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我们平武，尼苏一直是一个神话人物——幸福的神话人物，她是因为接触过神——见到过毛主席，还被毛主席问过话，上过当年的纪录片《光辉的节日》——被神化的。真的是“被毛主席问过话”，不是“与毛主席说过话”——毛问她的时候，她羞涩、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我知道尼苏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白马女人，她体会到的是一个白马女人活在世上的辛酸苦辣，神话不过是人们强加给她的一种想当然的政治抒情。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写县志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尼苏。最早是在一本地方史料中看见她年轻美貌的照片。她受到毛的接见、被说话也编入了1997年版的县志的《大事记》。从那时起，我便想见见尼苏，见见照片上那位年轻美貌、气质不凡的白马女人。我只是想见见，并没有去打听，便一直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在干什么。在我的想象中，这样的一位少数民族女性不是住在省城，也是住在市里。在想象中，我感觉到了与尼苏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当年的我还无力跨越的。所以见尼苏，仅仅是我个人的隐秘的冲动。
在后来的时间里，特别是在我想到要写一本关于白马人的书的时候，尼苏会浮现出来。照片上的身穿裹裹裙、头戴白毡帽、插白羽毛的漂亮尼苏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符号，一个被政治化的罗曼蒂克的白马女人的符号，也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妇女在毛时代的符号。这个符号在褪去光鲜之后慢慢呈现出锈迹，并显示出沉重哀伤的气质。
书迟迟没能完成，尼苏便也始终藏匿在谢幕的时代背后。谢幕的时代往往才是真实的，褪去人造光，还原成山水、石头、木头、牛羊、荞麦、青稞、洋芋、水磨坊这些自然的物件。就是不能置身在这些物件当中，不得不和它们保持一种距离，那么，能够送送孙辈、买买菜、散散步、在阳台上看看星星，也是真实的。只是老了，青春不复返，中年的健康不复返，身子骨完全没了那个时代的原始的欲望和痕迹——作为纪念。
当时间的扫帚扫除掉时代的尘屑，渐渐把伟大还原成平常，我遗忘了尼苏。这遗忘是我一个人的，也是一个时代的。我个人的遗忘完全是因为圣光的消退；时代的遗忘则如河水改道，把一个漂浮物遗弃。
2.2009年8月17日下午，我在岷山深处夺补河畔一个叫祥述家的白马人山寨第一眼看见尼苏，她跟另一位白马老妪从我住的杨麻格杨老师家的院前经过。我刚到祥述家搁下行李，坐在杨老师家的木楼下喝水。地震后这里差不多就没有游客了。我在午后的高原阳光里感觉到的是巨大的热烈的宁静，与我记忆里游客如织、彻夜欢腾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杨老师的小儿子齐伟他告诉我，走在阳光里的其中一个女人就是尼苏时，我并不知道哪一位是尼苏。两个女人，一个是白马人的穿着，一个是汉人的穿着。她们背着背篼，并排走过去，一点不回避热辣的太阳。
尼苏出现了。我望着两个女人的侧影。
尼苏在，自然生出了采访尼苏的想法。把这个埋藏了十几年的想法告诉齐伟他，齐伟他说他们家和尼苏是亲戚，他可以带我去。我问齐伟他什么时候可以，晚上行不行？齐伟他立即面露难色，说尼苏很忙，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
“很忙？她这么一把年纪，还忙什么？”我有些不解。
“忙猪啊，忙牛羊啊，忙地里啊。”齐伟他说，“都是替儿孙忙。儿子格波塔的两个女儿一个在绵阳打工，一个在北京打工，格波塔的家，格波塔的大女儿嘎介波的家，都要人照看。”
我问齐伟他尼苏今年多大岁数，齐伟他说有七十几了。可我觉得，刚才看见路过的两个人的面目，两个人的侧影，都不像是上七十的。
