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会信用部”信用运作有着100多年的历史，虽然有起有伏，但堪称东亚模式下的成功范式，其组织架构发育成熟，信用运作经验与人才丰富，龙头地位稳固。而福建专业合作社的信用运作至今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仅在《专业合作社法》第52条规定：“国家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也就是说，民间农业合作信用的发展是非主流的，或者说整体发展时机还不成熟。尽管如此，福建作为对台合作的先行区，外向型现代农业的发展为民间农业合作信用试点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也因此福建农业合作信用的探索具有鲜明的海西特色。福建农业合作信用的实践，主要以合作组织内部的资金互助和合作组织之间的信用联盟——资金互助合作社为主。相比之下，台湾“农会信用部”的信用运作在创意、创新、管理技术以及人才培训方面有着成功经验和领先优势，福建的优势则在于广大的农村信用市场及其组织发展的多元化。
②占比的分母项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
③Q2/Q1=下半年统计数量/上半年统计数量，用以揭示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Qy/Qh=0，表示该项在2009年为零的突破。
合作信用功能方面的差异更加显著。台湾“农会信用部”兼具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的功能，是最主要的农村小额融资主体，能够独立开办主要农业保险业务，可见其经营水平和人才结构已经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而利用信息连线创设信用资金联盟，更加笃实了农业合作信用的经营基础（见表1）。福建合作信用资金积累总体上无法胜任一定规模的合作信用运作，来自成员出资（包括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作价出资）、当年盈余提取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捐赠款、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如资产经营收入）等的合作组织资本金虽逐年增加，但资金来源很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以外源性融资为主，内源性融资主要表现在小额资金互助，保险和担保业务正在起步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农业金库网站相关数据制作而成处于市场化成长初期的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的扶持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法人加速了市场化运作进程。到2009年，福建省政府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财政扶持和管理人才培训投入以几何级数增加。但数据显示平均一个合作社一年只能得到8万元的扶持资金，扶持的金额和范围仍很有限。尽管如此，2009年上半年，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上缴国家税金506万元，且近一成合作社得到政府财政扶持资金的支持，实现零的突破（详见表2）。可见，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经营经过2年的政策实践和市场化探索，已经开始上轨道，其民间农业合作组织信用运作也就必然有了一些探索的经验和模式。
三、闽台民间农业合作信用互动前景
闽台民间农业合作组织信用业务发展差距已经成为闽台农产品供应链进一步整合并迈向一体化的重要瓶颈。后ECFA时代，两岸的农业经贸与服务贸易将是合作重点，而其中的闽台民间农业合作信用互动必然在ECFA框架下步入发展的轨道。经由闽台民间农业合作信用的互动，两岸农民在合作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农业经营收益在供应链上延展，从而将催生出两岸农业合作新秩序。可见，两岸选择互动发展，是由双赢的结果驱动的。
金融服务业开放是ECFA早收计划清单的主要内容。在台湾金融服务业涵盖了信用合作社业、农（渔）业信用部、信托业等。因此，两岸民间农业合作信用的互动业已进入ECFA框架中。2010年4月，国家工商总局出台意见，允许在福建省登记的台湾农民个体工商户以自然人身份，在福建省内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随着闽台农业分工合作的“微笑曲线”时代正在逐渐被合作共赢的供应链整合时代所取代，民间农业合作信用作为农产品供应链的润滑剂，必然在产业发展与整合的一定阶段顺势而起，互动演进，因而在供应链合作中的农业合作信用业务的互动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可以预见，台资与陆资的民间农业合作信用的相互渗透与合作将随着闽台农产品供应链的布局与整合，伴随着ECFA进程，顺势而动，期间的动力在于产业升级的需要和资金投向的趋利性。
闽台民间农业合作信用运作在2008年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福建如果可以成功推动农业合作组织试点信用业务，则既可以借鉴台湾农会信用运作及其风险防控的经验，又可以开辟吸收农村游资的渠道，还能兼得政府财政投入的乘数效应。商业银行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8月30日，大陆的银行一年期存贷款利差在5%以上。大陆农信社存贷款利率分别还有最高30%、70%的上浮空间。有一些省市下调了10%的农业合作社贷款利率，但存贷利差还是比较客观，相比之下，农业合作组织的内源性借贷利率又往往远低于农信社。而台湾银行一年期存贷利差仅1.36%，台湾农会信用部的年存贷利差为0.6%~2.1%。李昌平：《台湾农村见闻录，来自台湾的农业报告：从金融扶持政策到农会组织》http：//www.sina.com.cn，2006年9月。因此，对于长期受制于岛内市场和发展空间的台湾金融服务业而言，两岸农业合作信用的存放款利差的获利空间客观存在，一旦政策瓶颈化解，市场就会蓬勃发展。福建必须抓住机遇，依托闽台农产品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发挥在闽创业台企和台湾农民的作用，基于闽台农产品供应链整合愿景，在闽台农业合作的主要优势领域开农业合作信用试点及闽台农业合作信用互动之先河。
