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文学自然也逃脱不了被娱乐化、大众化的命运，其变身也就成为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了。事实上，文学变身的另一重要方面，还在于文学不只是写作、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且欣赏和接受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在全方位、立体化的媒介环境中去欣赏和接受一部作品，就与单纯地不受媒介渲染的阅读和观赏大不一样。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包围着我们的物，已不再是一个对象，而是极大地被文化化，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一系列符号游戏的一部分。由于符号游戏的复杂化，想象力的介入，消费也就变成了奇观，或者变成了生活本身的精粹。与此同时，文学艺术的消费方式——观看、聆听或阅读过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观看电影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对广告宣传的确认或质疑过程，不论是确认还是质疑，无形的控制都将始终存在。一部小说的阅读也与此类似。欣赏与阅读方式的变化，必然经过市场这一中介，对写作本身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格非：《经验、真实和想象力》，《视界》第七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77、178页。
网络文学作为网络草根文化的一个支脉，极大地改变了整个文学格局：由庞大的网络写手组成的创作军团，不仅使文学存在空间大大扩展，而且催生了众多文学创作和文学生产的新方式。这一切依然源于网络媒介的互动性与开放性。正如知名网络写手李寻欢所言：“在过去的文化体制里，文学是属于专业作家、编辑、评论家们的事情。它们创作、发表、评论，津津有味，却不知不觉间离开‘普通人’越来越远。”“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网络，于是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OK了。”李寻欢：《我的网络文学观》，http：//deptcyu.edu.cn/zwx/jiaoxueziliao/wdewangluowenxueguan.htm.网络媒介不仅取消了文学的准入证、拆除了文学的门槛，让文学在民间这块广袤肥沃的土壤上自由生长，而且还制造了一批又一批拥有众多粉丝的网络文学写手，并且这些从网络起家而成名的写手的作品，在以传统纸介质的形式传播时同样风行畅销。就连那些不是依靠网络写作出身的作家，其成名也离不开网络的推波助澜。
网络写作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引入了受众视野：写作者不仅受自身审美表达的控制，同时也受网络受众审美趣味和审美期待的支配。如果说以往经由编辑之手发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编辑意志的影响，但这毕竟只是面对单一受众（编辑就是第一个受众），而网络作家则必须面对一群的受众，在一群人的七嘴八舌、指手画脚下写作。崔曼莉写作《浮沉》的经历，充分表明网络互动性特征对文学写作的深刻影响。这样的写作方式，完全可以出现一部作品多个文本、多种结局。
网络写作所面对的受众通常不是真实的个体，而具有虚拟特征。网络作为虚拟空间，受众对作品品头论足完全可以隐身埋名，自由表达其最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结局，最希望从作品中得到什么样的满足。网络受众甚至可以虚拟身份和性别与写手进行交流，这样的对话方式显然不同于传统媒体，产生的作用也就与众不同。“虚拟性意味着网络受众对自己的角色可以进行多重设定，自由分解。人在网络环境下的表现，往往不是单一的。有时人会在不同心情下或不同环境里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样，一个受众可能会分化成几个不同的看上去完全不相关的人。有时甚至受众自己，都很难对自己作出准确描述。”彭兰：《网络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302页。很显然，在虚拟和匿名状态下，受众的诉求完全可能不依照常理和常规，各种潜隐内心的情绪和愿望都会自由地表露出来。
当然，网络空间是个复杂的世界，流行与时尚所呈现的走向也往往是飘忽不定、扑朔迷离的——网络空间社群的从众心理、现实社会的文化走向，甚至网民精心制造的事端，都可能形成一个网络事件和时尚趋势，而穿行于网络空间的文学，它可能遭遇的命运就难以预测了。
但不论怎样，媒介时代文学都需要在诸多方面实现新的转换——在影像、图片的挤压下，文学除了“华丽变身”，还需要“重塑金身”，实现语言表达、叙事手法、文体结构和审美风格的重塑。在漫长的历史中，文学经历过无数次的变身，并未走向衰亡。事实上，新世纪前后，一批被称作“轻小说”的作品非但没有受到漫画、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的打压，反而得益于跨媒体的生存环境畅销不衰——这些语言通俗、内容浅显、情节简约明快，题材风格具有夸张、轻快和鲜明“动漫感觉”的小说，最初流行于日本，随即在我国也大行其道，涌现了小妮子、童非非、米米拉、安臣敬一、安瑟儿、桃子夏、爱哲等青春畅销作者，备受青少年喜爱，成为网络时代文学的一道独特的亮丽景观。
人们可以相信，在新的文化与传媒背景下，重塑之后的文学，不仅不会消亡，反而能开辟更加灿烂多姿的版图。
本文原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13期全文转载
（管宁，《福建论坛》杂志社总编、研究员）《美国经济评论》百年经典论文导读
刘义圣赵东喜由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创刊于1911年，是在美国影响最大，也是世界知名遐迩的经济学期刊之一。为纪念创刊100周年，期刊特邀了阿罗（K·J·Arrow）、伯恩黑姆（D·Bernheim）、费尔德斯坦（M·S·Feldstein）、麦克法登（D·L·McFadden）、波特巴（J·M·Poterba）与索罗（R·M·Solow），等6位著名经济学家，成立了“20篇最佳论文”评选委员会，在该刊100年来刊登的数千篇文章中，甄选出对经济学发展与实践产生深远、重大影响，且富有创造性的20篇最佳论文。2011年第1期《美国经济评论》出版了百年纪念特刊，开辟百年论坛专栏，并公布了中选结果。膺选论文都名重一时，代表了每一时期经济学的最高学术水平，同时整体再现了百年来在经济学领域艰辛跋涉、不断探索的百年历史发展轨迹，反映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走向。
为了提选最具开创意义和积厚流广的论文，评委会首先使用了JSTOR（JournalStorage）系统的论文引用和查询数量作为参考指标进行初选。其后，为避免因论文引用与查询数量指标的内在缺陷可能导致早期刊发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被漏选或误选，评委会对其相关文章给予了重点关注。最后，评委会每个人以自己对于质量和重要性的判断为标准，从已选论文中再作遴选，授予20篇论文为百年最佳论文。其中，12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独著或合著的经典论文。现给出这20篇膺选最佳论文的导读，以飨读者，让读者有所感受这些经济学经典文献所蕴含的内在价值。论文导读按文章发表先后次序排列：
《生产理论》（1928）
