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斯著文章认为代理是古老、普遍的社会交往模式之一。当事人中，如果一方（代理人）代表或为了另一方（委托人）做出谋取利益的决策活动时，就产生了代理关系。当信息不完善、双方利益不一致时，如何借助于制度安排来约束或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行事，就是委托—代理理论要研究的道德风险问题。假设代理人与委托人均为风险规避或风险中性，各自拥有状态依赖的VNM期望效用函数，委托人问题就是设计一个报酬制度，根据可观测变量激励代理人。因此，他用“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建立了包含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代理人参与和激励相容约束的道德风险模型。其中，代理人参与约束是代理人接受制度安排的最小期望报酬或期望报酬效用，代理人激励相融约束是由于代理人行动是不可观测的，给定任何制度安排，代理人总会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行动。通过最优化均衡分析，利用一阶条件得出了最优的报酬制度安排，均衡显示，使委托人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效用方程与收益结构无关，同样，使委托人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收益结构也与效用方程无关。罗斯对委托—代理以及道德风险问题的开创性描述与分析，树起了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其所探讨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处于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位置。
《产出—通胀替代的若干国际证据》（1973）
罗伯特·卢卡斯著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创始人，发展并率先将理性预期学说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较好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的滞胀现象。他因“理性预期假说的应用与发展”于1995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1972）在理性预期与自然率假说基础上，利用不完全信息数理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了垂直菲利普斯曲线，并指出不论在长期与短期，都不存在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产出与通胀无任何替代关系。本文是卢卡斯运用18个国家1951~1967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对此理论的经验性检验。他假设市场信息不完善，参与者决策是在不能确定其观察到的价格变化是相对价格或是总体价格水平变化的情形下做出的。价格水平由总供给变化决定。名义产出完全由总需求决定，存在自然产出率。定义xt为外生冲击变量，等于可观测变量名义GDP对数，{Δxt}是独立、正态的序列，表示名义GDP对数的变化，均值、方差分别为δ、σ2。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卢卡斯通过数理分析，推导出了自然率模型：
yt=－πδ+πΔxt+λyt－1（1）π=τ2γ（1－π）2σ2x+τ2（1+γ）（2）
式中，y表示真实产出，π、λ、β为参数。
方程（1）中，总需求冲击Δx通过弹性系数π对真实产出产生即期影响。平均名义GDP均值δ的系数与Δx的弹性系数相同，但符号相反。表明，可预期到的收入增长没有产出效应，而未预期到的货币增长才会有产出效应。因此，卢卡斯根据自然率假说预期，需求冲击波动越小的国家，真实产出效应π越大。方程（2）表明了总需求变动对真实产出影响的反映系数与可观测变量的方差的关系。以方程（2）为基础对其预期进行了检验，结果与预期一致。因此，他指出，政策要想有效，必须有欺骗性。理性预期理论的应用使卢卡斯的理论取得了迅猛发展，文章政策无效的结论与不完全信息的建模技术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1974）
安妮·克鲁格著虽然很早人们就注意到租金及寻租行为对经济的扭曲，但克鲁格首次阐释了其重要性，用数理模型探讨了数量限制下寻租的福利效应。克鲁格认为经济中广泛存在的政府管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租金，而且人们会去竞争这些租金。寻租行为经常是高度竞争的。但印度和土耳其两国的数据显示，与许可证等经济控制制度有关的腐败已经普遍增加，扭曲了经济，造成福利损失，突显出寻租问题的重要性。作者特别指出，许可证下的竞争性寻租比通过关税方式实现同样进口限制造成的福利成本更大，强调要集中探讨寻租产生的额外成本。因此，她以竞争性寻租基本模型为基础，分别在自由贸易、无寻租关税进口限制，以及存在竞争性寻租的进口限制条件下，对比分析了均衡特征。结果表明，从自由贸易到无寻租关税进口限制时，从事进口的劳动力将减少，农业产量增加；而从进口关税限制到许可证寻租情形时，劳动力又会增加，农业产量减少。对于任何特定数量的进口限制，关税都帕累托优于等额限制的竞争性寻租。前者可在不减少进口的情况下，消费更多的商品。竞争性寻租限制的福利成本等于等额关税限制成本加上额外的寻租成本。印度和土耳其估计的租金就是数量限制引起的无谓损失，其值等于关税产生的福利成本之外的额外损失。因此，克鲁格指出，既然租金普遍存在，只有禁止寻租行为才能阻止损失发生。克鲁格提出的损失分析框架，将政府政策的经济学分析从工具选择扩展到了目标实现领域。该文引发了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寻租问题的研究。
《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1977）
A·K·迪克西特与J·E·斯蒂格利茨著在张伯伦（Chamberlin）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迪克西特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开创性地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市场竞争结构相结合，精妙地把规模报酬问题转化为产品数量与多样化种类关系，建立了内生产品多样化与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模型，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解决了这一两难问题。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含有子函数，且具有凸性无差异曲面可分的效用函数。该函数的凸性可以体现产品的多样性；通过把经济分为部门内与部门外经济两类（部门内产品有较高替代性，部门间产品则替代性差），将子函数定义在部门内产品上，以便分析产品数量与品种的均衡关系。其次，设定每种产品均以不变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生产，将规模报酬递增模型化。最后，比较了不变、可变替代弹性以及非对称效用函数情形下的市场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特征。结果表明，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垄断竞争均衡和约束最优相一致，具有同样多的产品数量、种类；使用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垄断竞争均衡是次优的，但在不可避免的规模经济的约束下，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反无约束最优具有最多的产品种类。文章中通过一般福利均衡分析反映多样性偏好选择的方法，为内生产品数量与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基础。所建立的模型（DS），被认为是新贸易、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起点。
