果特务统治再不奏效,那就只好不治了。
由此看来,特务统治是政治腐败、统治无力、自信心不强的集中表现。
中国的封建社会实在是一个告密者的国度,扳起手指数一数,每个朝代都有许多因告密而发迹的人,都有许多因告密而制造出的冤案,因告密而成事者,似乎远比那些堂而皇之地抗颜直谏而成事者要多得多。
光天化日之下的世界很萎缩,阴沟里的事业却很发达,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之一。何以会如此呢?盖因权力集中于一人之身之故也。帝王一人专权,权力就不得公开,权力既不得公开,便需一些秘密渠道通其内外。告密及告密者便由此而生,特务及特务统治也由此而生。
其实,中国历代都有特务和特务统治,只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这样或那样罢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务统治也逐渐完备起来,到了明朝,就已熟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真叫“灿烂丰富”。
明朝特务统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期和复杂的历程。如果探其源头,还得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
朱元璋起自布衣,南征北战以登帝位,确实不易。除去开国时的巩固政权的需要不说,朱元璋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对他多疑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朱元璋最初投奔郭子兴,作战十分勇敢,甚至成为郭子兴的女婿(郭的义女马氏嫁给朱元璋,后被册封为皇后),但郭子兴却经常疑忌朱元璋,不禁屡次夺他兵权,还差点因此送命,尤其是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多次设计,要置他于死地。朱元璋这段痛苦的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人心的复杂和险恶,在他称帝之后,对人就加意防范。
当然,明朝初年朝政吏治确实混乱,朱元璋为了使社会尽快地安定下来,一方面改革官制,集中权力;一方面实行严刑峻法,残酷杀戮。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为了防止群臣密谋造反,他特设锦衣卫,由自己直接掌管。他把锦衣卫派往四方,弄得满城满国都是,不要说大事,就是大臣头天晚上在家请客,吃了什么菜,作了什么诗,发了什么牢骚,为什么生气,朱元璋都无所不知,第二天上朝,当面对证,群臣无不惊骇。
但就是在这样严密的统治之下,丞相胡惟庸还勾结内外,进行谋反,差点把朱元璋杀掉。因胡惟庸谋反案而被杀掉的有三万人之多,后来又兴蓝(蓝玉)党大狱,杀掉了一万五千多人。两次杀人好几万,朝中功臣勋旧几乎扫荡一空。朱氏政权总算稳住了脚跟。
朱元璋死后,其孙即位,是为建文帝,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不服,起兵造反,打败了建文帝,登上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在反建文帝的过程中得到了太监的支持,从此,朱棣十分宠信太监,明朝的宦官专权,从此开始了。
朱元璋所设的锦衣卫,下辖十七个所,有五六万人之多,而一般的卫只有五个所,最多也不过五千人。这还罢了,关键是锦衣卫可以不经任何官吏和法律程序,可直接把有关任何人的情报送到皇帝手里。
