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晋、南北朝至于一直到隋朝时，朝鲜半岛上存在着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其中以高丽为最强，是五六世纪的东方强国之一。高丽原称高句丽，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隋高祖杨坚受禅时，高勾丽曾遣使入隋称贺，高祖授其王大将军号，并改封其为高丽王。自此，每年遣使入朝贡献没有断过。然高丽与新罗、百济之间，“每相侵夺，战争不绝”。隋平陈后，国势大振，高丽王因此很恐惧。开皇十八年（598年），高丽王高元联合辽东部落，率众万余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高祖闻讯，感到受到大辱，不禁大怒。命汉王杨谅为元帅，率领水陆30万大军讨伐高丽。但因战线太长，后方运输跟不上，造成六军乏食，加上水军遇风，陆军遇雨，军中疾疫流行，以至无功而还，但征师死者十之八九。此时高丽王也惶惧，遣使入朝谢罪。由于当时国家强盛，朝野皆以国威受挫，应向高丽报复，却只有刘炫认为辽东不可伐，遂作《扶夷论》劝讽。高祖下诏：“高丽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并厚待高丽使臣，由此罢兵，待高丽如初。二国从此修好。
炀帝即位后，便凭借高祖时遗留的强盛国力耀武扬威，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北巡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时，会见突厥启民可汗夫妇及吐谷浑、高昌二国的使臣。行至云中郡时，（今山西大同市），又有高丽使臣来访，炀帝对高丽使臣表示要征高丽王入朝，否则他将与启民可汗一道巡高丽国土。这无疑是一威胁和恐吓的信号。但高丽王高元并未理会炀帝的恫吓，屡次征调都未到。炀帝不禁动怒，竟欲征辽。当时的吏部侍郎裴矩也提出，高丽之地，在汉代是汉之三郡，西晋亦为中土所有，征高丽只是收复故土。这样就为炀帝征高丽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鎏金仿古银簋大业四年（608年），隋朝开始了远征高丽的准备工作。鉴于汉王杨谅征辽失败的教训，解决转运线太长是关键的问题，炀帝征发一百多万劳动力，开挖了永济渠，南通黄河，北到涿郡（今北京西南郊），用运河水运军粮、器械。在涿郡设临朔宫作为出兵的总部。炀帝还下令广置军府，大造兵器，充实军马，兴造战车、战船等。大业七年（611年），炀帝自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乘龙舟，沿运河直抵涿郡，同时下诏征天下民丁，都到涿郡集中。所征之兵，有江、淮水手10000人，弩手30000人，岭南排镩手30000人。并命令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造船300艘，官吏督工甚急，匠役只得终日泡在水中操作，自腰以下皆腐烂生蛆，死者十之三四；又下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战车五万辆；征发河南、河北民夫运送军需：征江、淮以南民夫及其船只将黎阳、洛口等处仓粮运至涿郡，运粮船队长达千余里。在备战过程中，以山东兵民负担最重，常有数十万民夫奔返于运粮途中，车牛一去不返，丁男大量地死亡。牛车征完，又征发人丁鹿车，二人共推一车，运粮三石，由于道途遥远，粮未运抵目的地，米已吃完，但无法缴差，民夫只得逃亡。60万运粮车夫逃亡大半，以致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农民纷纷聚众起义，攻城掠邑。征辽之战尚未开场，民变已然发生。
尽管如此，炀帝仍不顾一切，于大业八年（612年）悍然发动了第一次远征高丽的侵略战争。陆军分为24路，共计113万多人，号称200万。另外还有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统率，从东莱出发，浮海先行，舳舮相接达数百里。炀帝以众临寡，意为志在必胜，每军除设大将、五将各一人外，还特别设置受降使者一人。炀帝于二月九日正式下令进军，每日发一军，日进40里，前军先行，后军继进，御营六军，最后出发，历四十日，才尽出涿郡城，首尾衔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绵亘960里。自古以来征战，都未过见有此军仪。实际上炀帝视征高丽为儿戏，以为不过是一场游玩，认为大军一到，高丽必降无疑。却不料遭到高丽军民的殊死顽抗。炀帝大军围战辽东城，久攻不下。来护儿水军渡海直攻平壤，却遇伏惨败，狼狈逃回，不敢再进。宇文述大军自陆路进军平壤，高丽军先以诈败诱敌，然后四面抄击。隋军饥寒交迫，已无斗志。溃败而逃。其九军三十余万人，逃至辽东城，止剩2700多人，资储器械，丧失殆尽。炀帝大怒，锁拿宇文述等，收军驰还。只留民部尚书樊子盖居守涿郡，自己却驾龙舟，返还东都。第一次征高丽即以失败告终。
失败并没有使炀帝醒悟，他在退兵之时又下令继续搬运黎阳、洛口、太原等储仓的储粮，发至涿郡。征天下之兵，募民为骁果，集中于涿郡，又准备发动第二次远征高丽的侵略战争。
大业九年（613年）四月，炀帝再次启跸东征，恢复宇文述统军之职，命其为前驱。炀帝声称，凭他这次的力量，海可以拢，山可以移，高丽算不得什么。宇文述率军直趋平壤，炀帝自统率大军围攻辽东城。高丽守军据城顽抗，随机守御，却是月余不拔。此时农民起义已在河北、山东此伏彼起，炀帝认为只不过是些小毛贼，不足为虑，仍一心攻打辽东。六月，在黎阳督运河草的勋臣杨玄感发动兵变，进军攻打东都洛阳。消息传开，征辽隋军也是人心不稳。其中杨玄感同党也不乏其中。炀帝恐失帝位，连夜收兵，军械财物，全部丢弃。第二次远征高丽又以失败告终。
