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也嫌弃过老家的村子，嫌弃过它的泥、鸡粪、苍蝇、霉味、蜘蛛网、蚂蚁窝和竹林里像蛇身一样龌龊的魔芋。现在走老家的石梯、竹林、长了青苔的潮湿的泥地，爬老家的石墙，感觉是热爱了。过去总是忽略这些细微的物件，内心的反叛把外在的事物也一并反叛了。可能也有父亲的原故。父亲在，总感觉老家的物件上弥漫着恶俗（父亲未必就是恶俗）、流淌着害怕。对父亲的害怕影响了我与老家物件的亲密。而今父亲不在了，惧怕也消失了，我可以跟母亲说一切，说不曾给任何人说过的话。母亲听了，也只是听了；母亲笑一笑，也就够了；而我却获得了满足——幸福的满足感。
老屋里有几件东西已完全废弃，不只是父亲用过的东西，还有我们小时候用过的。那张带“海底”的老柜子放在黑房间的角落，悄无声息的样子让我怜爱。我在文字里怀念过它，往后还会怀念。它附着有我的童年。下午放学回来，我把抽屉取出来放在地上，侧身把右手伸进去，连同整个臂膀，取了炸鱼肉或生花生吃，有时也取了军用水壶里的白酒喝。因为是偷，时常因了紧张把脑壳撞在木框上。另外一张神案是我小时候不曾留意的。它的确是一张神案，四个马蹄脚，雕花和镂花的，都很考究。它作为神案的作用在49年就结束了，后来一直作为一件厨具，上面铺着石板，扔在水缸边潮湿的暗处。直到分家后拿了它冒充电视柜，才被我看到。有朋友看过，说是一件清代的神案。可惜母亲无知，为了降低高度，找人把马蹄脚锯掉了。吊角楼下石墙边的石磨已经彻底废弃，父亲在时我们逢年过节回家，还推过豆腐。虽是手磨，却要比通常的手磨大和重。总是父亲与母亲合推。我在木楼上睡觉，睡醒了就听他们推磨、说话，听豆浆淌在木桶的声音，还有鸡叫的声音、父亲吆鸡训狗的声音。当初石磨在前面院坝的竹林里，我们都很小，大哥、二哥、我和妹妹。旁边是马厩。后来关了驴。我们天天铡马草就在石磨边。我们把驴草也叫马草。那时候，推磨是外婆的事。黄豆泡胀了，装在洋瓷盆里，和水端到磨边的高凳上，一小瓢一小瓢地舀了往磨眼里灌，一只手灌，一只手推磨子。外婆很有劲，不要我帮忙。有时我硬要帮，推几圈手就酸了。每次推过，外婆都把磨盘磨齿刷洗得干干净净，罩上背篼。我喜欢看刚推过黄豆的磨盘磨齿，还沾着水，散发着一点点豆腥味。至今，我都迷恋生豆浆的腥味。有时木桶里的豆浆满了，冒出来，却不会漫出来，很神奇的。我拼命地喊“冒了冒了”，外婆却满不在乎。我拍了石磨的照。石磨的记忆贯穿了我几十年的人生。而且它依旧在，旁观着我们变化无常的生活。
一个人拿了相机走龙嘴子，结果走到对岸的菜包石去了。龙嘴子很葱茏，椿树、核桃树、桐子树和桑。玉米林也葱茏，田边地角的灌木也葱茏。大柴林的青杠遮天蔽日，在路下已看不见父亲的坟，只看见高出坟许多的树木花草。我喜欢父亲这样地进到彻底解脱的境地。他活在，不管得没得病，都是一种煎熬，从灵魂一直煎熬到肉体，与油锅里的饺子相反。过龙嘴包铁索桥的时候，突然生出紧张。完全是心理的，与桥板的破烂和桥身的摇晃无关。77年以前，在索桥的位置上是一只渡船。撑船的是薛莉的爷爷，我们叫他薛堂栋老汉儿。我们过河扯猪草、背柴、上老林砍木头，都过渡船。我们过渡船多在天刚蒙蒙亮和星星月亮升起的时候。船在河面上滑行，握篙的薛堂栋老汉儿（我们也叫船家子）站在船舷上，是一道剪影。波浪卷起，黑黝黝的，在船舷下边不停地吻，像传说中的水龙。滑轮在揽索上哗啦啦跑，船过河心时，还真像我们在作文里描写过的“离弦之箭”。在之后三十年的梦里，没少梦见龙嘴包的渡船和索桥。江水总是暴涨，索桥总是很柔很软，走在上面总是心惊胆战。