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永定县籍南洋华侨为视点
俞如先
内容提要：汀州籍客家人过番到南洋谋生创业由来已久。汀州府管辖的永定县由于人多地少和地理位置较为近便的原因，前往南洋谋生的最为众多。辛亥革命前，南洋永定籍华侨对革命的态度一度不尽相同：有的较早就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有的则持反对态度。1907年之后，胡子春的态度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实现了与南洋一带赞同孙中山革命主张永定籍华侨的殊途同归，从而为孙中山革命思想在南洋的传播进一步打开了局面，也为日后的辛亥革命积蓄了更多的革命力量。南洋永定籍华侨加入同盟会者也日渐踊跃，实际形成了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这一革命群体革命性的特点决定了其进步的本质。这一革命群体无论是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还是在后辛亥革命时代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关键词：汀州永定南洋华侨辛亥革命
汀州创州设府始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因境内有长汀溪，取名汀州。此后，汀州先后增置上杭县、武平县、明溪县、永定县等县，最终形成了”汀属八县“的行政格局并一直延续至民国前期。汀州是客家民系的生成地。汀州千年的历史，使”汀州“成为客家人挥之不去的文化符号。客家人独特的历史锻造了客家人行闯天下、不断进取的人文品格。自15世纪始，汀州客家人又汇入了过番到南洋谋生的队伍之中。永定县由于人多地少和地理位置较为近便的原因，前往南洋谋生的最为众多。20世纪初，南洋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无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还是后辛亥革命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笔者于近期在永定县调研，收集到一些侨属姓氏的族谱和来自南洋的文献资料。拙文即是根据这些资料撰写而成的。期许拙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汀州籍南洋华侨的历史引起更多的重视和关注。
一、辛亥革命前南洋永定籍华侨对革命的态度
辛亥革命前，侨居南洋各地的永定籍华侨到底有多少无确切的统计数据。据民国二十七年厦门侨务局查报”侨居南洋群岛之永定人，已达一万五千有奇“［1］的数字推断，辛亥革命前夕永定籍华侨起码也有万余人。永定籍华侨散居南洋各地，因认识的角度不同等原因，其对革命的态度于20世纪初肯定一度不尽相同。
有的永定籍华侨一度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持反对态度。如13岁才从永定下洋前往南洋赫赫有名的”锡矿大王“胡子春是大富商角色的华人领袖。他一度被认为是保皇党的中坚分子，被贴上了保皇党的标签。其实把胡子春贴上保皇党的标签并不准确，胡子春的政治态度本质上是拥护满清王朝的，”胡子春的政治立场，表面上是倾向保皇党，实际上是拥护清廷“［2］301。胡子春也的确一度和清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子春痛心疾首。八国联军事件发生后，面对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祖国，更无时不以国家民族安危为念，即向祖国捐献白银50万两，清政府封其为邮传部尚书。他先后3次捐300万两白银给清廷建铁路、扩海军、开琼矿。他为海军捐献银元80万两，但被慈禧太后挪用作建北京颐和园。当清廷要兴建粤汉、沪杭、漳厦3条铁路及琼崖垦矿时，他慷慨捐资以为提倡，清廷加封为荣禄大夫。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其祖母在原籍逝世，他回国奔丧，慈禧立即电召其晋京，接见赐宴，他又捐献白银50万两。“［3］胡子春因屡次向清政府捐资而”屡登仕籍“［4］。胡子春的情形也绝非个案。那种和祖籍国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南洋华侨并不在少数。如新马华人领导层即与清朝鬻官制度关系密切，1877～1912年之间，新马两地有291名华人向清廷捐官。［5］112也不排除还有其他永定籍华侨捐官的情况。胡子春在南洋华侨中具有着不同凡响的影响力，胡子春政治态度毫无疑问也影响着为数不少的客籍华侨。由于拥护清王朝的政治态度使然，胡子春一度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持反对态度。1906年，孙中山在英属马来半岛的革命活动即受到了胡子春的抵制。当孙中山于1906年在新加坡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后，原本打算继续北上马来半岛各大城市，以组织更多的分会，但孙中山一行人到达怡宝后，受到胡子春的威胁恐吓，只停留一个晚上，便匆匆折返新加坡。［5］60而有的永定籍华侨则较早就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如永定仙师乡的林上楠为了生计前往南洋谋生，在吉隆坡偶遇大名鼎鼎的胡子春，于是，受邀前往胡子春矿山，负责理财事宜，由于工作尽职尽责，财务事项井井有条，”纷繁复杂的老账目被他整理得有条不紊“。［6］217林上楠因而深受胡子春的赏识。承蒙胡子春的资助，前往日本留学深造。留学期间，林上楠恰巧结识了廖仲恺等”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参加了同盟会，义无反顾的投身于反清斗争，”又东渡留学，获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同时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7］993。
