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人海中相识是一种机遇，从相识到相知，更是一种缘分。我和袁勤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相识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常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之时，我从常熟机械总厂调入常熟市政府办公室当工业秘书，和同去的章迈、张嘉成（张嘉成走后，又来了李晓敏）一起，在分管主任胡韬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是为分管市长芮福明、吴嘉哲服务。我负责乡镇企业这一块，自然和早就“红”了的乡镇企业家袁勤生有相当多的联系。
其时，被誉为“三驾马车”的常熟市委书记孟金元、市长高政、常务副市长芮福明，对乡镇工业抓得很紧，每年要召开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春节以后的全市工业系统总结表彰大会，一次是年中的工业企业经验交流大会。全市工业的工作报告通常是由芮福明做的，这位秘书出身的常务副市长对报告写作要求很高，必须凸显“生动”和“实在”。而“生动”离不开观点新鲜，典型事例独特；“实在”，需了解基层情况，提出的意见切实可行。会议召开的一个月前，我们几个小秘书都要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有时由芮福明副市长亲自带着，有时分别跟随市政府办公室曹保龙主任、胡韬副主任（后来升为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副市长）、马石副主任（后来升任为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常熟市地税局局长），来到几个先进乡镇和先进企业，听取他们的工作经验介绍和有关建议。
我们大多是先到其他地方转一圈，然而再到江南仪表厂。江南仪表厂是每次会议召开之前我们的必到之处。因为袁勤生总有新经验和新点子，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能讲，而且讲的话我们在写报告时一般都能派上用场。回来后，我们躲进市委市政府的中巷招待所闭门造车，一周左右连家也不回，吃住在那里。那时候曹保龙主任有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兴冲冲上王庄，悲切切写文章。”这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们写报告的情景。因为写报告费尽心机，虽然是2万左右的文字，却是绞尽脑汁一个字一个字打磨出来的。写出来后，总是担心领导那里能否通过。
从调查研究撰写报告到采写大会交流材料，我每年要去江南仪表厂多次，和袁勤生从一般接触，发展到相当熟悉。1988年，我在常熟市政府办公室工作期间写下了第一部报告文学专集《沃土劲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一篇题为《俯冲于改革的热土上》的中篇作品，写的就是袁勤生。这一作品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袁勤生请缨到江南仪表厂当厂长，随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贯彻“以人为本”
理念，采取独特的管理方法进行治厂，并取得了显着成就的生动故事。《沃土劲草》是常熟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报告文学集，因而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着名散文家谢大光是这样评价我这部集子的：“……作者和文章中所写的对象不仅是采访者与被采访的关系，他本人是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因此，他所写的人物，自有一股可贵的乡土气息，并非一般走马观花的作家所能达到的。”真像谢大光所说的那样，我和袁勤生是朋友关系，相互之间有什么事，随时都可进行交流，所以对他的情况相当熟悉。
后来，我又写过一篇中篇报告文学《常熟的中国第一》，发表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钟山》杂志（1991年第4、6期）上。里面介绍了全国最大的民办专业商场常熟招商场、在全国率先兴办合作农场的元和村、中国第一家去国外办厂的乡镇企业常熟丙纶厂等8个“中国第一”。其中就有新中国第一位撰写理论专着的农民企业家袁勤生。文章起首就开明宗义：“他叫袁勤生，今年48岁，矮矮的个子，相貌平平，但只要你一来到他领导的那个花园式工厂，就会觉得此人非同一般，如果你随手翻阅他所撰写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就会从字里行间领悟到他不仅是个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个才思敏捷的思想家……”
1989年年中的一天，袁勤生把我找去。那时他已住在常熟虞山镇粉皮街上，他说他准备出书，问我能不能出。我说：“能呀，你应该出书了，你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素材，只要整理出来进行归纳就是了。
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本由企业家写的企业管理方面的书，你出版专着，说不定是开全国乡镇企业家之先河呢！”
