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刺史还受丞相司直的监督。“武帝时御史中丞督司隶，司隶督司直，司直督刺史二千石以下墨绶。”刺史奉使察州，必须严格按“六条”实施监察。若察过诏条，便要受到举奏和处分。汉时，对刺史的考核与纠察的另一方式是遣使巡行州郡进行考察。《汉书》卷71《平当传》记：“顷之，使（平当）行流民幽州，举奏刺史二千石劳徕有意者。”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派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巡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西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又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除此之外，刺史有时还要受到皇帝指派的绣衣直指的监察。秀衣直指作为皇帝的钦差，具有很大的处置权。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泰山、琅琊等郡有盗贼徐勃等阻山攻城，截断道路，朝廷派直指使者暴胜之等人，“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这说明，汉时刺史还常常受到来自于御史中丞以外的其他官员的纠劾而被免官，甚至被杀头。
两汉州刺史称号、职权变化的考察
一州刺史称号的数次变动
“刺史”之称，是在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设置州监察区时才出现的，是监察区的长官。它直接来源于武帝前的丞相史刺州。这个称谓在使用了九十八年之后，于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被第一次改称为州牧。首先提出改变的是汉丞相翟方进与大司马何武。《汉书》卷83《朱博传》载：“初，何武为大司空，又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奏可。”此次刺史改州牧只延续了三年。到了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大司空朱博在奏改大司空复为御史大夫时上言说，国家设郡县，立刺史，监察州内非违，吏民安宁。制度规定，刺史察州九年，晋为郡国守相，其有特殊才能而又政绩突出者，经常得到提拔重用。品秩低而赏赐厚，大家都努力进取。前丞相翟方进奏罢刺史，设置州牧，品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有缺，以考核优秀者补充，其才能平平者就会安居现状，不求上进。如此以来，恐怕会奸轨不禁，败坏地方政事。请罢州牧，像原来那样复置刺史。上奏获得了许可。州牧又改回称刺史。这是刺史改称牧的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是三年之后的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该年六月哀帝死，太皇太后王政君主权，免董贤官，逼令其自杀，召回王莽主持朝政。
王莽重掌朝政后，“州刺史”重新改名“州牧”。而且，这时的“州牧”，基本上取得了与此称相应的权力，容后再述。因而，这时的州牧，在维系王莽政权和帮助汉光武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汉光武建武十八年（42年），又“罢州牧，置刺史”。这次刺史改称牧延续了四十三年。
建武十八年（42年），改“州牧”复称“刺史”后，其间相隔一百四十七年，到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是岁，改刺史，新置牧”。改称牧的原因，据《后汉书》卷75《刘焉传》载：“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厦，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阴求为交？，以避时难。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这是“刺史”改称“州牧”的第三个回合。此后，随着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的出现，这些坐州而大的州牧，便以所部之州为凭借，相互攻伐，逐鹿不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刺史”与“州牧”二称并用。由于刺史（或州牧）权高位重，不轻易除授，于是有刺史（州牧）之实而无其名的其他称呼也就相继出现。详情将在后文叙述。
二对两汉州刺史权力变化的考察
前述两汉刺史称谓的几次变化，其实质都是围绕着刺史的权力而展开的。魏晋时期，刺史所以能够纵横捭阖，显赫于当时，正是由于两汉时期刺史权力的质变，为魏晋时期发挥其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一）西汉刺史权力分析
1．监察权
监察权，是刺史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的。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初设州刺史，就规定了其监察的对象、内容，如前所述。其监察的程序是“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验，然后黜退”。这就是说，初设刺史时，其监察的内容主要是举奏郡国二千石长吏中的违法行为。举奏的程序是先上报三公，三公再派员下去调查，情况属实，再由朝廷作出处分决定。成帝时，“初置尚书员五人”。师古注“尚书员”引《汉旧仪》曰：“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断狱事。”这是说，成帝时，将刺史奏事三公的制度，改为向二千石尚书奏事。不管向谁奏事，刺史的监察内容只限于六条之内，不能察过诏条。此其一。刺史只是发现非违，反映非违，请求处理，对违法的二千石长吏无权作出处理决定。此其二。刺史反映的情况，还必须经过核实。此其三。这种制度表明，尽管刺史对二千石长吏有虎视鹰扬的监视权，却没有对他们的随意处分权。这既可防止刺史滥用职权，又可避免造成冤假错案。所以，武帝朝刺史初设时，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的关系处理得是非常高明的。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监控，对这种发现问题、上报问题、等待处理的制度进行了改革。光武即位，“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举刺之吏”。于是，刺史的监察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完备和趋于独立。