过渡船却是美丽，江水清澈见底见鱼，滑轮滑行的声音很清脆，更好听的是船家子的山歌：“龙安下来桂香楼，荞面馍馍裹猪油；走到半路掰开看，妹儿心肝在里头。”今春的某些夜晚，还连续地梦见渡船，好像还唱了山歌。87年那组《红巷子》，便是在龙嘴包写的。傍晚，躺在岩包上，嚼着草，读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脑壳里翻着白天骑车路过报恩寺巷子的意象。呵呵，1987年，我是个意象派诗人。
对岸是道角和沙渠。我们习惯叫道角里和沙渠里。索桥过去是沙渠。顺河而下，过菜包石便是道角。两个村，大都是薛姓。我站在柳林子很看了一会儿菜包石。见证过我全部童年的巨石，也是立石。73年到81年，只要涨水我就捞水捞柴，对面便是菜包石。等待柴进网的时候看得最多的也是菜包石。就是洪水滔天的时候，菜包石也是屹立的，从未低过头，更别说被淹没。雨季，时常有人披了蓑衣戴了斗篷站在菜包石上挂鱼，线放得很长，鱼杆提得很起，一拉一放。我爱去想他脚踩空栽进煮水里的惊险一幕。我也不止一次爬上过菜包石。菜包石背后的夹缝里有水麻叶和枸叶。坐在菜包石上看龙嘴子，看下游对岸我们的村子，很陌生也很神奇。菜包石下边不远处有块立石，平平地贴在水边，顶上也长有枸叶和水麻叶，它是我们的水线标。好多时候，我就是通过它来观察水位、判断有柴没柴的。
不记得是第几次站在对岸看老家的村子了。一定是几十次了。最近的一次是04年深秋，跟母亲过到对岸，坐在收割后的稻田里，身边是稻草垛。水查子红斑斑的，野棉花开得艳丽。在深秋的暮色里看对岸我们的村子，村子颇有几分沧桑感。熟过头的沧桑。道角的草地上晒了好几床簟，里面都是新收的谷。
对岸的河岸线已面目全非。开荒、淘金、洪水摧毁了我记忆中的美。我把记忆中流畅柔美的河岸线剪裁出来，贴在今日破败的河岸线上，眯着眼去看，像是又找回了70年代河流的美。后山也变了，山头被开垦、耕种，挖槽子金撅的洞穴、撕开的草皮，像伤疤。记忆中的后山也是完美无缺的，长满野草、灌木和野花的台地还保留着当年河水陷落的轮廓。后山浑圆，像一座巨大的皇陵，又与桂香楼相连，一直延伸、抬升到张家梁、箭豁垭，直至海拔两千多米的磨刀梁、药地坪和冒儿包。后山是各家各户的柴林，青杠林，夏天雨后的早晨会生很多蘑菇，我们在林子里东钻西钻采蘑菇，顶一头雾水，很兴奋。
我已经记不清站在陶家山、长崩流或刘瞎子家看老家村子的情形。或许真有“小天下”的感觉。后山像个柿饼，估计箭豁垭、大石板、磨刀梁都不算什么了。涪江也不算什么，从水观音开始绕，龙嘴子是第一绕，安场崖嘴是第二绕，黄陵庙是第三绕，长渠坝是第四绕，四绕就绕成了“四川”。我在《对岸》里写到过陶家山，出了个陶县长。14岁我还去陶家山背过柴，卖到生产队砖瓦厂，127斤，得到一块八毛一，那一分还是四舍五入收起来的。78年以前的寒假，天天都是跟了大哥二哥到对岸的老山里去，有馍馍吃。保丰、梅子坪、陶家山、大岔里、刘瞎子家、牛心山、母家山、王英舒家、陈家……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去过。山里的很多地方，都是以某户人家的姓氏命名的，很是吻合人类早期对事物的命名。
