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负责人在接待室门口探了两次,他烧的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了呀!袁勤生马上刹车,说:“具体的我就不展开了,我手头有份材料,请你们带回去,给我们多提意见。现在,还是请大家解决了温饱问题再说,到我们的食堂体验一下职工的生活。”
“好,好!”郑必坚和龚育之两位部长齐声说。
和李强对话
李强:“人才问题确是发展中的大问题。”
1987年5月11日,江南仪表厂迎来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外贸部部长李强。
李强,原名曾培洪,1905年出生于江苏常熟,是上海南洋路矿学堂(东华大学前身)土木工程专业的高才生。1925年“五卅”运动中,20岁的李强当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回到家乡组建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20世纪30年代,李强在上海参加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不仅研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还创建了第一座秘密电台;他的“发信菱形天线”理论,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强担任新中国首届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从1952年起,他担任了29年的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部长,为新中国的外贸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强十分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于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就在常熟建设起外贸生产基地,对常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此次他由常熟市高政市长等陪同,参观考察了常熟多家乡镇企业。这天来到江南仪表厂,对各个车间逐一考察,还不时地问这问那。在接待室里,他和袁勤生探讨起企业的人才问题。
李强说:“袁厂长,你们厂肯定有一大批技术人才,否则是开发不出如此高精密度的仪表产品的。”
袁勤生说:“是的,我厂确有一批技术人才。但我们的技术人才,绝大部分都是在企业内部‘挖掘’和培养的。当前有一种倾向我并不赞成,就是盲目地向外引进人才,认为外面的人才总比本厂的人才好,这和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是一个道理。我认为,企业需要各种人才,光把眼光盯在外界去引进人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让内部不断地‘产生’人才,不就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了?”
“是呀,如果能在企业内部产生人才,满足企业生产发展需要,岂不是件最大的好事?袁厂长,你说说你们企业是如何培养人才的?”李强说。
“我们厂培养人才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一是创办技工学校,招工实行进厂先进校,从源头上提高职工素质,打造人才基础。二是挑选优秀职工有目的、有方向地外出深造,有的放矢培养人才,同时鼓励职工自学成才。三是不看文凭看本领,不计资历论业绩,不拘一格启用人才,并给有特长的职工以合适的岗位。四是建立职工智力技术开发基金会,培育职工的自我创新精神,有意识地激发人才活力。一旦人才有了创新发明和突出贡献,上光荣册,让其终身受益。五是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使用和教育,对他们进行重点培养,进行人才储备。
六是向外引进企业的短缺人才,但向外引进是放在第二位的。”袁勤生说。
李强听了频频点头,说:“人才问题确是发展中的大问题,是企业竞争的关键所在。”
袁勤生说:“是的,面对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场人1987年5月11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外贸部部长李强回乡视察江南仪表厂。
才争夺战已经打响。在这个战役中,应该处理好人才的‘拥有与发展’、‘养才和用才’的关系,切勿好高骛远、盲目引进。现在不少地方高薪聘才,高薪养才,房子、车子、票子和位子,配套重药,似乎政策的分量越重,就越能引进到一流人才。这样比拼优惠政策,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不利的。”
“你说得对。地方和企业应该克服盲目性,更不能搞政策攀比。
现在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人才也应该提倡讲一点奉献,最起码的是合理索取。总的来说,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李强不时地夸奖袁勤生领导有方,说他“很会动脑筋,点子多,办法多”。还说“我为家乡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袁勤生要李老“将江南仪表厂看成是自己的工厂,有空就回家乡转转,给工厂把把脉,指指路”。
会见的气氛热烈而又轻松。
会见结束后,袁勤生领着李强走上江南仪表厂发动职工在业余时间义务劳动,用建筑工地上的废断砖砌成的党员活动室——“南湖船”。李强颇有风趣地在船舱中坐下,向袁勤生发问:“你知道这船是如何保养擦桐油的吗?”没等袁勤生回答,李强接着说:“要在很热的夏天,把桐油煎得沸滚,再用布扎成小棍子,不能怕手烫,就在船木板上搓擦。”袁勤生说:“李老你知道得很多呀!当年我父亲的木船,就是用这种办法保养的。”李强听后笑了起来。
和王殊对话
王殊:“你这个班长不同寻常!”
