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没有人注定渺小，只要你敢于拒绝平庸；没有人注定失败，只要你敢于攀登。是的，莎翁拒绝平庸，他最终成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杜甫敢于攀登，他最终成为一代诗圣。是否有一颗强者之心，一颗超脱平庸的心，是平庸与出众者的分水岭。每一个拥有梦想敢为梦想奋斗的人，就是最伟大的人。但眼下，我面对的是要蹚过这漫长的峥嵘岁月，要在荒漠的原野上狂奔，要在汹涌的波涛中搏击，要在熊熊的烈火中锤炼，经历一个艰难的蜕变……
——袁勤生语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受了天灾与人祸的双重考验，遭受到“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运动的频繁干扰。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苦难年代，这是一个激情磅礴的峥嵘岁月，每一位中国人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然而，风雨洗刷尘污，坎坷锤炼意志，磨难催化成熟，腐朽孕育新生。中华民族虽然是多灾多难的，却能在磨难中复兴。
这一时期的青年袁勤生，从一个回乡知青的茫然若失，当临时助征员的战战兢兢，到白泥工场、农机厂主办会计的业务钻研，再到参加“文革”的激情涌动，后又走上公社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岗位，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蜕变成长过程。他的路走得并不轻松，摸爬打滚，跌宕起伏。但一路走来，有他可圈可点之处，有他智慧光芒的时时闪烁。
临时助征开票
1962年年初，袁勤生从元丰纱厂回到王庄，这是他父亲袁文炳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可能像街道对面的王殊那样，年少时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后来当新华社记者，往后官越做越大，当联邦德国大使，任外交部副部长，听说还见过毛主席呢！他也知道王殊的家境和自家的不一般，而且他有那份机遇。自家儿子是不能和王殊相比的。但是他想不通，勤生刚有份工作，而且干得也不错的时候，就被下放了！这“下放”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下放”？“下放”和古代把犯人驱逐到边远地区去的“流放”有什么区别呀？袁文炳始终弄不明白。
此时的袁家已经入社，原有的那条木船也归集体所有了，袁勤生回到家，等待他的是扛着锄头、挑起粪桶，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田间耕作。可他仅一米五多一点的个头，体重不足45公斤，那单薄的身子如何长期承受笨重的体力活呢？
爱子心切的袁文炳左思右想，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儿子下地。
于是四处活动，求有权者开恩，让他们的勤生在乡政府下属机构谋个差事，哪怕是做临时工也行。
袁文炳在当地本来人缘极好，他当初做“航船”生意，后来临时跑运输时，谁家要捎一点小东西，他都不收钱。谁家想搭个顺风船，他也是尽量满足要求。如今他有这个请求，又知道他的大儿子勤生聪明伶俐，人瘦小确实不是做体力活的料，都着力帮忙，有人甚至帮他去找了公社的一位副职领导求情。后来，经他当时在王庄供销社工作的大姐夫陈尧卿的努力，总算让袁勤生去了王庄粮管所做临时助征员。
为什么叫临时助征员？因为粮管所的工作季节性很强，到了秋收秋种时这里的工作分外忙碌，需要有人临时“助征”。袁勤生的工作是帮助看秤，或者是协助缴粮的农民将过秤后的粮食倒到库中。虽然这是一份不太轻松的杂活，可袁勤生十分看重，知道这工作来之不易。他每天提前到岗上班，将收粮的准备工作做妥。工作中，处处认真细心，热情对待前来缴粮的农民。下班后，做好打扫工作。
袁勤生的表现，得到了站领导的肯定。
征粮工作结束，其他助征员回去了，他却被留下来当开票员。
