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接近大雪，一股股西北风呼啸着，从湍急的嘉陵江刮过来，夜间和清晨的气温降到了摄氏二度。
坐落在重庆上清寺的汪精卫官邸，距离嘉陵江不过二华里。这里，风的呼啸声似乎更加尖利，天气也似乎更加寒冷。卫队室的卫士们，在主人赏给的四块大洋驱使下，从昨天夜里开始，冒着黑夜的严寒，分别在官邸四周的围墙根、半里远、一里远的地方，穿梭似的巡逻来巡逻去，使这座四合院的建筑物，增添了神秘而紧张的气氛。
凌晨四点二十分，汪精卫和陈璧君就悄悄起床了。
汪精卫由于心绪不宁，一夜没有睡好，用手帕捂在嘴上，连打着哈欠。他默默地走到挂历前，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那页挂历纸撕下来，仿佛要把昨天的紧张和烦恼一股脑儿抛去似的，使劲把它搓成一团，狠狠地丢进废纸篓里。但是，新的一天并没有给他带来轻松和愉快。焦急和忧虑，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田。
尽管卧室外有一丈二尺宽的空地，又有围墙，围墙外百步远才是小街道，尽管黑色丝绒窗帘已将窗户遮掩得严严实实，但是，陈璧君还是在窗帘边缘上钉了几颗图钉，自信没有一丝电灯光亮透露出去，才放下心来。
“你先去把春圃喊醒起来，再去喊醒孩子们。”汪精卫低声对妻子说。
“我已经起床等了好一阵了，六姑爷！”陈春圃那沙哑的声音从房门外传进来，“看到你们昨夜睡得很晚，不忍心喊醒你们。”
陈春圃准备与汪精卫一道逃离重庆，一星期前就把妻子儿女打发去香港了，从此他就住在汪精卫家里。陈璧君打开房门让陈春圃进来，然后依次到二儿子汪文悌、小女儿汪文恂和朱培德的儿子朱维亮的睡房轻轻敲门去了。
“坐，坐。”汪精卫招呼内侄坐下，然后把一张藤椅搬到他面前，自己坐下。“你今天把三个弟妹送到昆明，明天再送他们去香港，请《华南日报》主编林柏生先生帮忙，安排他们上学。此事在一个星期前林先生回重庆时，我已经与他商量好了。”
“我一定负责到底，请六姑爷放心。”陈春圃恭恭敬敬地说。
汪精卫手指桌子上一口精制的深褐色小皮箱，说道：“这里面装着三百两黄金，你把它交给林先生，请他帮我存在金城银行香港分行。”他见陈春圃面有难色，鼓励说：“有赴香港的护照，有中央银行给我签署的证据，你身上还有左轮手枪，保险很安全。”
“好，好！”陈春圃把沉甸甸的皮箱提在手里，试了试重量，又把它放在原来的地方，“六姑爷！您还有什么嘱咐？”
汪精卫望着绘有两仪八卦的天花板，略一思索，吩咐说：“你到了昆明之后，把弟妹们和黄金送到你昌祖叔家，马上去找周佛海先生，他住在金城银行昆明分行楼上。你告诉他，我按原计划在十日离开重庆去昆明，然后要他与我一道去河内。请周先生秘密电告在香港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二位，再由他们秘密电告日本首相，一定要等我到了河内之后，日本政府才能发表支持我的声明。”他停了停又说，“万一有变化，我会给周佛海先生拍电报。”
“老蒋夫妇与何应钦都远在广西，估计不会有什么变化。”陈春圃推测着。“但愿如此，但愿如此。”汪精卫一副祈祷的表情。
“下一次与您在哪里见面？”陈春圃闷闷地问道。
“在河内朱培德先生家。”汪精卫看看手表，“四点四十五分了，你去把司机老王喊起来，开车送你们去飞机场。”
这时，陈璧君领着汪文悌、汪文恂和朱维亮进来了。女孩子十二岁，两个男孩子都是十四岁。他们都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是昨天晚上由陈璧君的胞妹陈淑君把他们送回家的。陈淑君和丈夫谭仲揆都是南渝中学的教师，她根据陈璧君在电话中的吩咐，将姨侄们送回家之后，疑惑地问姐姐说：“南渝中学是张伯苓先生创办的，是重庆办得最好的中学，你为什么让孩子们转学？”
陈璧君认为陈淑君夫妇都书生气十足，不敢向她透露真情，用早已准备好的话回答她说：“文杰和文惺应聘去香港星岛中学任教，就让他们带弟妹们去香港上学，那里比较安全。”她说到这里，想到与妹妹别离不知何时才能够见面，她走后陈淑君夫妇将会受到怎样的株连，在心底里暗暗叹了口气，一种手足之情促使她打开立柜，拿出一段马赛出产的墨绿色软缎和一段藏蓝色毛哔叽，对妹妹说：“这是一位法国朋友送给我和你姐夫的，你拿去给自己做件旗袍，给仲揆做套西服，留着……”她本想说“留着做纪念”，但担心引起妹妹怀疑，把话咽住了。
“留着什么？”陈淑君见姐姐欲言又止，不解地问。
陈璧君思维敏捷，马上回答说：“抗战时期，很难买到好料子，留着外出做客穿吧！”
现在，三个孩子从甜蜜的睡梦中被叫醒了，听陈璧君说重庆即将沦陷，送他们去繁华而安全的香港读书，想到从此不再受日寇飞机轰炸的惊吓，一个个喜笑颜开。