到朱棣时,他感到一个锦衣卫不够使用,特别是锦衣卫是外臣,情形难以捉摸,而且权力越来越大,如果没有一个机构来约束它,恐怕不妥。于是,他就抽取身边得力的宦官,开设了东厂。东厂既可行使锦衣卫的职能,又可控制监视锦衣卫,又旦夕在朱棣的身边,易于了解和掌握,这样,明成祖朱棣觉得放心多了。
这两个特务机构,到了宪宗朱见深手里更为完备和发达,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特务统治的顶峰时期。宪宗时期的政治比太祖和成祖时远远不如,宪宗的父亲英宗在土木堡惨败中被瓦剌首领也先俘虏,带到北方达一年之久,宪宗朱见深当时被立为太子,接着就由他的叔叔朱祁钰即位,后来迎回了英宗,但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也被废掉了,景帝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朱见济又病死。在朱祁钰病重时,大臣又发动了“夺门之变”,让英宗复辟,从弟弟的手里讨还了皇位。英宗死后,朱见深才即位为宪宗。这一复杂的政治历程,不仅使朱见深感到难以把握,就是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宪宗只有继承祖宗的传统,大力发展特务统治了。
特务首领、太监汪直应运而生。
汪直是大滕峡人(今广西桂平人)。瑶族,在宪宗去南方平乱时被俘获,入宫初期服侍宪宗的宠妃万贵妃,由于聪明伶俐,会体贴人意,博得了万贵妃的欢心。特别是他能尽心尽力地替万贵妃纳贿敛财,以至于万贵妃觉得应当对他有所报答,于是,万贵妃就在宪宗面前极力推荐汪直,宪宗禁不住耳边风的吹拂,就让他做了掌管御马监的太监。
汪直成为锦衣卫,出自一个偶然的机缘。有一个叫李子龙的术士,说自己能呼风唤雨、驱鬼招神,且能预知人世间的无常祸福。内使鲍石、郑忠等人对此深信不疑,就把他推荐给宪宗,经常出入宫禁,和宪宗一起登山游乐,虚弄骗术。时间长了,这李子龙竟然和几个内使勾结起来,想谋害宪宗。但做事不秘,竟被锦衣卫侦知,于是一并逮捕斩首。这次阴谋虽未成功,但对宪宗的震动却非常之大,他不能不严加防范。于是,他让汪直改换成锦衣卫军官的衣服,带着锦衣卫出去,到街市之上盘查。
汪直抓住这一机会,极尽表示自己的忠诚和尽职,他经常微服私行,把一些街谈巷议、官民举动,无不汇报给宪宗。此时的宪宗正没有安全感,觉得无人可托为心腹,汪直的这一举动,恰好迎合了宪宗的心理。引得宪宗倍加高兴和信任。宪宗想,锦衣卫和东厂都是前人设立的厂卫,人员情况把握不准,不如自己设立一支亲信队伍,以控制其他的厂卫。于是,宪宗下令,设立西厂,总督西厂的人选当然就非汪直莫属了。
汪直一任西厂总管,立刻身价百倍,权势陡然上升。但汪直绝非一个昏虫,他知道,如果想扩大影响,必须沽名钓誉。他时时注意,寻找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南京镇监覃力朋是个骄横跋扈的人,而且十分贪婪。
在一次往朝廷进贡以后,他用百艘官船装运私盐,大摇大摆地沿运河南下。盐、铁专卖是明朝的法律,私运者一律处死,但覃力朋权大性凶,无人敢管。走到武城县的时候,一个大胆典史居然要查阻盐船,覃力朋哪把他放在眼里,当即挥拳打落了他的一对门牙,还顺手刺死了他身边的一人。汪直接到这一案件,立刻传报四方,大造舆论,并马上逮捕了覃力朋,查他贩运私盐、殴打官吏、滥杀无辜的罪行。汪直奏告皇上,坚决要求将覃力朋处死。
明宪宗像宪宗虽然最后没有处死覃力朋,但觉得汪直秉公执法,又忠心耿耿,对之信任有加。一般官民也认为汪直刚正不阿,因此,汪直声誉鹊起。
汪直见权势已固,就使用特务手段,大造恐怖气氛,对朝廷官吏横加逮捕、杀戮,对一般的民众,更是滥施淫威。由于西厂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将人逮捕、处置,只须奏明皇上即可,西厂也就变成了一个无理可讲的魔窟,汪直欺瞒皇帝,很多案件并不奏明皇帝,擅作处置,因而许多民间斗鸡走狗、丢斧失钩、口争械斗之事往往被处以重刑乃至极刑,很多人不明不白地死在西厂。就是一些朝廷官吏,也象鸡狗一样被汪直随意处死。