2．选举权
选举权，在任何时候，对任何政权来说，都是一种重要权力。两汉时期实行察举和征辟制度，从朝廷各部门，到地方郡县；从卿、相、二千石职官到郡国守相，都有权力向皇帝举荐秀异之人。于是，察举权又为当时人所注目。而这个权力，在西汉初设刺史制度伊始，便赋予了州刺史。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醻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个诏令的下达，最初是由董仲舒的建议引发出来的。他提出由州刺史举荐人才，也是由于刺史按部郡国，了解下情。刺史由此有了插手地方选举权的依据。“六条问事”所规定的“非条所问，即不省”的规矩，因此打破，又为刺史随后慢慢侵染郡国其他行政事务开了先例。
由于刺史有选举权，于是“荆州刺史奏（召）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金，迁河南太守”。琅琊人师丹，“建始中，州举茂材”，历官大司马、大司空。这个制度直到东汉仍沿袭不改，甚至朝廷对州刺史参与选举的依赖性还有加强之势。如汉光武建武七年（31年），“夏四月，诏曰：比阴阳错谬……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章帝建初八年（83年）十二月，在重申辟士四科时，下令“自今已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由于州郡不能认真举荐人才，永元五年（93年）三月，和帝下诏批评“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安帝延光元年（122年）八月，诏“刺史举所部，郡国守相举墨绶，隐亲悉心，勿取浮华”。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到，举荐人才之权随同监察权一并授予刺史后，两汉政府机构新官吏的补充，就以州郡荐举为主渠道之一了。
3．司法权之介入
前述刺史初设时，其职责是以发觉郡国二千石长吏的违法行为为务，尔后上报。每年八月行部，年底返京汇报刺举情况。但在为刺史规定监察职责的同时，似乎就给了其介入郡国司法审理的某些权力。《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云：“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其中的“黜陟能否”，可以理解为察知郡国二千石长吏贤能或违法，上报奏请黜陟，但“断治冤狱”只能视为是刺史在考察郡国守相治状时，有冤狱存在，即进行审理。不过，汉武帝时，刺史干预地方司法事务的事例还不多。昭宣以后，便开始慢慢多起来。据文献记载，可能最早插手地方司法事务的例子，始自青州刺史隽不疑。《汉书》卷63《武五子传》载：“（燕王旦）与刘泽谋为奸书（谋反），会瓶侯刘成知泽等谋，告之青州刺史隽不疑，不疑收捕泽以闻。”《汉书》卷71《隽不疑传》记：“胜之遂表荐不疑，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刘泽交接郡国豪杰谋反，欲先杀青州刺史，不疑发觉，收捕，皆伏其辜。”从隽不疑捕刘泽一事看，州刺史侵夺郡国司法权力，可能先从司法拘捕权开始。另一起州刺史独自执行司法拘捕的例子，是宣帝时冀州刺史张敞，拘捕部内以广川王国为首的犯罪团伙。《汉书》卷76《张敞传》记载：“数月，京师吏民解弛，粃鼓数起，而冀州中部有大贼。天子（宣帝）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复奉使典州。即到部，而广川王国群辈不道，贼连发不得。敞以耳目发起贼主名区处，诛其渠帅。广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刘调等通行为之囊橐，吏逐捕穷窘，踪迹皆入王宫。敞自将郡国吏，车数百辆，围守王宫，搜索调等，果得之殿屋重霡中。敞傅（同附）吏皆捕格断头，悬其头王宫门外。因劾奏广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敞居部岁余，冀州盗贼禁止。”此事表明，宣帝时，刺史不仅能够独自履行司法捕拘，还要插手打击盗贼，维护地方治安，而这些事务原本属于郡国守相事权之内。另外，从“诛其渠帅”“捕格断头”的话来分析，刺史除对盗贼中的皇亲无权格杀外，而对其他无官位和非皇室成员的罪犯可以就地诛杀，枭首示众。
司法审判权已完全获得。如何武刺扬州时，“九江太守戴圣……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武为刺史，行部录囚徒，有所举以属郡，圣曰：’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皆无所决。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不得死”。此条资料表明，何武作为扬州刺史，不仅亲自审问犯人，而且还能判决犯人。这说明司法审判权是刺史在未被允许的情况下而染指的权力。因为司法和监察历来就密不可分。
对郡守的治罪权，在成帝时亦被刺史一定程度地窃夺到手。如何武被太仆王商举为贤良方正，“征对策，拜为谏议大夫，迁扬州刺史。所举奏二千石长吏必先露章，服罪者为亏除，免之而已。不服，极法奏之，抵罪或至死”。成帝时，还有州刺史擅自杀人而被朝廷宽贷不问的事例。前述朱博，迁冀州刺史。有一资格较老的从事，聚众向朱博言事，以试探朱博的处事能力。朱博机智迅速地处理了这起聚众事件。“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一位资格较老的从事只是想验证一下朱博的能耐，便被朱博斩杀，可见诛杀之权当时已逐渐为刺史所窃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