陈璧君给孩子们每人一把钥匙，指着搁在两条长凳上的三个棕色小皮箱，说道：“皮箱上有号码，一号是维亮的，二号是文悌的，三号是文恂的。你们的衣服、书籍、文具都放在各人的皮箱里。到了香港，由林叔母照顾你们。今年春节，林叔母来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你们都认识她，都要听林叔母的话，不要调皮，好好念书。”
汪文恂拉着母亲的一角衣襟，恋恋不舍地说：“妈妈！你说你和爸爸过两天也去香港，真的吗？”
陈璧君因骨肉分离和亡命异国，虽不是天涯海角，却也有段朝离夕别，不禁引起一阵伤感，鼻孔发酸，眼眶发红。她深情地轻轻抚摩着女儿的头发，哄道：“是真的。”
文恂更高兴了，一把拉着父亲的右手，好奇地问道：“爸爸！坐飞机好玩吗？”
“好玩，好玩。”汪精卫淡淡地说。他见司机王庚余走进来，说道：“好！请王叔叔开车送你们去飞机场。”
汽车不鸣喇叭，偷偷地驶出官邸，直奔重庆珊瑚坝机场。这时，天空还是黑沉沉的，整个重庆还沉浸在睡梦中。
早饭后，汪精卫把大儿子汪孟晋、未婚大女婿何文杰叫到身旁，吩咐道：“我们这个家，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你们兄弟俩都大学毕业，又干了两年工作，应该有个清醒的头脑，有政治敏感，要随时随地，把所见所闻，与我们这次秘密离开重庆联系起来，认真地加以思考和分析，研究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他见两个晚辈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心中涌起一股喜悦，“你们不是都有几个很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是军统的骨干吗？这几天，你们要想方设法，与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掌握到戴笠是否奉老蒋的密令，派人对我进行监视。”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包大洋，“你们每人拿三十块，作为活动经费，让他们吃喝玩乐一番。不够，再回来拿。”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陈璧君与她的侄儿、汪精卫的生活秘书陈国琦，在另一间房子里秘密交谈。陈璧君说：“后天我们就要离开重庆，你分头向厨师潘陵、杂务工李阿六、司机王庚余谈谈。还有卫队长，就是你六姑爷的随身卫士桂连轩，这人枪法百发百中，又勇敢不怕死，对你六姑爷也很忠诚，我们少不了他。你分别与他们谈谈，就说日军很快会进攻重庆，我们一家准备暂时去河内住一个时期。如果都愿意跟我们离开重庆，绝不会亏待他们。”她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但是，要千叮咛万嘱咐他们，绝对保守秘密。”
陈国琦想了想，说道：“六姑母！我的意见，不宜过急。他们的家属都不在重庆，没有什么牵挂，也不需准备什么，我们十日上午离开重庆，九日晚上跟他们谈也不迟。谈早了，夜长梦多，难免走漏消息。”
“有道理，就按你的意见办。”陈璧君把一包大洋递给侄儿，“你把这一百块大洋交给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先生，请他预购七张十日去昆明的飞机票，就说汪主席要带几个随从人员去云南视察。”
陈国琦刚走到官邸院内的小花园，一辆吉普车开进来，车前的号码告诉他，是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汪精卫的高级秘书曾仲鸣来了。
曾仲鸣知道陈国琦去预购飞机票，忙说，“慢点去，等我向汪主席汇报一个重要情况之后再说。走，与我一道去见汪主席。”汪精卫正在担心曾仲鸣的家眷是否已经安全离开重庆，一见曾仲鸣就问：“我们的画家带孩子走了没有？”
“走了！半个钟头前走的。”曾仲鸣气色沮丧地叹了口气，“唉！老婆孩子是走了，但不知我自己能否安全离开重庆。”
“什么意思？”汪精卫惊问道。
“昨天晚上，从来不到我家来的戴笠，突然带个随从‘拜访’我来了，而且一坐三个多钟头，直到晚上十点半才走。”曾仲鸣惶惑不安地说，“他一进屋，就要我和君璧陪他打麻将，后来又要君璧给他画了一幅山水画。他娘的！不知姓戴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汪精卫微微皱了下眉头，说：“嗯！值得警惕。”
“戴笠这种‘拜访’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陈璧君满腹忧虑，“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秘密？”