闽台两地应联合业界，出台共同政策，打造诚信氛围，发挥闽台合作成为两岸合作试验田的作用，构建政府间服务机制与协调平台。一方面，闽台可构想基于农产品供应链的共同品牌，人力资源与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规条例，在闽台农业合作组织信用业务互动实践中，重点支持管理和经营水平达标的专业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业务试点，共同商议可操作性的路径规划，制定出有重点、分阶段的扶持推进政策法规，推动闽台农业合作信用互动的市场化进程。必须把握好产业升级转型机遇，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渐进农产品供应链领域，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化与标准化发展水平，迅速缩小闽台农业经济发展差距。两岸还要在政策上对进入农业合作信用领域的两岸机构一视同仁。福建对于农信社和农业合作组织信用业务的支持政策同样要适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以培育公平的市场化竞合氛围。另一方面，建设闽台农业合作组织信用运作的联合征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平台运作的权威、透明和快速反应机制，及时反馈、协调和解决问题，实现政府—农业合作组织—农业合作组织信用业务—农户在同一个平台上的交流、互动与融合，进而奠定互信的基础。此外，政府良好的人力资源政策及其投入，有助于提升农业合作信用的经营和发展。尤其对于福建省，应立足现实发展水平，高起点定位引进农业合作信用人才。对于来海西区投资创业的台资农业企业和台湾精英农民，不仅要给予他们完全的国民待遇，推进他们的本土化融合，更要调动他们的行业示范和领军积极性，为闽台农业合作信用互动架起桥梁。
建立农业合作信用运作的政府担保机制，确保资金链安全，是农业合作组织信用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台湾“农会信用部”和世界经验表明，政府公信力的支持是农业合作组织信用业务成长的重要支撑，如台湾存款保障政策可资借鉴。同时，政府政策、法制建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闽台民间农业合作信用互动重要的外部环境条件，品牌认可度则对农业合作信用具有乘数效应。同时，对于即将登陆的台湾农业合作金库的业务竞合，福建农业合作信用必须加快发展和完善。相关研究资料显示，在中国内地，品牌的市场认同率远高于农产品认证。福建政府应出台地方性法规，返还农业合作社税金，鼓励专业合作社将提留的公积金、公益金作为品牌扶持资金，给予1∶1的财政扶持资金配套，建立品牌扶持专项基金，以期缩小与台湾的同业差距。第一，立足地理标志产品，探索福建农村社区互助合作担保公司与专业农业合作社信用业务融合发展的经验模式。第二，走合作发展道路。政策要引导现有多元化信用运作主体的互动和相互参股渗透，鼓励专业合作社信用业务“借壳”发展，并加以规范。目前，独立于合作社之外的农村社区互助合作担保公司这是由村、镇、农民、中小企业发起入股的民间合作制信用企业，执行人民银行基准利率0.9~2.3倍的浮动利率，与当地银行、信用社保持着良好的信用合作关系，且不以盈利为目的。参见田秀娟、吴滋兴、王玮：《农村社区互助合作担保机构运行机制探析——以福建省霞浦县石湖农业发展担保公司为案例》，《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6月。的信用业务已经取得一些成功经验。它作为一种独立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外的合作信用，作为一种范式，推进了农村信用生态的改良，可以推广到专业合作组织的信用运作中。第三，探索自下而上双层级的合作信用组织和制度架构。从福建资金互助社试点情况看，时机还不成熟。必须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壮大到一定的经营和资金规模后，在品牌合作社及其信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再试点资金互助社，这样运作基础会比较笃实一些。在此基础上，引导建立市、省级的专业合作社联社。
我国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获得为了避免院校性质可能附带的影响，该部分的一般本科院校不包括民办本科院校。
谭敏谢作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的受高等教育人口有了跨越式的增长。但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各类型高校的入学比例却一直未能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仍低于全国总体水平；谭敏、谢作栩：《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分析》，《高教探索》，2009，（2）：26~31。另一方面，近年来针对少数民族成员实施的高考加分、预科班招生等倾斜政策面临诸多争议，持反对意见者认为现实中那些处于相同社会经济地位、接受相同中小学教育的汉族成员的高等教育权益被“逆向剥夺”，并质疑当前形势下实行这种“差别对待”的必要性。若要正确看待这些现象与问题，就有必要以实证的方法了解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获得的真实面貌。
一、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不同民族在某些社会资源（包括教育资源）的获取状况存在较为普遍的差异。在看待和分析这些差异时，社会学者往往对社会分层和族群分层结构的影响力持有不同的见解。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科尔曼在其研究中发现，影响黑人和白人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因素并不是种族歧视问题所导致的资源投入不平等，而是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差异所致。COLEMANJS：《TheConceptofEqualityofEducationalOpportunity》，《HarvardEducationalReview》，1968，（1）：7~22.费吉恩的研究则将以色列裔学生与亚裔、白人、黑人学生进行比较后发现，以裔学生学业成就最高是因其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及家庭收入），其中父亲受教育程度影响最大。FEJGINN：《FactorsContributingtotheAcademicExcellenceofAmericanJewishandAsianStudents》，《SociologyofEducation》，1995，68（1）：18~30.而更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社会学家威尔逊在其著作《衰落的种族意义》中对种族与阶级的探讨。WILLIAMJ、WILSON：《TheDecliningSignificanceofRac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他认为，美国民权运动之后黑人中产阶级的扩展已经导致了“逐步加深的经济对立”，“贫穷的黑人与中等和上等收入的黑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阶级因素已替代成为黑人生活机会的主要影响因素。黑人群体内部的分化加剧。黑人中产阶级成为种族障碍消除的受益者，经历了实质性的向上流动，贫穷的黑人与中、上收入的黑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底层黑人的经济状况难有明显改善，使得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差距难以缩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导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获取教育机会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以家庭背景为指标的阶层分化，其中少数族群内部的阶层分化同样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