回来去了龙嘴子河坝。跟记忆中的已是两个世界。机器淘金毁了河道，河流偏向了道角，三杨盖底下开了地，种了玉米、花生和南瓜。怎么看怎么陌生。龙嘴子河坝长满了野草和灌木。野草多是扁谷草和茅草，灌木是羊巴莱、马桑、大闷头花、羊奶子、水查子。我一一拍了照。我很爱它们，就像爱对面的菜包石。龙嘴子的河床大致还是旧样，河岸线大致也是原样。在水边的石头上坐了良久，回不到过去也想回到过去，驴子在背后吃草，膝盖上的书读到第七页，对岸有同样大小的孩子在打水飘，朝我吆喝。没准那些时光还搁在时间博物馆的防弹玻璃柜里，除了有些脱水，并没有多少变化。筏子从岩背后出来，冲下柳林子，到了菜包石前头。筏子从煮水里缓缓移出，像是成就了好大一桩事，筏子客叹了口长气，披开肉绽的木头也像是叹了口长气。
也去看了短坑里的锅坨漩。障子崖当然没变，锅坨漩也没变。上部的急流，下部的回水，中间沸腾的漩涡，浊浪飞得很高，层层叠叠的浪波依旧张显着漩涡的力度。我坐在石头上看障子崖，看漩涡，真的像锅里煮沸的水。曾经亲眼目睹了那多筏子，一架架在漩涡里打旋，被撕裂、拆散。生产队的人救过一架筏子，老老小小都出动，拿了麻绳、啄杆，想了好多办法才把筏子拖出来。我见过穿着救生衣凫过河来的筏子客，坐在沙滩上脸色卡白、牙齿打颤。社员要他到家里去烤衣裳吃东西，他不去，说要等魂回来。
四
村子内部已很少有什么物件可以追思。看见的大都是新生事物，与记忆秩序中的完全两样。我77年从曾家房背后偷回来的梨树已长成壮年，是一种平庸的风华正茂。李何香妈妈家的房子还是老房子，里外都没有变化，没准里面还有三四十年前的空气滞留。李何香妈妈的男人死得早，生养却很多，孩子一个个自立门户，她的辛酸像她的幸福一样被忽略。我小时候很少去她们家，好像她们家房子里的空气不是我可以呼吸的。小猫猫是一个出土文物，又像是从地窖里钻出来的，戴副老光镜，样子类似一瓷盆老酸菜。我喜欢他跟我打招呼的样子，眼睛里没有躲闪，有的只是一种憨厚的朴拙。可是小猫猫不在，到北京打工去了。他到北京打工？我总觉得把小猫猫这样一个人和北京联系起来是件滑稽的事，好比把闰土和华盛顿联系在一起。我家隔壁林犬家的老房子还是老房子，只是听母亲说里面装修得很豪华，贴了地砖吊了顶。我能想到拆了板壁走了砖墙的模样。沮丧。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樱桃树都死光了，曾经这村子可是个樱桃村，远近闻名，樱桃掩映着院墙，风景独好。我在院子里转了几圈，仅在一段倒塌的石墙边找到一个半人高的樱桃树桩，已经腐朽了，但我又分明看见它枝繁叶茂挂满樱桃的样子。
我很想看看马灯、斗篷和蓑衣之类的旧物件。它们是我小时候的伙伴。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说好些年都没有看见过了。我有点沮丧，闷闷地站在木楼上思忖，突然看见我们家旧时的木梯。已经被虫蛀了，但却是完好，跟两床晒簟放在一起。我一边拍木梯的照，一边想儿时顺着木梯爬到楼口听广播、偷核桃的情形。76年9月9日傍晚，我便是爬上这架木梯听一个人的死讯的。
母亲送我到竹林盖，顺便带我去谢德富家看了马灯。是熟悉的70年代的那种马灯，身上的油垢一定也是70年代的。我把马灯提到门外拍照，看见灯座上有“中国天津”的字样。我是很情愿把“中国”与“马灯”想在一起的；把“中国”与“马灯”想在一起，就好比把“中国”与“景德镇”想在一起。
在路上碰见胡玉培和王生喜，两个毛时代的风云人物，都老态龙钟了，尤其王生喜，还有些落魄。一个保管员，一个队长，根正苗红。胡玉培还参加过朝鲜战争。他们差不多已是村子里的遗老，但却一定是被忽视的遗老，因为这个时代是个“向钱向钱”的时代，是没有回旋余地的。对于那些处在回旋余地的人，很少有人再正眼看去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