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就在星月号？”汪精卫夫妇同时一惊。顿时，一幕幕使汪精卫感到尴尬的情景出现在他们眼前。去年七月，汪精卫当上国民参政会主席不久，也就是七月六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时，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陈嘉庚，因病未能回国赴会，就寄回一份矛头直指汪精卫向日寇妥协投降的书面发言。书面发言是铅印的，与会者人手一份。它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一看就知道陈嘉庚在痛骂汪精卫的投降言行。会议进行中的一天上午，参政会的华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蒋介石和汪精卫正好分别坐在发言者的左右两旁，他讲到爱国华侨怎样在陈嘉庚领导下，节衣缩食资助祖国抗战时，望望蒋介石，又望望汪精卫，愤慨地说：“陈嘉庚先生在书面中痛斥的名为讲和、实为卖国的人是谁？如果此人今天在场，胆敢站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贩卖你的卖国谬论吗？谅你不敢！因为你一出面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就会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就会成为过街老鼠。”顿时，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华侨代表接着说：“如果这人还窃居党国要职，建议蒋先生和汪先生立即把他撤下来，然后以汉奸论罪！”与会者又报以热烈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汪精卫，好比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剥光了衣服那样无地自容，脸上红一阵，紫一阵，青一阵，最后转为惨白，十分难堪和狼狈。他明知这位代表在骂他，但他有口难言，只好甘领甘受。然而，他并没有因此罢休。七月十五日参政会闭幕，第二天，他给陈嘉庚写了封洋洋万言的信，强词夺理，继续贩卖他的卖国谬论。不久，汪精卫收到陈嘉庚的复信，信中说：“阁下的所谓理由，实在不值得一驳。下一届参政会我准定参加，到时可与阁下面对面辩论一番。如果我辩论输了，当即投重庆嘉陵江而自尽。”可是，没等到第二届参政会召开，汪精卫就逃离重庆了。
现在，真是冤家路窄，想不到在这浩荡的海面上遇到了陈嘉庚！汪精卫心里又一惊，看来一场唇枪舌剑难免了。
原来，香港确实有个振华洋行，它的经理张振华与陈嘉庚是过往亲密的朋友。陈嘉庚听说张振华夫妇在风安号，感到高兴极了，马上吩咐李铁民前往邀请他们去星月号面叙。
“陈嘉庚先生在星月号？”汪精卫惊呆了半天，又重复这句话。
李铁民以为汪精卫不相信，忙说：“陈先生的确在星月号。他携带一批救济祖国难民的物资回国，先回福建老家看看，然后去重庆，还准备赴抗战前线慰问抗战将士。”
“你去不去见陈先生？”陈璧君感到吉凶未卜。如果陈嘉庚大义凛然，将她丈夫扣押送往重庆该怎么办？
“去，应该去看看老朋友！”汪精卫迅速做出应战准备。他问妻子：“你去不去？”
“我去！”陈璧君决定与丈夫同赴患难，果断地说。
陈璧君在门口见到陈春圃，见李铁民没注意，对他低声嘱咐了两句，就跟随丈夫登上星月号。
陈嘉庚长期侨居新加坡，从事橡胶和航运事业。他一九一0年参加同盟会，曾募捐巨款资助孙中山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好朋友。他热心兴办华侨和家乡的文化事业，曾拿出自己的积蓄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华侨中学，在家乡创办集贤小学、集贤师范学校、集贤水产学校、集贤航运学校、集贤农林学校、集贤商业学校和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新加坡召开华侨代表大会，号召华侨出钱出力，抵制日货，保卫祖国。卢沟桥事变后，他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资赈济祖国难民总会，被推选为该会主席。近一年多来，平均每月捐款额约等于三十五万美元。因此，他成为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知道张振华在香港拥有巨额财富，准备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劝说他募捐赈济祖国难民。现在，他吩咐星月号的工作人员准备茶点，等待张振华夫妇的到来。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迎来的却是汪精卫夫妇，不免大吃一惊！
“噢！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陈嘉庚顿了一下，他不愿意在李铁民面前暴露汪精卫的真实身份，“在这里见到阁下夫妇。”他在“阁下”二字上面省去“汪先生”三个字。说罢，示意李铁民离开他的办公室。
“是呀！我也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嘉庚兄。”汪精卫脸上虽然有一丝笑意，但却是苦涩的，勉强的，不安的。
双方都为下句话该怎么说而作难。摆在面前的阵势，是一方准备进攻，一方准备防守，局面是僵持的，尴尬的，紧张的。