“用不着大惊小怪。飞机票照常预购。”汪精卫显得很镇静，“当然，戴笠的行动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我们的一举一动要特别慎重。但是，也不必谨小慎微。只要老蒋在十日上午以前不回重庆，姓戴的奈何不了我。”
“国民党领导的军统，居然胆敢监视起国民党的副总裁来了，你能容许？”陈璧君冲着丈夫发牢骚，“亏你这一向还是代理总裁！”
“璧君姐说得有道理。”曾仲鸣在一旁敲着边鼓，“越怕这怕那，越引起人家怀疑。”
“好吧！我把代理总裁的权威拿出来！”汪精卫胸脯一挺，神色威严，“仲鸣你去打电话，先通知戴笠报告军统近来的活动，再通知孔祥熙报告前方战事情况。”
“好！痛快！”曾仲鸣感到扬眉吐气。他想了想又说：“不过，汇报的地点不要在汪主席官邸，最好在中央党部。”
“不！”汪精卫果断地说，“我就是要把他们叫到我家里来，看他们还怀疑不怀疑我！”
上午九点，戴笠乘一辆吉普来到汪精卫官邸。身着黄色呢料军装的戴笠，举手给汪精卫行了个军礼。他知道汪精卫忌讳一个“副”字，没有喊“汪副总裁”，而以中央政治会议的正职称呼，喊了声“汪主席好！”
汪精卫站起身来与戴笠握手，面带勉强的微笑，招呼戴笠坐在他身旁的皮沙发上。
戴笠装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说：“我正在找军统重庆特区区长姜绍谟汇报工作，接到曾仲鸣先生的电话，说汪主席找我，把汇报工作放下，马上赶来了。”
“委座外出视察之后，我成天忙于处理党务，忙于解决前方各战区的问题，对军统工作没有过问。不是我不重视，实在忙不过来呢！”汪精卫边说边注视戴笠的脸部表情，“现在请你来，想听听军统近来的活动情况。”“好，好！我向汪主席报告。”
戴笠毫无准备，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东扯一句，西拉一句，说了说军统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况。
汪精卫认为这是戴笠看不起他，联想起往日戴笠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种种蔑视行为，一下子怒火填胸，感到非狠狠地教训戴笠一顿不可，他想了想，说道：“在我们政府首脑机关里，有人私通共产党，你们侦察到没有？”
“没有！”戴笠心里一怔，“是谁？”“要你答复我！”汪精卫威迫一句。“我们没有侦察到，这是我的严重失职。”戴笠感到诚惶诚恐。
汪精卫突然提高嗓子，叫道：“你给我把私通共产党的陈璧君抓起来！”戴笠又是一怔，张口结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不要以为陈璧君是我的妻子，碍于情面。”汪精卫手在桌子上拍一巴掌，“我命令你！快去把她抓起来！”
戴笠自然知道是汪精卫在借题发作，赶忙站起身来，低头立正，说道：“汪主席也是党国领袖，如果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请骂我，打我，处罚我！”“我既然也是党国领袖，那你为什么老是站在我头上拉屎撒尿！”汪精卫横眉立目地说。
戴笠心想，一定是昨天晚上，他去曾仲鸣家的事，引起汪精卫的怀疑和恼怒，想解释几句，但又觉得越解释越说明自己心怀鬼胎，终于没有开口，只好说：“岂敢，岂敢！我戴雨农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不改变对我的态度，莫怪我对你不客气！”汪精卫又在桌子上拍一巴掌，“蒋先生回重庆后，你可以把我教训你的情况禀告他！”
“汪主席的教训是深深地爱护我，这种爱护只有我戴雨农才有福气享受，这种享受是绝对自私的，我绝不会让第二者知道。”
戴笠毕恭毕敬地站着，嘴里说得比唱歌还要好听，“我对汪主席的教训甘领甘受！请您看我今后的行动。”汪精卫这一着果真很灵。蒋介石回重庆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戴笠报告对汪精卫的监视情况。戴笠说他经过多方面的侦察，没有发现汪精卫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眼下，戴笠挨了汪精卫一顿臭骂，心里不是滋味，回到军统局，把一肚子牢骚，统统发泄在姜绍谟身上，对他又是骂，又是打，最后命令道：“从今以后，不准许你们在上清寺一带活动。就是有人把汪主席家的人暗杀了，我也不会追究你们重庆特区的责任。”
戴笠走后约十分钟，行政院长孔祥熙带着秘书乔辅三，奉命汇报来了。
汪精卫望着孔祥熙问道：“庸之兄！十二月二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桂林的详细情况，调查清楚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