到寨子里去走。走尼苏刚才走的路，朝着尼苏去的方向。太阳光依旧强烈，间或有木楼的影子投在路上。我快步走过太阳光，停留在木楼的影子里观望。我是第三次来祥述家。不算路过。第一次是陪诗人蒋雪峰、刘强一行，记得活吞过一条羌活鱼，晚会结束游人散尽，与雪峰围着余火对饮到凌晨，回去写了《在祥述家抵达诗歌》。第二次是陪安昌河跟峨影厂的导演。这一回，震后第一次来，成了祥述家唯一的游客，可以独享它的宁静和寂寞。寨子显得异常地空寂，偶尔遇见一两个人从对面走过来，水泥路热烫烫的，行人的眼神却是悠闲清凉的。看见院落墙边睡觉的狗，或者是水泥地上玩耍的婴孩，都是一律的闲静。
看见一条小径通向夺补河，便走过去。小径的一边是木楼，一边是菜地。有木栅栏隔开了小径和菜地，我知道是为了阻挡牛、马、羊去糟蹋蔬菜。
以为小径前面有树可以遮荫，顶了烈日一直走，到了夺补河边也没看见有可以遮荫的树。面前是一座木板桥，桥下是奔腾的灰色的溪流。我已经很熟悉这条溪流了。在岷山更为幽深的王朗的雪山脚下，我见过它。要更为欢腾，更为冰洁。在王朗它还是两支，一支从大窝凼流出，另一支则出自竹根岔。即使在祥述家我也熟悉它，在木板桥上游不远处还有一座便桥，我曾经两次站在便桥上目送溪水。旁边岸上长着三五株百年老树——老白杨，怎么看都像是刺梨。对岸是一片开阔的洋芋地，洋芋、豇豆间种，有白马女人在地里挖洋芋，装束一点不懈怠，裹裹裙、花腰带、白毡帽白羽毛一样不少。万绿丛中，呈现的是极为优雅的劳作之美。
我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看见尼苏的。依然不知谁是尼苏。两个白马老妪，躬身在对岸水边的一笼灌木丛。阳光在花腰带上闪耀，细风在白羽毛上缠绕。我站在木桥上看这一幕，看见的不是两位老妪，意识到的也不是。她们各自拿着一枝鲜活的灌木枝，从溪边走过来，走上地埂，也不用手去扶旁边的栅栏。我站在木桥上看这一幕，走过来的分明是两位少女。
我和她们在桥上相遇。她们手里拿的是一种野果——她们叫牛奶子，我们叫乔子儿（qiaozier）。我不知道应该写作哪个qiao。zier是“子儿”的儿化。看她们拿着野果轻松地爬上桥头，脸颊红彤彤的，可以跟少女相比。
“你是尼苏？”我问走在前面穿体恤衫的一位。
尼苏看看我，没有回答。我看看她手里的牛奶子，一颗一颗已经红透，果皮上有种朴实的迷蒙。
“那你是……”我把视线移到旁边穿裹裹裙的女人身上，自然也分出一些落在她手里的牛奶子上。
“她就是。”穿裹裹裙的女人用眼睛示意我。
我重新把视线拿回到尼苏身上。怎么看也不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六十岁都不像。有皱纹，但不是老人的脸颊，更不是老人的身材。尼苏身材匀称，依旧潜伏着活力，灰色的体恤衫显得很宽松，很休闲，且不失优雅。我注意到她的拱在体恤衫里的两只乳房还很有形。
我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写地方志的，很想跟她谈谈。尼苏不解地看着我。不解地方志，也不解我。不解也是不屑。我改说我是写县志的，还说了“久闻大名”，这下她懂了，目光开始融化。我想告诉尼苏我是一位作家，又担心“作家”一词在她听来比地方志更为难懂。
谢天谢地，尼苏答应了我的采访，时间约在第二天。
回去看见“尼苏山庄”的木制标牌与杨老师家仅一户之隔，只是不在路边，要走一家木楼的当头进去。站在路上便能看见“尼苏山庄”的木楼。一栋转角的旧木楼，当头正对着公路，上面挂着电脑制作的巨幅图画。图画上方印着“尼苏山庄欢迎您”几个汉字。我把左边站着的白马少女当成了少女时代的尼苏，后来才知道是尼苏的孙女儿嘠介波。图画的右下方才是尼苏，已经老了，端详着手中的毛的照片，站的位置和姿势并不显眼。注意看，还会看见图画上印着“嘎介波的奶奶（尼苏）代表白马藏族于1964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毛泽东亲自接见如今健在”两排小字。这个叙述显然有误，仅仅是用来招揽生意的。字很小，背景是黑黑的白马人的总神山。
傍晚散步，几次经过尼苏山庄都要停下来望一望。尼苏木楼上的电灯还没有亮，她或许还没从地里回来，或许回来了，一个人躺在火炉边的盘羊皮上回忆那伟大的瞬间。
夜里睡不着，一个人出到木楼上看星星。对于白马寨的繁星，我是有清晰的记忆的。与诗人蒋雪峰在祥述家抵达诗歌的那个午夜，那些繁星璀璨、润泽得犹如溪水中的宝石。看星星，也想尼苏，天亮就要与她坐在一起，对于我她还是一个谜，她可能透露给我一个怎样的谜底。凭第一印象，凭她采摘牛奶子的印象，她不会只是一个政治符号，不会只是一个时代的音符，她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白马女人，且很可能有着大海一样的沧桑。