例如,建宁指挥使杨晔与其父杨泰为仇家诬告,逃到京城,藏于姐夫董王的家中,董替他向韦瑛求情,韦瑛是西厂的锦衣百户,是汪直的心腹之人,因此,韦瑛虽在表面上答应董,但为了邀功,立即报告了汪直。
汪直一听,沽名钓誉的机会又来了,便立即逮捕了杨泰父子,严刑拷打,杨晔挨刑不过,便自诬犯了受贿罪,把一笔钱寄放在做兵部主事的叔叔杨士伟家里。汪直得了这个口供,也不继续调查清楚,就立刻逮捕了杨士伟。结果,杨晔因受刑过重,死在狱中,杨泰被处斩,杨士伟被贬职。
此案一出,京师百官人心惶惶,唯恐落个杨家的下场。
汪直不把小官放在眼里,即使当朝的一、二品大官他也视若无物。
一次,兵部尚书项忠出门,正遇上汪直,项忠自行其道,并没有主动给汪直让道,结果惹得汪直大怒,当面加以羞辱,并扬言要找个碴儿惩办他。汪直之耀武扬威,可以说与皇上无异,他每次外出,车驾护从,塞街填巷,所有行人,纷纷避易,莫敢与之争锋。在这种情势下,朝中的许多大臣,如郎中武清、乐章,参政刘福,行人张建纲都被冤捕入狱。
朝中人人自危,不能自保,于是,许多正直之人纷纷要求罢免惩处汪直。
历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反对奸官佞臣的,武将并不首倡其议,文臣当中,也少有人出头,倒是每每具有大学士身分的文人学者做出头的椽子。这次,又是一位名叫商辂的大学士率先上书说:
近来秘密侦察太多,政令实行得太急促,用刑太密太重,使得人人疑惧,惶惶不安。这都是因为陛下把这些事委于汪直决断,而汪直又把这些事交付给一群小人的缘故。现在,宫廷之内和宫廷之外都骚动不安,怎么能保证没有意外之祸发生呢?过去曹钦反叛,也是由于奸臣激变而致。一旦祸患兴起,就很难一下子平息下去。希望陛下能够圣心决断,撤销西厂的设制,罢免汪直以便使他得保首领,诛杀韦瑛以便使他罪有应得,那么臣民就会心悦诚服,也就会妥帖无事了。否则,天下是不是十分危险,实在是很难预料的啊!
对于如此恳切诚挚而又实事求是的奏章,昏庸的宪宗看了一遍,竟当众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用了一个太监,怎么足以危乱天下!”这还不够,宪宗还专门派人去指责商辂。使臣怀恩见了商辂,商辂不慌不忙地数出了汪直的三大罪过:一是擅捕三品以上京官,为第一大罪;二是擅自拘禁逮捕大同、宣府等边防重地的守备多至二、三人,造成军无主帅,边防危急,是第二大罪;三是到皇上的根本重地南京擅自搜捕,是第三大罪。怀恩听了,吓得直吐舌头,当即转回去向皇帝汇报。
恰在这时,兵部尚书项忠也率九卿一起奏劾汪直,宪宗感到压力很大,迫不得已,只得于公元1482年(成化十八年)撤销了西厂,把汪直仍斥回御马监。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宪宗对汪直的好感未变,对西厂仍念念不忘,因而只要一有机会,西厂就会重立,汪直也会再去。
果然,机会来了。御史戴缙,九年没有升官,十分郁愤,琢磨了很久,忽生一计,看到皇上仍然十分宠信汪直,索性迎合上意,也许从此便会飞黄腾达。于是上书,极言汪直如何如何公忠体国,在西厂立有多少功劳,又说西厂极当重要,以除奸佞,安国家,不仅可为今日法亦可为万世法等等。宪宗一听,正中下怀,即刻下诏再开西厂,汪直又走马上任。
汪直走马上任以后,愈加肆无忌惮,他复出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陷害项忠。他指使东厂校尉污告项忠,宪宗不分清红皂白,就同意逮捕项忠,并把他交给有司审问。主管人员知道这是汪直的主意,虽然审来审去拿不到把柄,还是把项忠定了罪,连和项忠一起弹劾过汪直的六部九卿也被诛连,一起遭到了贬官的惩罚。首先上书弹劾汪直的大学士商辂,也被罢免。自此以后,朝中无人敢与汪直争锋。