1990年3月的一天,着名外交家王殊回常熟省亲,来到江南仪表厂访问。
王殊,1924年10月出生于常熟王庄镇,早年于复旦大学肄业,曾任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东亚组副组长,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马里、加纳、古巴、联邦德国分社记者,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大使,《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这次回乡,是他刚离任奥地利特命全权大使,即将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王殊的到访,受到了江南仪表厂全体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
在江南仪表厂的“南湖船”接待室里,袁勤生亲切接待了王老前辈。
袁勤生说:“王部长,我父亲叫袁文炳,他老人家一直教导我们几个子女,要像对门王殊老伯伯那样有出息。”
王殊立即兴奋起来,说:“噢,你就是袁文炳的儿子,我认识你父亲的,我们是老邻居。”
“这次你能到我们江南厂,我们全厂职工都很高兴,你是自家人,要对我们多提意见啊!”
“我这人别的没本领,就是敢直言,当年我在毛主席面前直言,才和德国建立起外交关系的。”
“那好,那好!”
接着,袁勤生向王殊汇报了这几年企业的发展情况。
王殊听了非常兴奋,说:“在此前,我曾听说过江南仪表厂的情况,此次来感受大不一样,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呀!我真为家乡有你这样一位闻名遐迩的企业家而自豪。”
袁勤生说:“王老你过奖了。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现在党和政府给了我们太多的荣誉,让我们压力不少呀!”
“压力变动力嘛!你不要谦虚了,说说你当好厂长的经验吧!”
王殊说。
“经验真的说不上,就说说体会吧!”
“好!好!”
“我觉得,一个企业领导者,首先要有事业心。有了强烈的事业心,就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与企业及社会的本质联系,就会在实际工作中,面对困难和挫折而坚忍不拔,始终以事业为重,对工作充满信心;就会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就会有可贵的敬业精神,不断开拓进取,追求卓越。我所领导的江南仪表厂,不能说已取得了多大的成绩,但从我本人来说,对企业是热爱的,尽管体制不断变化,改革步步深入,我都一如既往,倾注了全部心血。我认为,人生一世,不能平平庸庸,干就要干出一点样子,要有所建树。回顾企业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作为一名企业领导者,其中酸甜苦辣的滋味都尝过,有工作胜利后别人难以体会的喜悦,有上级领导、兄弟单位和企业干群的鼓励和支持,有来自工作、家庭、同事之间的烦恼,也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形形色色的非议。别的不说,我把绝大部分的节假日和个人的情趣爱好,都奉献给了企业。”
“你的企业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你在其中起了主导性作用。
当然是和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分不开的,但离了你这个厂长,没有厂长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那是不能想象的。很了不起呀!”王殊说。
袁勤生说:“一家工厂,或者说是一个单位,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王殊说:“对的,但一个班子的团结,关键在于‘班长’。”
袁勤生说:“10多年来,我们厂领导班子成员有上有下,有进有出,但没有一个带情绪的,更没有结怨的。当‘班长’的应该作风正派,心胸宽广,坚持按原则办事,坚持以工作好坏取舍,绝不能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要做到亲者不迁就,疏者不记仇。襟怀坦荡,真诚待人。如果一位‘班长’能长期而不是暂时地起表率作用,那么,整个班子和下属就会团结在这个‘班长’周围,歪风邪气也不会抬头。有句话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我认为,有了矛盾冤冤相报的话,地球毁灭就有可能了。试想,你对他不满,他对你更不满;你当面骂他,他在背后给你做小动作。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矛盾逐步升级,何日能了?问题在于,当‘班长’的要坚持原则,妥善处理问题,讲究领导艺术,解决各种矛盾。应该说,绝大多数干部职工是通情达理的,但也有一些单位某些干部或职工做错了事,被领导批评或处分后,却是耿耿于怀,不去检讨自己的错误,而是千方百计找领导碴子,或背后议论,或写匿名信诬陷,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报复。我觉得进行报复的这些干部职工固然不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素质问题,但我还是要公正地指出,你‘班长’在处理这些干部职工时,是否有不到之处,或者说有错误的地方,以致他们怀恨在心。有才能、有领导艺术的‘班长’,批评一个人,或者处理一个人,要使他们心服口服,不仅不记仇,而且还要感激你对他的帮助和挽救。”
说到这里,王殊插话说:“我知道你在企业中推行干部自报聘用制,干部队伍已形成了正常交替的格局。副厂长就下去了好几名,有不少干部当了一般管理人员,也有的下车间劳动。他们下去后工作的积极性都很高,都尽职尽责,干群之间十分和谐,这说明你这个‘班长’当得不同寻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