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们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对福州乃至福建进行了观察和解读。这其中，以郁达夫的作品最多最丰满。郁达夫来福州后，先后写下了《闽游滴沥》、《记闽中风雅》、《饮食男女在福州》和《福州的西湖》等等，褒赞了福州的风景、女子、物产及风俗，这些文字大多发表在《宇宙风》、《论语》等较有影响的全国性刊物上，对福建和福州文化是一个有效的传播。许钦文此前曾于1934年在厦门集美中学任教，这是他第二次入闽。他也写了大量有关福州和厦门风土人情的作品，如《厦门和鼓浪屿》、《到厦门去》、《鹭岛风味》、《过建阳》、《福州的妇女》、《福建新省会的素描》，等等。与郁达夫一样，许钦文对福建的印象也是十分美好的，在《福州的妇女》中，赞扬福州农家妇女“始终保持朴素的美德，以劳动为天职而享受富有”。在《到厦门去》中，赞扬“闽南的山水，更其是在厦门一带的，可谓壮观而亦不失秀美；罗列海滨，气势是够宏大的；形状与色彩都多变化，醒目悦神，也是够耐味的了”。与郁、许二人不同，董秋芳对福州的第一印象并不甚佳，在《福州的蚊子》中，他描写“不但多得不可思议，而且特别厉害”的蚊子使得他夜不能寐。其实这也是十分正常的，所谓众口难调，又有哪一个地方能使所有的人都满意呢？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董秋芳随后对福建的感观发生了改变，否则他又如何能够在福建生活了九年之久？[10]此外，晚来的楼适夷也写了杂文《福州有福》。
其次，郁达夫等人皆受过高等教育，又走南闯北，对国际国内形势有较为深刻的观察与洞见。他们来到福州后，利用视野开阔、见多识广的特长，通过演讲、发表文章等形式，介绍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文化形势，从而拓展了福州各界特别是知识界、文化界的视野。如郁达夫来福建后就写了《新生活与现代生活》、《关于使用国货》、《战时教育》、《可忧虑的1937年》、《九国公约开会》等文章，发表《世界动态与中国--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防空自卫庸谈》等演讲；董秋芳则写了《战争，文学与战争文学》、《文学与社会建设》；许钦文写了《抗战胜利第一步》、《长沙与华沙》；楼适夷写了《九国公约会议的认识》、《目前抗战的形势》等文章（以上所收入的都是他们发表在福建本地报刊上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等地的文章则没有收入）。
再次，积极开展抗战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在郁达夫、董秋芳等人的积极呼吁和奔走下，7月28日，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选举郁达夫、董秋芳、杨骚等人为理事。为了扩大影响，10月17日，藉由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改组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选出郁达夫、林炳康、林天宇等23人为理事。首次理事会选出郁达夫、魏然、许钦文、董秋芳、杨骚、姜琦等11人为常务理事，推选郁达夫为理事长、姜琦为副理事长、董秋芳兼秘书、魏然兼组织部长、许钦文兼宣传部长。为了发动群众，郁达夫等人采取了各种形式，如写文章，举办“演讲大会”，成立“歌咏团”等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楼适夷来福州后，也加入抗战救亡运动中来，他的任务则主要是负责编辑《文救周刊》（后改为《就救亡文艺》）。[11]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郁达夫等人共同组织、参加了很多活动，这使得客闽文人群体的称谓名副其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以郁达夫为首的客闽文人群体并没有画地为牢，而是与福建本地的文化界人士如杨骚等人亲密合作。
可惜略显遗憾的是，郁达夫等人发起组织的“文救会”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不久即宣告解散。这也使得楼适夷心灰意冷，萌生去意。1937年末，他北上武汉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文抗”）。继楼适夷之后，郁达夫也离开了福州。他先是北上武汉参加“文抗”，后又下南洋宣扬抗战，最终惨遭毒手，客死异乡。以他为首的客闽文人群体也于无形中瓦解。
结语
虽然这个客闽文人群体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的意义却非同一般：
首先，以郁达夫为核心的客闽文人群体的形成，犹如一束耀眼的烟花，照亮了稍嫌晦暗的福建夜空。众所周知，福建近代以来人才辈出，如林纾、严复、郑振铎、冰心、林语堂等等，不可胜数，但这些文人、学者多具宏图大志，不愿蜗居东南一隅而争相北上，在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却无形中使得闽省的人才培养少了大师的熏陶而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加之地处偏远，而多被世人所淡忘。郁、许等人的到来，通过著书立文，将福建的种种情形--政治的、经济的、风景的、民俗的--介绍给全国的读者，有效地提升了福建的知名度，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福建的文化形象。同时，也给予闽省青年一个近距离学习、交流的机会。正是在郁、董等人的鼓励和奖掖下，许多青年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其次，这个文人群体的形成，使郁、董、许、楼诸人互为奥援，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事业上相互扶持，在精神上相互慰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远比单个人为大。我们看到，在董秋芳、许钦文等人到来后，郁达夫再也没有抱怨过孤独和忧郁，而是振奋精神，积极投入到社会活动当中去。而当他赴日迎接郭沫若回国之际，董秋芳等人分担了他的许多工作，为他免除了后顾之忧。
第三，这个客闽文人群体的形成，还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后，以黎烈文为首又形成了一个客闽文人群体，充分继承了前者团结战斗的精神，以“推重车上坡”的气概，与本省知识分子一道，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把永安建设成为了东南文化中心。
注释
[1]郁达夫：《闽游日记》，见《郁达夫全集·日记》，第40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2]郁达夫：《高楼小说》，见《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出版，第194页。
[3]《民国文林》第189页，现代出版社2011年1月版。
[4]《民国文林》第194页，现代出版社2011年1月版。
[5]3月31日日记记载：晨起，至省府探听最近本省政情；财政不裕，百废不能举，福建省建设之最大难关在此。理财诸负责人，又不知培养税源，清理税制，都趋于一时乱增税收；人民负担极重，而政府收入反不能应付所出。长此下去，恐非至于破产不可……郁达夫：《闽游日记》，见《郁达夫全集·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29页。
[6]郁达夫：《闽游日记》，见《郁达夫全集·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19页。
[7]郁达夫：《闽游日记》，见《郁达夫全集·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22页。
[8]郁达夫：《高楼小说》，见《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出版，第194页。
[9]郁达夫：《闽游日记》，见《郁达夫全集·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01页。
[10]1946年5月，董秋芳因拒登福建省书刊审查处处长周世辅一篇反苏反共的文章而被驱逐出境。
[11]可参见陈松溪先生的有关文章《楼适夷在福州的抗日救亡活动》、《董秋芳在福州》、《郁达夫与许钦文》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