C·W·柯布与P·H·道格拉斯著本文研究了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劳动与产出的关系，分析了这一时期劳动与资本两类要素对产出的影响，首次提出并使用了此后以其名字命名的不变弹性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其一般形式：P＝ALαKβ，式中，P、L、K分别为产量、劳动、资本，A、α、β为三个参数。当α+β＝1时，α、β分别表示劳动、资本所得在总产量中所占份额。该函数以其简单的形式描述了人们所关心的一些性质，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函数形式，被用于表示生产、效用函数以及理论与实证经济学其他方面。作者用机器、工具、设备与建筑量测资本，制造业工人数表示劳动，经过对1899~1922年间有关经济资料分析与估计，得到美国制造业的产出量、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以1899年为基准的不变价格数据，并总结出生产函数：P＝1.01L0.75K0.25，该函数表明这一期间的总产量中，劳动与资本所得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5%与25%。作者还通过数理分析，探讨了该函数的基本性质。
《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1945）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本文主要阐述了经济体系的本质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作者认为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中的知识利用问题。知识分为两类，科学知识与原理、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特殊情况的知识。在经济中，众多的参与者各自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大量的知识，分散在不同经济个体中。知识的分散使经济计划成为必要。哈耶克认为计划体制有三种，即中央计划、分散计划与介于二者之间的行业计划，即垄断，这些体制的效率取决于哪种体制能更充分利用知识。由于知识障碍中央计划当局不能做出有效决策，只有依靠分散计划才能保证特殊情况的知识迅速得到利用。同时，社会经济问题总是唯一来自变化，分散计划也不能仅仅依据关于直接情况的有限知识做出决策，这又产生了如何传递别人信息的问题。哈耶克认为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传递，价格机制最显著的事实就是知识节约。价格体系是信息传递的媒介，通过价格体系的传导作用，分工与资源协调利用成为可能。价格制度是人们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就学会利用的体系，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设计出一种可以保留价格体系优点的替代体系。哈耶克的信息分散论把理解经济知识建立在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之上，论证了经济自由和市场机制的客观性。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1955）
西蒙·库兹涅茨著本文根据经验数据阐明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作者在分析说明经济发展早期（普鲁士）、经济发展后期（美国、英国、德国）与对比发展中与发达国家有限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反映不平等长期变动特征的“倒U型”假说：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收入不平等扩大，经短暂稳定时期后，在增长的后期不平等差距逐渐消失。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使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储蓄又成为其获得更多收入的手段，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穷富两极分化；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而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更加不平等，经济增长必然引起分配差距拉大。另一方面，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出现了抑制不平等扩大的因素，如法律约束和国家政策干预、富裕阶层因为低生育倾向而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低、技术进步与新兴产业的出现而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等。因此，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用图形表示即是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该结果成了众多发展经济学实证与理论分析的主题。
《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1958）
F·莫迪利亚尼与M·H·米勒著本文采用无套利分析方法、建立新的理论框架阐述了资本结构、资本成本与公司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回答了公司融资方式，如何影响公司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这一公司财务的核心问题。这也成为日后莫迪利安尼与米勒分别于1985年和199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基础。MM理论认为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下，资本成本是资本投资者所要求的必要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值，而不是获得某种特殊资本来源的成本。在没有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没有企业破产风险、资本市场充分有效等假定条件下，公司的市场价值和平均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无关，无论有无债务资本，公司价值等于公司所有资产的预期收益额按其综合资本成本率进行折现的现值，其平均资本成本等于权益现金流的资本化率。利用财务杠杆的公司，其股权资本成本随借入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提高而增加。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应当在投资收益大于或等于其资本成本时才时行投资。同时，他们用无套利分析对此给予了证明，在假定条件下，投资者的套利活动必然引起债券与股票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最终使套利机会消失，进而抵消财务杠杆作用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而达到投资均衡。MM理论奠定了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的基石，革命性将企业财务目标转向股东利益最大化影响深远，首创的无套利分析成为金融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最优货币区理论》（1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