这开票员的责任不轻。其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阶段，县政府对困难农户要发放为数不少的救济粮，袁勤生的工作，是将县政府下达的救济粮指标及时地通知到生产大队，并给各个困难户下发《粮食救济证》。困难户拿到这本《粮食救济证》后，分多次前来粮管所领取粮食。袁勤生一方面进行核对，在那本《粮食救济证》上做好领粮记录，另一方面开具票据，发粮员凭票据给困难户发放粮食。这工作十分琐碎，不能有半点马虎，必须认真、细心、负责。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磨难，这些磨难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它可以锻炼人，激励人，增强人的意志力。那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让袁勤生终生难忘。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突然下起一场暴雨。粮管所的屋子本来就破败，现在里面淋成了小河。袁勤生上班后打开柜子，完全惊呆了，锁在柜子里的救济粮发放账本完全湿透。由于账册纸张质地差劣，一遇到水便面目全非，不要说具体的救济粮数据，而且连困难户的户主姓名也难以辨认。接下去，全乡的救济粮如何发放呢？不能发放救济粮，不知会引起多大的反映，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袁勤生马上向站长汇报此事。站长忙赶过来看个究竟，一看也傻眼了。
全公社500多家困难户，救济的数量不一，有的已领过多次，也有的一次都没领过，谁能回忆得起呢？这如何办呢？
站长说：“这事太严重了，没有人能承担责任，只能向公社领导汇报了。”
袁勤生想了想说：“向公社领导汇报我觉得不妥，一是只能让公社领导担心，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弥补的办法；二是要是此事传了出去，让社会上的人知道后会引起恐慌，一些思想不好的人会乘机浑水摸鱼，领过粮的谎说没领，这怎么办呀？再说，我们连基本的数据都没有了……”
站长觉得小袁的话有道理，但总得有个办法呀！他说：“我们总不能瞒着，如瞒得过去的话倒也好呀！”
“对，我们就是瞒着。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只有你知我知。这事由我负责，我装作没事一样，让困难户照常前来领粮，我在他们前来领粮时，按照我们发下去的那张《粮食救济证》的记载，将每户困难户的救济粮总数、每次领粮的情况和救济粮余额一一补记。”袁勤生小脑筋一动，说。
“这样你的工作量太大了……”
“工作量大不要紧，重要的是此路能否走通？”
“那也只能这样了。”站长说。
就这样，在每家困难户首次或再次前来领取救济粮时，袁勤生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上述的动作，一场危机就此化险为夷，显示了年仅20岁的袁勤生的机警和智慧，表现了处理突发事件中的应变能力。
粮管站站长在袁勤生面前翘起大拇指，兴奋地说：“小袁，你真了不起，好样的！”
入编社办企业干部名册
在王庄粮管所做开票员，其实也是临时性的职业。发放救济粮是个阶段性工作，救济粮发放完毕后，袁勤生就得回家待业。
两年后，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王庄公社党委在公社礼堂举办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的大型图片展览会，袁勤生被抽调到文化站当讲解员。他的讲解口才得到公社领导和参观群众的高度评价。他不仅能熟练地背出讲解词，而且能任意地发挥，既讲理论，又举实例，讲得流畅潇洒，绘声绘色，生动精彩。
在担任展览会讲解的同时，袁勤生还兼任公社业余教育辅导员。这是一场普及文化的运动，在公社党委文教委员和各生产大队的支持下，袁勤生串村走巷，在全公社组织起一支有60多人参加的业余辅导老师队伍，办起了30多所夜校。每天晚上，他奔走于各个夜校，检查各所夜校的上课情况，并编写辅导材料，督促业余老师提高教学质量。
初时，王庄的业余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常熟全县其他公社，农民入学率偏低，主要原因是王庄地处偏僻，不少农民思想观念落后，认为不识字不要紧，不识人难在社会上立足。常熟是花边之乡，绝大多数妇女在晚上忙着做花边赚零钱，尤其是女孩子，重要的是会做针线活，今后嫁到婆家拿得起针线活才会被婆家人看重，因此认为晚上去夜校读书是浪费时间。为此，袁勤生和有关人员一起，深入农民家庭宣传科技事业飞速发展的形势，和大家讲解从事农业离不开科技，离不开文化，有了文化才能发展生产，不识字今后才真正难于在社会上立足的道理。经过艰苦工作，王庄公社的农民入学率大幅提高。