他说他有8盘录音磁带，都是去各地讲课时录下的，每次讲课都在两小时左右。但要出一部书，这8盘录音磁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我的帮助。我答应他在文字整理方面帮忙。其时我在常熟市文联工作，找来了《常熟日报》副刊编辑俞小红。我俩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磁带上的录音整理成文字，并和袁勤生一起商量有关标题。当然，袁勤生的工作是主要的，在8盘讲课磁带文字的基础上，按照系统性的要求，又增加了不少内容。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龚维才出了不少力，使其从出版书籍的专业角度更趋系统性和合理性。这本书，就是震动经济界、理论界的《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
毋庸置疑，《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的出版，对于袁勤生声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我敢肯定，中国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一部民间人士写作的书籍，能这样一版再版，总印数高达5.5万册，而且出现无数人求购，必欲得此书而后快的情况。该书是袁勤生10多年治厂实践的高度总结，是他“四改一渗透”经验和“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全面展示，是一部用大量生动实例堆砌起来并高度提炼新鲜观点的管理专着，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企业管理者的热烈欢迎。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我之所以要赘述上面的话，只是想告诉读者，虽然袁勤生是个大企业家，现在是身价亿万的大富翁，而我仅是一名文字工作者而已，但我们之间是“相知”的朋友关系，双方在大多数地方能够并容易沟通，由我创作，介绍袁勤生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聚焦“袁勤生管理思想”的闪光亮点，自认为是比较恰当的。写这部书的起因，是我应《中国纪实文学》
编辑之约，写了3万余字的报告文学《农民思想家袁勤生》。该稿交袁勤生审核时，可能他觉得我没有把他的思想理念写透，建议我扩写成一部书。于是，我重新构思，大量广泛地收集素材，并多次反复采访袁勤生，和他一起回忆20世纪80年至90年代那些难忘岁月。
我在“后记”中要说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袁勤生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他站在关注社会发展，关注国家命运的高度，将企业作为实验园地辛勤耕耘。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大多数人还是一头雾水的情况下，他却有着清醒的头脑，并且锐意创新，破冰实践，提出并总结出一整套“以人为本，开明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独特经验，对全国经济领域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这套理念和经验，在当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高瞻远瞩，意识超前，思维活跃，目光敏锐。用他的话说就是，“人未思我先思，人未行我先行”。他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关注，具有相当高的敏感性，所思考的问题也入木三分。最近，他对惩治腐败有独特的见解。有人说他“矮子肚里疙瘩多”，这是一句方言，其意是人虽然矮小，但是思想灵敏，考虑问题深刻，点子多。这恰恰是一个思想家的明显特质。如今他已届古稀之年，但丝毫看不出是一位老人，仍然手脚灵便，思维敏捷。和他交流，仍然像往年一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时地妙语连珠，甚至语惊四座。
我在写作过程中，始终不渝地把握“传记”和“思想家”这两个写作要求。所谓“传记”，就是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要把袁勤生的主要生活工作经历写全写生动，突出重点，注重细节，以此刻画人物，不能只抓西瓜忽视芝麻，更不能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所谓“思想家”，就是研究思想、思维和思考模式并且形成思想体系的人。我在本书中尽量突出袁勤生对企业管理、社会管理勤于思考，精于研究，善于总结，从而形成“袁勤生管理思想”这一亮点，把他的“以人为本”管理理念和他的观点、他的思想内涵、他的改革创新实践写深写透。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农民思想家”。我的写作初衷，是要让读者看完这部书后，对袁勤生这一“思想家”头衔，有一个全面、深刻的印象，从中获得启发。所以反复打磨，不断地修正加工。初稿写成后，袁勤生进行了细致的审读，并补充了不少生动细节，才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的。
2013年3月，袁勤生将度过他辉煌的71周岁生日。《中国农民思想家》一书的出版，也算是笔者奉献给相处了近30年的老朋友的一份礼物。由于水平有限，也许没能将他的丰富人生和独到思想生动地表达展现，内心真有些忐忑不安，盼望老朋友能多多包涵，也盼望广大读者拨冗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