《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
A·S·迪顿与J·米尔鲍尔著迪顿与米尔鲍尔追随斯通（Stone）的传统，假设消费者行为满足PIGLOG（Price 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og）偏好，即成本或支出函数满足PIGLOG型函数，利用鹿特丹（Rotterdam）需求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Translog Model）的“逼近”函数方法，通过扩展沃金与莱塞（Working，Leser）的恩格尔曲线模型，开发并估计了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
wi=αi+∑jγijlogpj+βilog（x/p）
logp=α0+∑kαklogpk+12∑j∑kγkjlogpklogpj，γij=12（γij+γij）=γji
wi表示i类商品的预算支出份额；x表示给定效用下的总支出；pj表示j类商品价格；p表示价格指数；α0、αi、βj、γij均表示参数。
模型中，对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实现特定价格水平P下给定效用水平的最小支出就是其真实预算总支出。不同商品的预算支出份额是真实预算总支出的对数和相对价格的对数的线性函数。这个模型除了保持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性外，估计与预测简单，非常接近线性；它可以一阶逼近任意一种需求系统；它的函数形式与家庭预算数据有较强一致性，能很好地满足选择公理，可检验需求理论的齐次性与对称性限制。他们使用1954~1974年战后英国的年度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与理论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得很好，模型解释力强，但齐次性与对称性限制检验与以前相关研究发现相一致均被拒绝。总之，AIDS是一个结构简单、在非常普遍意义上与效用理论相符合的需求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具体产品需求、政策福利影响分析等经济学，特别是福利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领域，产生了诸多重要成果，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后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已成为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论信息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1980）
S·J·格罗斯曼与J·E·斯蒂格利茨著尽管人们认为信息分散的经济中，价格体系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但格罗斯曼与斯蒂格利茨却证明正是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才使信息从拥有者传到无信息者。信息成本的存在，使价格无法完全反映信息，竞争均衡与有效信息市场相矛盾。首先，假设信息有一定成本，交易者是否是信息拥有者取决于是否花费成本获得信息。如果开始信息拥有者的期望效用高于无信息者的期望效用，部分无信息者将变成信息拥有者，反之亦然。由于随着拥有信息的交易者数量增加，信息拥有者的期望效用相对于无信息者的期望效用将下降；均衡时，边际交易者选择成为信息拥有者或相反是无差异的。其次，建立数理模型，在完全不变风险厌恶假设下，进行了均衡与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结果表明，噪声越多，信息拥有者比例越大。若不存在噪声或信息完全，价格传递了所有信息，均衡不存在。当拥有信息者人群所占比例为0或1时，市场变得贫瘠。因此，他们认为价格无法完全反映有成本的信息，竞争均衡与有效信息市场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市场创造不需要成本，均衡将就远不存在。有效市场理论认为信息无成本是价格完全反映信息的充分条件是错误的。如果有效市场假设正确，且信息有成本，那么竞争性市场将会瓦解，此时信息所有者所占比例为正的状态都不是均衡。因为竞争市场上信息所有者都不再花成本去获得信息，同时所有人都是无信息者也不是均衡。此时每个交易者都认为价格为给定的，那么都有动力成为信息拥有者。文章为研究信息不对称市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被视为信息经济学的拓荒之作。
《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方式》（1980）
保罗·克鲁格曼著“二战”后，出现了许多新的国际贸易模式，无论是没有比较优势或资源禀赋相似的工业国家之间及产业内贸易量日益扩大，还是各国倾向于出口在国内占较大需求份额的产品，传统的贸易理论都不能予以很好的解释。该文对此进行了规范分析与阐释。克鲁格曼假设存在大量潜在产品、生产内生规模经济、厂商不增加成本即可差异化产品，垄断利润为零，消费者有多样化偏好。以DS模型，建立了内生规模经济与产品多样化的贸易模型。首先，克鲁格曼通过开放与封闭条件下的均衡对比分析，发现在两国偏好、技术水平与要素禀赋都相同，传统贸易条件不存在的条件下，在同一产业内，贸易仍会发生并改进两国福利。这表明规模经济导致贸易产生，每个国家或厂商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没有两个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世界市场比国内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种类的产品，提高了福利水平。其次，引入运输成本扩展基本模型后，发现运输成本没有影响任何国家的厂商数量与产量，但导致了国内市场较大的国家工资率较高。在封闭模型中，厂商尽可能在它最大的市场附近进行专业化规模生产。最后，克鲁格曼将单一产业拓展为两个产业，发现不管分工完全与否，当两国进行产业间贸易时，每个国家都成了国内市场需求比较大的产品净出口国。克鲁格曼在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基础上对贸易模式的探讨构成了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也因“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荣获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股价过度波动能根据其后的股利变化进行解释吗》（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