1964年年初，王庄公社按照县政府有关政策，对王庄的市镇知识青年安排工作。其时社办单位为数不多，全公社32名市镇知青全部来到离王庄5里路的顾山脚下的白泥加工场上班。从此，袁勤生就有了一份正式工作，当上了白泥加工场的工人。
加工场的工作是开采白泥，把白泥块碾成粉末，再把白泥粉装运到苏州、上海、无锡等地，卖给炼钢厂做耐火材料。这工作的劳动强度不轻。工场中本来有200多名工人，大多来自本地的农民。他们脸色黝黑，身强力壮。可这32名市镇知青，细皮嫩肉，一副娇滴滴的样子，生活做不好，却巧舌如簧，时任场长的戴仲云见了他们直摇头。
劳动了三个月，该对这批知青的工资定级了。如何定呢？定得低吧，这些娃娃不知会说什么；定得偏高吧，农民出身的工人不服气，会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戴厂长苦思冥索，眉头不是一“皱”，而是“皱”了一会儿，才“计上心头”。
次日，白泥工场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戴场长在会上宣布一个重要决定：从明天开始，全场所有工人参加考级。如何考呢？以铲泥、运泥、卸泥为考试内容，以吹叫子为号，每天早上7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中午连吃饭在内休息1小时。连续3天累计考核，看谁运的车数多，以车数多少评定1至8级工资。
这个决定与其是给职工考级，还不如说是组织全厂职工开展一场拼实力的马拉松竞赛。时在7月，高温酷暑，炎炎烈日把大地烤得发烫，工人们手舞铁锹铲泥，飞跑在矿区到船码头的500来米不太宽敞的运道上，人人喘着大气拼搏，个个汗流浃背。第一天下班时，32名知青中，有12名向戴场长求饶：“场长，我吃不消了，随你给我评多少级，我没有意见，我退出考级了。”
到了第二天中午，又有10名知青“趴”下，宣告退阵。一个姓周的知青说：“这不是人干的活，就是让我去拣金子，我也不参加了！”
到第三天上午，32名知青只剩5人参加了。袁勤生虽然个矮瘦小，却还留在参评队伍之中。事后他说，我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因为我想到哲人有句话：“最后胜利往往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我是抱着坚持再坚持的信念，才使自己没有倒下的。”
在第三天的考级中，袁勤生又想，两军相遇，以勇为胜；两勇相遇，以智为胜。自己如果和农民出身的这些壮汉比拼实力，肯定会败下阵来，我要智胜他们。他加快“铲”和“卸”的速度，把“工夫”
花在“运”字上。由于运道较窄，他拖黄鱼车不走直线，而走不规则的S线，以此阻挡旁人超越，自己也可借此得到喘息。有人说，小袁的车子在写英文字呀！他就是装着累得不行了“写”英文字，最后获得全场第35名的不错成绩，在知青中夺冠。在评定工资级别时，袁勤生被评上7级（最高8级），其余的知青一般是5至6级，最少的被评为3级。
袁勤生平时认真工作，重活脏活干在前，而且每干一样活，都是细心负责，因而在职工群众中逐步树立起威信。他对人说，要对得起这7级工资。虽然每级工资之间只相差3至4元，但也是一种荣誉，一种信任。他在工余时间参加了公社文娱宣传队，专演相声节目，曾到王庄各个乡村表演。记得他自编自演了一个题为《七年八子》的宣传计划生育的相声，受得观众的热烈欢迎。
袁勤生在白泥工场工做了一年时，原任主办会计外出读书，公社一位姓易的副社长极力推荐他担任白泥厂的主办会计。后经公社党委研究同意，22岁的袁勤生正式成为在编的社办企业干部（相当于企业副职领导）。
袁勤生从未接触过财会业务，连那些账册也从未见过。而离任会计为了应付升学考试，急着补习，只是简单交代几句就走了。袁勤生看着这些科目繁多的账册傻眼了。但他有个习性，越是遇上困难，越是想办法把它攻克，真所谓是“越是困难越向前”。没多久，他学着前任会计留下的“范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无师自通地通过了技术关。
1968年，王庄公社的领导针对王庄地区机械基础薄弱，钻个铁眼须到无锡、江阴的周边乡镇寻求帮助，脱粒机坏了要装运到常熟才能修理的情况，决定让白泥厂出资建办王庄农机厂。王庄农机厂建成后，袁勤生又兼任了农机厂的主办会计。
新建的农机厂当初职工不满20名，初时做一些敲敲打打的活，修理喷雾器、脱粒机等农具，后来能制造5吨、16吨冲床和C512立式车床了。1982年经常熟县乡镇工业局批准更名为王庄机械厂，后来又更名为常熟市齿轮厂、常熟市冶金机械厂，成为王庄地区的骨干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