“岁月不饶人啦！”陈嘉庚用这句感叹词打破沉默，“记得当年在日本东京，我第一次拜会国父时，汪先生与陈女士都在座，那时你们还没有结婚啦！可是如今，你们分别进入了五十几、四十几的中年，做了祖父祖母，而我已是六十四岁的老年人，做了曾祖父，朽木不可雕也！”陈嘉庚见汪精卫夫妇只是勉强地微笑着，不言语，接着说：“我们之间应该算是老朋友了。自从在东京与二位见面之后，又多次相遇。在我的记忆里，其中至少有五次，是在国父家里，与汪先生一道畅谈中国革命问题。”
当年，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曾经在孙中山面前，就辛亥革命的成功，讨伐袁世凯复辟，护法运动，拥护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等等问题，畅所欲言地交换过意见。往往问题一展开，就争论得面红耳赤，被孙中山称为“是一对好斗的蟋蟀”。他们争论时，孙中山端坐在木制围椅上静静地听着，只有当他们争论得难分难解时，他才以长者的姿态，慈祥地笑着，说出他支持谁的主张。因为争论的目的，都是为了革命的成功，每次的争论不论谁的主张受到孙中山的支持，都是在一阵欢乐的、心心相印的笑声中结束。正因为彼此之间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一九二一年四月，汪精卫高兴地应陈嘉庚之聘，与黄炎培、蔡元培、余日章等人成为厦门大学第一任董事会成员。这些愉快的争论，时间已经过去十九年或二十年，但给汪精卫留下纯洁和美好的记忆，虽然淡淡，却难忘。
可是如今，汪精卫与陈嘉庚没有共同语言了，能叫他说什么好呢？本来，重叙旧情，能使朋友间的感情得到有益的梳理，得到巩固和发展，别有一番情趣。但此时此刻的旧情重叙，能给汪精卫带来什么呢？只有因对抗战的立场观点不同而带来的无限伤感，甚至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恨。
“是呀！”汪精卫终于开口了，“正因为是老朋友，听李铁民先生说嘉庚兄在星月号船上，马上偕贱内前来拜望你。”他的语气不冷不热。
陈嘉庚见汪精卫话不投机，下边的话开始接触正题：“听说汪先生准备去上海？”
“是的。”汪精卫点头承认。
“你真的按照你在《艳电》中所说的，要与日本人合作到底？”陈嘉庚单刀直入了。
“是的。”汪精卫直言不讳。
“既然如此，我们之间没有说话的余地了。”陈嘉庚想到金石可开，更想到花岗岩的顽固。他虽然心情无比愤怒，但语气是温和的。
一阵难堪的沉默。摆在面前的茶点，也受到难堪的冷落。
这时，李铁民来到办公室门口，低声对陈嘉庚说：“陈先生！已经停航四十分钟了，大副要求启航，可以吗？”
“再停航半个小时。”陈嘉庚挥挥手。
陈璧君等李铁民走后，做作地一笑，说：“在老朋友之间，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说话的余地。希望陈先生，仍能与当年同汪先生争论问题一样畅所欲言。”
“有什么用呢？不是等于对……”陈嘉庚实在感到“对牛弹琴”这个词说不出口。他思维敏捷，一个有分寸的词句立即反映到脑细胞中来，“那简直是对老子讲解《道德经》，完全是多此一举！”
“去年八月中旬，嘉庚兄在写给我的信中，不是提出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与我面对面辩论一番吗？”汪精卫冷冷地说，“鄙人愿意洗耳恭听。”
“我说的是在国民参政会上，而不是在大海上。”陈嘉庚尽力压抑心中的怒火。
“会上与海上，不是一样吗？”汪精卫阴阳怪气地说。
“完全不一样。”陈嘉庚冷笑一声，“在参政会上与汪先生辩论，必将使你感到孤立。要知道，四万万炎黄子孙，奋起抗战的毕竟是绝大多数。”
“孤立？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也将沿着我选择的道路走到底。”汪精卫表示在投降道路上死不回头。
“作为老朋友，我为你深深感到惋惜；作为厦门大学的同事，我为你深深感到痛心；作为老同盟会员，我为你深深感到惭愧；作为中国人，我为你深深感到羞耻！”陈嘉庚脸部的肌肉痉挛着，悲愤充塞胸中。
“那么，请嘉庚兄拘留我吧！你把我押送重庆，还可以从蒋先生那里获得高官厚禄。”汪精卫向陈璧君使了个眼色，从腰间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脸一沉，“你不是感到羞耻么？那你干脆拿这支枪，立即处决我这个汉奸！”
陈璧君的心激烈地一跳，右手神经质地插入裤口袋，紧紧抓住手枪，准备应付意外。
汪精卫的话，尤其是“可以从蒋先生那里获得高官厚禄”，这句话，把陈嘉庚视为追名逐利之徒，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气得血往上涌，满面憋得通红。他猛地抓起桌上的手枪，奋力掷向窗外，枪扑通掉入大海。尽管气愤难忍，但他不愿意把事情声张出去，仍然给汪精卫留面子，咬着牙低声骂道；“让四万万炎黄子孙去惩罚你，让历史去惩罚你！”
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对祖国的叛逆者深恶痛绝，但缺乏亲手除奸伐逆的英雄气概。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与一切邪恶势力不共戴天，但缺乏亲手锄恶惩邪的果敢精神。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善于经营橡胶业和航运业的企业家和百万富翁，毕竟是一个慷慨解囊，在文化事业上兴办公益的文化人和慈善家。他，只能将那支手枪投入大海，只能轻言细语地说几句气头话了事。
“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汪精卫念了人们写在广州西郊济公庙赠送给济公和尚的这副对联，既聊以自慰，也用以回敬陈嘉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