当然，对胡子春拥护清政府的政治态度也要作具体的分析。他之所以拥护清政府，主要是因为深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简单地把爱国与拥护清王朝等同起来，”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子春的爱国思想最初是与忠君分不开的“［8］219-220。应该看到，在20世纪初的南洋侨界支持与不支持革命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两种态度，”当时华人的政治立场并非楚河汉界般的分明，但也不能简单地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5］58。而且也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哪怕是一度对革命持反对态度的华人资产阶级也并非一味排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是在国外的华侨资产阶级。华侨资产阶级有很多人是从小商人出身，甚至有的是从工人出身的，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系比较少。同时因为他们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受到外国人的歧视，深恨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容易产生革命情绪“［9］24。这类的华人资产阶级通过正确的政治引导，提高政治觉悟，是能够转变政治立场的。胡子春就是其中的典型。
孙中山先生自1895年便流亡海外，1900年首次停留新加坡。至1911年为止，他多次到新马来宣传和筹款，其中停留新加坡达八次之多。孙中山的同志尤列等人则自1901年开始，长期在新马地区宣传革命事业和吸收中下层支持者。［5］81一方面得益于孙中山先生及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人在南洋一带矢志不渝的革命宣传，使革命思想在南洋侨界深入人心，再一方面得益于胡子春身边人员的反复说服，最终使胡子春从1907年始，改变了对孙中山革命主张的态度，逐渐转向革命、支持革命。”维新派邑人王绍经孝廉（富岭人）远游南洋，以同乡关系，子春待为上宾，聘为记室。他从王绍经那里了解到清廷‘后党’残民卖国、腐败无能的种种内幕，加上孙中山这时正在南洋加紧宣传革命，组织同盟会，于是子春对清政府的态度，便逐渐由不满而发展到反对了“［8］219-220。他在辛亥革命发生后，彻底地与清政府决裂，”武昌起义后，他立即剪掉辫子“［7］。从胡子春的事例不难看出，汀州客家人确实具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不断进步的人文品格。
胡子春对孙中山革命主张态度的转变，最终实现了与南洋一带赞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永定籍华侨的殊途同归。胡子春政治态度的转变，使孙中山革命思想在南洋的传播变得更为顺畅，也进一步打开了局面。此后，永定籍的南洋华侨纷纷加入同盟会。如生于永定县下洋镇下坪村的胡建扬，”家贫，清光绪年间到南洋谋生，1909年加入同盟会“［3］。又如永定古竹乡高头村的江董琴（1888～1933）因参加反清革命事泄，只身逃往南洋，来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1909年，由吴世荣介绍加入同盟会；负责具体会务；期间，得识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7］997……可见，南洋反清革命队伍在不断壮大。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至1910年，又进一步波及东南亚较为边缘的缅甸一带。1908年后，同盟会骨干居正前往缅甸仰光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同盟会支部。为了组织云南反清起义，仰光同盟会派居正等人前往缅甸瓦城（即曼德勒城）一带活动，由此又有更多的华侨加入同盟会，其中包括永定籍华侨胡迪人等，”庚戌春，居正、吕天民二君奉仰光中国同盟会之命，赴瓦城秘密宣传。时饶潜川、陈泰高、胡迪人等知情，则至车站欢迎，寓于公所。饶、陈、胡等因〔此〕四出鼓吹革命。但当时瓦侨明白种族意义者甚鲜，故加盟者无几人，后得赵济川君介绍，加盟者不少“［10］。
二、辛亥革命前夕南洋实际形成了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
辛亥革命前夕，伴随着胡子春政治态度的转变和永定籍华侨纷纷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革命旗帜下，南洋一带已实际形成多个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有的直接在同盟会的领导之下。如缅甸华侨经居正的宣传、发动，加入同盟会者相当踊跃，永定籍华侨也有31人入会，其中包括普通会员29人（参见”辛亥革命前夕缅甸永定籍同盟会会员名录“），另有胡迪人和永定岐岭乡的陈雪梅系为缅甸同盟会的骨干成员，［10］也是缅甸永定籍同盟会成员的核心。南洋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有的并不直接归同盟会领导。如以胡子春为核心的团队，包括王绍经、林上楠等核心成员。胡子春、王绍经等都不是同盟会成员。但胡子春团队有个别成员，诸如林上楠加入了同盟会，而且1907年之后胡子春团队赞同并支持革命事业，并同同盟会保持着密切联系，该团队实际成为同盟会的外围革命群体。南洋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的实际形成，表明支持革命是南洋永定籍华侨群体性的行为，南洋永定籍华侨群体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革命声势。
辛亥革命前夕缅甸永定籍同盟会会员名录
说明：此名录根据陈文红、邹文清、胡赛标《为辛亥革命作贡献的永定籍缅甸华侨》（网络稿）一文整理，该文见”胡赛标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hsbhsb/。此名录第29号的卢福元的籍贯为汀州，陈文红、邹文清、胡赛标认为汀州卢姓主要分布在永定县，其籍贯具体应属旧汀州永定县。
南洋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有这么几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