3.18日早晨去色如家，又经过了尼苏山庄。色如家在祥述家下面一公里，因为水牛家水库变得很孤立，不好发展旅游，差不多还是旧时的模样，比祥述家要穷很多。色如家下去一公里是扒西家，寨子较色如家要大一些，07年与安昌河走访过，拍过照。
一路上我都在想尼苏，她是否起床，是否吃过早饭，我们的约访是否还有效。我担心有什么变故。毕竟是尼苏，见过太多的世面，接受过太多的采访，又是七十几的人。
从色如家回来，我直接走进了“尼苏山庄”。有一点激动，有一点惶然。云层开始有了变化，有淡然的朝晖照在尼苏家的木楼上。木楼下有几位穿便装的妇女端着碗在吃早饭。有坐有站。一位妇女躬身在给一个小孩喂饭。我走过去和她们打招呼，她们都站了起来，热情而好奇地看着我。
“这里是尼苏的家？”我问她们。
她们看着我，没有回答。看得出，她们并不是没有听懂我的问话，她们只是还想知道更多，比如我找尼苏做什么。对于尼苏的家乡人，包括尼苏的亲人，这都是一种复杂而又隐秘的心理。自1964年10月之后，找过尼苏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带给尼苏的未必都是幸福。周边的乡亲，包括尼苏的亲人（后来从尼苏口中得知她的丈夫便是其一），也未必都会抱着善意。当她们得知我昨天跟尼苏约见过，便为我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中年男子。中年男子穿着带拉链的夹克衫，里面白衬衫的领子扣得严严实实，戴一顶过时的军帽，显得不伦不类。看长相、气质，倒不怎么像是白马人。
“你是尼苏的……”我的话只问了半截，中年男子开腔说：“尼苏是我妈妈。”
“他就是尼苏的儿子，你找尼苏有啥子事？”这时，刚才不善言语的妇女们围了过来。我告诉她们，昨天下午在木板桥上尼苏约了我今天见。
“你是记者？”有妇女问。
“我不是记者。”我说。
“不是记者那你是做啥子的？”有人问我。
我笑笑，没有回答。我很想告诉她们我是一位作家。我走到尼苏的儿子面前（他正迎着我走上来）说：“我是地方志办公室的，就是给县里写县志的。”他像是听懂了，邀我去火塘坐，说火炉里的火还燃着。
说话间，太阳已经热辣起来，火塘是应该逃离的地方。问男子的名字，他说叫格波塔。问起他的母亲，格波塔先是说出去了，与一位妇女说过一阵白马话之后，又改口说在家里，并要带我去。其间，我不忘打开相机拍照。拍挂有巨幅图画的木楼，拍木楼下淡然的朝晖里吃早饭的妇女儿童。
格波塔带我没走几步，便被刚才和他说话的妇女叫住了。格波塔过去和她说了几句白马话，过来告诉我，他妈妈的腰伤发了，正在热敷，现在不好见人。
格波塔很腼腆，说话细声细气的，要我多多包涵，这是他们白马人的习俗。
格波塔要我先到他们家坐坐。他走在前面，我有选择地为他拍照。为他拍照，也是为尼苏生活的地方拍照。
从尼苏住的木楼往北、往东三四十米，便是格波塔的家，中间隔着一栋有箭竹篱笆和土墙的老房子。老房子颇有些颓势，但还有人居住，开着侧门，闻得到烟火味。我客套地赞叹格波塔家地盘宽、房子多，没去打听老房子谁在居住。
一只黄狗见了我便一直形影不离跟在我的脚边，让我每次按下快门都是战战兢兢，生怕它突然狼性发着偷袭我赤裸在外的脚踝。格波塔看出了我的害怕，说他们家的狗不咬人，只要不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格波塔的话让我更加害怕，我觉出狗已经看出我害怕了。
淡然的阳光照在格波塔家的木楼上，照在漆了黄油漆的墙壁和大门上，阳光也被染黄了。格波塔走到屋檐下，要走上阶沿跨进大门，我叫住他，要他转身。镜头里格波塔的眼神是淡定的，比一个汉人都要淡定。这一点让我想到很多。一两千年，汉人的气味一直在空气里渗透。从空气到呼吸，到生产、生活方式，到血液，慢慢变成基因。就算格波塔身上没有一点汉人的血统，他也是很汉人的了，这是一种超越了生物学的文化学。
格波塔家的火炉燃着火，一锅水一锅臊子煮得翻江倒海，旁边灶台上浸泡着一瓷盆米粉。格波塔说他们都还没吃早饭。这个“都”里包括了他的妈妈尼苏、他的儿子小虎、他的从人大退休回来的幺嬢（尼苏的妹妹）、他的大女儿嘎介波留给奶奶照看的女儿。后来在我与尼苏的访谈中，他们都进来端起碗一一冒了米粉，在炊烟和水蒸气的映衬里做了我们访谈的背景。铁锅、锑锅、瓷盆、米粉、幺嬢，都是汉语词汇，看看它们，便更为明白什么是超越生物学的文化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