汪直排斥了异己,就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其中王越与陈钺两人富有戏剧性的升官,可以使人窥见宪宗朝腐败之一斑。
王越是一个卑鄙小人,他看准了汪直与项忠势不两立,就投机钻营,大肆污蔑项忠,每次与汪直谈起项忠,都作咬牙切齿之状,在诬陷项忠的过程中,王越也大立其功,因而在项忠被削职为民以后,王越竟因汪直的推荐而被提升为兵部尚书。
公元1479年(成化十五年),汪直受命巡边,边防官吏畏之如虎,莫不执礼甚恭,甚至站在路边等候迎接。但镇守辽东的兵部侍郎马文升对汪直的作为感到不满,独表示愤慨,汪直就与陈钺合谋,把陈钺扰边的罪责一古脑儿转嫁到马文升身上。原来,陈钺滥杀边民冒功,激起民变,马文升前往剿抚,才得平定。由于汪直的奸诈,结果马文升被贬谪边。
陈钺细心揣摸汪直的心意,觉得汪直没有战功,应当为他创造一个立功的机会。于是,就假报边警,宪宗让朱宁统兵,汪直做监军,到边境转了一圈,就“凯旋”了。这次出征的结果有两条,一是杀了许多无辜边民,抢了许多财物;二是朱宁被封为保国公,陈钺升为右都御史,汪直加了奉禄。
王越见陈钺由一个统罪之身轻而易举地升官发财,不禁眼红起来,也依样画葫芦,假称边关有警。宪宗也不问明原委,只管稀里糊涂地发命令,再次让朱宁领兵,王越辅助,汪直监军。“凯旋”之后,各有升赏,王越如愿以偿,被封为威宁伯。
王越和陈钺成了汪直的心腹爪牙,时人把他俩比作两把“钺”(古代的一种斧子),莫不畏惧。
但偏偏有一个善于戏谑的小宦官阿丑看不过去,就设法在宪宗面前揭露汪直和“二钺”的不法行为,以引起宪宗的警觉。一天,阿丑在宪宗面前扮戏,装作街头醉汉的样子,胡说乱骂,宪宗听了,不禁解颐。
另一小宦官扮作一个行路之人,大声喊道:“××官长到了!”阿丑不理,谩骂如故。一忽儿又上了一个太监,大呼道:“御驾来了!”阿丑仍然不理。最后,小太监上来急呼:“汪太监来了!”阿丑立刻现出惊慌之状,连忙起身往回就跑。来人故意喊住他问道:“皇上来了,你都不怕,怎么单怕汪太监呢?”阿丑答道:“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皇上。汪太监可是难惹呢!”宪宗在座,听了这些话,不禁暗中点头。
阿丑早已注意观察宪宗,见他已被打动,便进一步把戏做下去。他仿效汪直的衣冠,持两把大斧而行,旁边的伶人问道:“你拿这斧子干什么?”阿丑道:“是钺,不是斧!”又问他为什么要持钺而行,阿丑答道:“此钺可非同小可,自点兵遣将,全靠此二钺!”旁边的伶人又问:
“什么钺有如此威力?”阿丑笑道:“怪不得你是一只呆鸟,竟连王越、陈钺都不知道!”宪宗听了此言,微微一哂。
至此宪宗对汪直也有忌惮。恰在此时,御史徐镛又上表弹劾汪直说:
“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互为表里,肆意罗织文告,擅自作威作福,以至兵连西北,祸结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逐渐羽翼丰满,令人心寒。希望陛下能明正典刑,以此作为恃权胡行的奸党一鉴戒!”
可谓墙倒众人推,汪直集团内部也因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把汪直的一些不法隐情全都报告了宪宗,宪宗终于决定处置西厂。宪宗先撤了西厂,驱逐了汪直的心腹死党王越、戴缙等人,因韦瑛和陈钺此前已犯罪被杀,没有追究。但宪宗并未彻底惩处汪直,仅是把他免官放逐,使其得保残生。西厂虽撤,汪直等虽被逐,但东厂还在,锦衣卫还在,明朝的特务统治依然如故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