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西安
摘要：虽然中国城市化起步比较晚并且总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工业化时代人类城市化的文明发展方向是相一致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发展过程。这一城市化进程和特点与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是相合拍的。女性学在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思维和行为具有女性平等权利意识。特别是高校女性学课程的开设，对学生社会性别意识、社会关怀、平等意识的提升有明显效果。女性学的发展在中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城市化的印记。政府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重要领导组织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中国女性学学科发展的主导力量。政府的推动对于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双刃剑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城市化背景；女性学发展
一、城市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前，城市化道路处于波动起伏、徘徊停滞状态，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缓慢。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市化水平由12.46%，上升到17.92%，平均每年提高0.21个百分点，远低于世界同期的平均水平；建制市数量由151个增加到193个，建制镇数量由1954年的5400多个减少到1978年的2173个。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走上了积极稳步、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进程明显加快。1978～2007年的29年间，城市化水平由17.92%上升到44.94%，平均每年提高0.93个百分点，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4.4倍，是世界同期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5倍；建制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5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19249个。回顾中国60年来的城市化道路，大体可以把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20世纪50年代～1978年，高度计划经济和高度中央政治控制条件下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当时的晚清政府以强兵富国为目的，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的口岸地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构建以军事工业为骨干的近代工业体系和国民教育系统。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西方社会的大量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也大量涌入到这个具有广阔市场的国度。受到国内外这些因素的强烈影响，尽管有封建主义的严重阻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洋务运动虽然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的口岸地区进行，在广大的乡村社会依然是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的绝对统治，但由于救亡图存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任务，其强兵富国的宗旨所凸显出来的功利主义还是对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国家观念造成了很大的腐蚀和冲击。这些通商口岸作为沿江、沿海贸易和对外交往的中心，越来越具有以经济活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功能。这样，这些通商口岸越来越具有近现代城市的属性，所谓中国的城市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起步的。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近一个世纪，尽管有清王朝封建主义的阻碍、北洋军阀的鱼肉和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的停滞，这些通商口岸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其中最成功的是上海。1860年的上海只能算是一个小县城，人口不足10万，到1920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100多万人口的城市，之后城市人口得到了持续扩张。带动上海从县城到城市的是宁波、无锡和苏北的农村人，他们是现代城市的第一批缔造者，这个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进城潮”。这次进城的农民们绝大多数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下来，安家置业，逐渐演变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城市化的迁徙模式因“农业合作化”戛然而止。1955年农业合作化后，中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个“二元”是封闭的，城里人不去乡下，乡下人进不了城。1954年的《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的《关于城乡户口划分标准的规定》成为户口管理中户口审批的最早依据。户口和粮食关系，把人截然划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个绝对的、身份和生活截然不同的类别。随着城乡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户籍身份的界定与转变限制，也致使公民初始机会不平等的现象出现。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恰恰相反，1978年以前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2）1978～1992年商品经济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内外开放时期的城市化恢复、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前半期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跨过了4亿吨台阶，为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创造了必要条件。从1983年起国内粮食收支改变了长期存在的销大于供的状况，实现了平衡有余，满足了城镇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到这一阶段2000多万上山下乡知青和下放干部及家属相继返城，使城镇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新设市、镇大量增加。从1984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开始转入城市。通过改革改善了国营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放松了人口迁移和市镇设置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动了城市化平稳、快速发展。1992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27.46%，比1984年提高了4.4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56个百分点。
然而这次“进城潮”虽然猛烈，但和百年前的完全不同。大量进城的农民在都市打拼多年后，依然是“农民工”的身份，而没能真正成为“城里人”。由于“二元结构”造成天生的身份差别，许多城市人早已固化形成了一种对农民的轻视。农民工的工资通常被压得比较低，权益得不到合理保护。而且城里人还对农民工带着一种“特殊盼望”--希望他们能履行“候鸟”模式。什么是候鸟模式？就是需要你们打工的时候你们就来，不用的时候你们就回家去。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景观，城里人与农民工的对峙在加剧，但互相之间的依附也在加剧，两种情感复杂地扭结在一起。
（3）1992年至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潜能得到进一步释放。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类城镇均获得了快速扩张，城市建设全面展开，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城市化加速发展。到2007年底，全国设市城市数达到655个，建制镇的数量达到1.92万个。1992～2007年，全国城镇人口数量由3.2175亿人增加到5.9379亿人，全国城市化水平由27.46%提高到44.94%，提高了17.4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17个百分点。
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由于具有特殊的国情，因而具有自己的独特属性，主要包括：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发展过程；城市化过程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逐步提升；城市化的发展逐步由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劳动力的职业转换由优先地域转换向职业转换与地域转换同步进行；城市化的运行机制具有从非商品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显著特征。
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的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于是，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步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也就是说，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方面。中国作为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晚于西方国家一个世纪开始城市化进程。回顾1860年代到今天为止的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城市化历程，虽然历经风雨坎坷，甚至出现曲折倒退，到现在为止城市化总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从中国城市化的独特属性来看，与工业化时代人类城市化的文明发展方向是相一致的。
二、中国女性学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大致相合拍的
2010年上海世博会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确定为主题，反映了全球社会城市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达到了新的水平。城市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方面，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重要体现。而女性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意识的重要领域。虽然讲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规律和节律，但归根结底女性学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方面是受中国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其中中国城市化发展作为中国社会存在的重要方面也会对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在一般意义上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并不是亦步亦趋的；城市化发展是女性学发展的重要条件，缺乏这个条件女性学在中国就是海市蜃楼。但并不是说城市化的发展就必然逻辑和历史同步的在中国产生和发展女性学。在具有城市化发展这个根本条件之后，它还和中国整个社会及其精英阶层，特别是政府和专业学者的认识水平与研究水平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城市化是因，女性学是果，但城市化之因主要是根本之因而不是直接之因。女性学是果但不是纯粹之果，它对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也会发挥重要的价值观导向作用。回顾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城市化历程，城市化虽然也有反复。但从总体看，它是中国社会摆脱皇权专制主义政治控制，个体人摆脱对他人、群体依附，转变为政治文明的社会与自由、民主、自律个体人，这个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一个把人的关系还给人的重要历史进程，这是个体人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在两百多年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就天才地断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笔者以为这里所谈到的普遍解放，实际上就是指打破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个体人相互之间平等的社会政治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构建中心一环就是，把妇女从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中解放出来。妇女人身依附关系是中世纪双重的最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因而她成为构建新型社会政治关系的最短板。这样，妇女从中世纪人身依附关系摆脱出来的程度，就成为新型社会政治关系构建程度的最重要指标。然而要做出说明的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妇女解放主要是通过妇女解放的社会实践运动来推动进行，缺乏科学理性的理论指导，基本上处于自发的发展水平。所谓妇女解放的社会实践运动，主要是指反对歧视妇女，使妇女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实现男女权利完全平等的一项社会目标或社会运动。女性学的概念来自西方，也称为妇女学（women studies），是一门新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也可以说，西方女性学强大的生命力就是来自美国本土的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的实践。当女性学作为一个崭新学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时，标志着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高度和自觉阶段，从此妇女解放运动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狂飙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