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文明？
然而另一方面，在《旧约》许多故事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对城市文明的抵抗，对定居生活方式的反对。正是“邪恶的”农民该隐（务农，要求定居的城市生活）杀死了牧羊人亚伯（猎户和牧羊人，倾向于游牧生活，他们不建造城市，相反，他们的生活方式要求不断从一个狩猎场或牧场迁往下一处）。类似的因素也体现在雅各的故事背景中。雅各过着定居生活，他愚弄、欺骗55了他的兄弟以扫，56剥夺了父亲对以扫的祝福，自己取而代之。
城市经常被视为罪恶、堕落和颓废的象征（至少在更古老的犹太作品中），代表着非人性。57希伯来人最初是游牧民族，他们避免城市生活。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圣经》中提到的第一个重要城市是自负的巴比伦58，上帝随后将它夷为平地。当亚伯兰和罗得的草场变得越来越小时，罗得选择去城市（索多玛和蛾摩拉生活，而亚伯兰深入沙漠，继续过着游牧的生活）。在此，没有必要重述这两座城市的堕落——这是妇孺皆知的故事。
《旧约》借用诗歌提升了自然的地位，而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我们却没有发现任何此类用法。《旧约》中有一篇《所罗门之歌》，采用自然象征手法描写了情人的状态。情人间的所有甜蜜时光都是在自然中上演，在葡萄园或花园中，远离城市，这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不愉快的事情都发生在城市中——侍卫殴打、羞辱自己的情人；情人在城市中找不到彼此的踪迹。但在自然中，在葡萄园和花园中（让我们想起创世时的伊甸园），情人们非常安全，再度重逢，而且不受打扰，随心所欲地生活。
总之，对希伯来人来说，自然和自然性有着积极的价值，而城市文明却有着消极的影响。上帝的原始“祭坛”四处游走，而当定居一处时，“只会”放在帐篷中（因此才有“上帝的神龛”这种说法）。看起来，文明只会使人类变坏。人类与自然越接近，就越具有人性。在此，人类的自然状态及其自然性并不需要文明才会变好，或者变得具有人性。与《吉尔伽美什史诗》相反，似乎对于希伯来人来说，恶魔存在于城墙之内和文明之中。
在犹太文化和我们自己的文化史中，这种对自然性和文明的态度一直在向复杂化发展。后来，希伯来人也选举了一个国王（尽管信仰上帝的先知们都一致反对），而且定居在城市中，他们最终在城市里发现了上帝的神龛，而且为上帝修建了一座神殿。后来，耶路撒冷城在所有的宗教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城（神殿之乡）在希伯来人的思想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后来的发展更加倾向于城市模式，这在早期的基督教义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读一读《启示录》，就足以了解从《旧约》时期以来，人们对天堂设想的发展。最初，天堂被视为一座花园。约翰对天堂的设想是一座城市——新耶路撒冷城中的天堂，而且他详细描述了城墙的尺寸，这座城还有黄金铺成的街道，珍珠装饰的城门。尽管约翰提到了生命之树生长于此，一条小河流经此树，但除此之外，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中，再没有任何关于自然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