大业十年（614年）正月，炀帝下诏，令百官议讨第三次征高丽事。此时，杨玄感之乱刚刚平定，而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谁都知道现在发动战争凶多吉少，可也没人敢讲反对的话，几天没有一人敢言。炀帝却以为是无人反对就是都支持，遂诏令天下兵，百道俱进，会于涿郡。三月，炀帝亲抵涿郡，而士卒在途，却都逃亡相继。七月，到达辽西怀远镇，炀帝不敢亲渡辽河东进，派大将来护儿为先锋，进兵卑沙城。高丽因连年战争，伤心甚众，故遣使请和，并囚送杨玄感党羽斛斯政，以示诚意。炀帝也因国内农民起义遍地，征辽士兵因道路阻绝，未能如期到达，此时正感无法将战争继续下去。现高丽乞降，也为炀帝挽回面子，他也就此“奏凯”，乘势收兵回洛阳。他还要求高丽王入朝，但高元始终不就征。炀帝气忿，虽扬言要再度征伐高丽，但农民起义，此时已经如火如荼，隋王朝已摇摇欲坠，再也无力发动对外战争了。
隋末农民大起义
夜渐渐深了。大运河上，黑压压地挤着数不清的船只，有几艘高大的楼船，还在闪耀着辉煌的灯光，从船舱中不时传出音乐、歌曲的声音，夹杂着男女的谈笑。大运河的两岸，躺着无数极度疲乏的纤夫，远处有士兵在守卫。
风从柳树林中吹来一阵哭声，只听得哭诉道：“我的哥哥到辽东去出征啊，饿死在青山脚下。现在我又被抓来给皇帝拉龙舟，忍饥受苦在运河大堤边哟！……”哭得那样凄惨，那样悲愤。
深夜还在大船上饮酒作乐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隋炀帝。自从他做皇帝时起，为了开运河、造宫殿、打高丽（当时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半岛一带的一个国家）、逛扬州，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几乎把农村里的劳动力都征调出来。他用了六年的时间，征调了成千万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凿通了自北京到杭州长达四千八百多里的大运河。在夜以继日的劳动中，在监工官吏们的狠毒鞭打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去。修建洛阳（隋的东都）一地的宫殿亭园，每月用的民工多到二百万。有人累倒了，监工便把他推入坑里，填上土和石子，活活埋掉。很多的花、石、树木，都是抓人由遥远的江南运来的。三次攻打高丽，每次都征调了几百万民夫，昼夜不停地往前线运送军火和粮草。由于路途遥远，军情紧急，这些民夫一路上几乎得不到休息。由于过度的疲劳和饥饿，有很多人死在路上。死的人太多了，路上到处都是民夫的尸体。当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家的父母妻子被迫分离，不知有多少田地无人耕种。但是封建专制的暴君隋炀帝，丝毫不管人民的死活，还几次带着嫔妃、亲信官僚和卫士们，到扬州去游玩。每次同去的人很多，乘几千只船，沿途抓人拉纤。那挽舟人的哭诉，道出了当时人民的痛苦，也预兆着农民战争的大风暴即将来临。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当隋炀帝到处抓人积极准备攻打高丽的时候，农民战争的烈火就首先由王簿点燃了起来。王薄是山东邹平县人。山东当时正闹水灾，隋炀帝由水路攻打高丽，这里是必经之路。他对灾情一点不管，还在这里乱抓人。被抓去的人不是在路上累死、饿死，便是被军官打死。弄得没有一家不在哭，没有一处不荒凉。王薄愤怒极了，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不要为隋炀帝去送死，大家起来反对不义的战争。战斗的号角吹响了，满怀愤怒的人们，就纷纷拿起武器，跟随王薄起义。山东有一座山，叫长白山（在今邹平县东南），山势很险。起义群众在王薄率领下，占领了这座山，把这座山作为反隋的根据地。他们经常向济南、济宁一带出击，给了隋炀帝打高丽的军事交通线以严重的威胁。被征服役的人们，都纷纷逃往长白山去，起义军的力量一天天地壮大起来。
王薄的起义，是隋末农民战争的信号。到公元617年，隋炀帝正在扬州留连忘返的时候，农民战争的大风暴，已经席卷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那时，各地起义军不下百余起，人数有几百万。他们活动于现在的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甘肃以及广东等广大地区，掀起了全国性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大风暴。
在王薄打起反隋旗帜之后，农民革命战争的烈火立即在山东各地燃烧起来。刘霸道率领的起义军占领了惠民县的豆子卤亢。孙安祖的起义军占据了恩县西北的高鸡泊。张金称聚集了几百人，在夏津县一带起义。高士达、窦建德聚众一千多人，在清河县（今河北南宫县东南）起义。起初，隋炀帝还没有把这些起义放在眼里，只派了一个叫张须陀的去镇压，自己仍然率领着大军去打高丽。结果水陆二军都被高丽军民打得大败，百万大军生还的只有几千人。隋炀帝恼羞成怒，想再次冒险。公元613年，又在全国进行第二次大征调。这时，全国农民已经再也无法忍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本来就有一触即发之势，隋炀帝的这次大征调，就更加加快了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原来的起义军扩大了过去的占领区，壮大了他们的队伍，每支有的几万人，有的十几万人。至于新起来的起义军人数就更多得无法计算。在山东，几乎县县都有农民起义，往往一个县就有好几起。象德县一县，就有郝孝德、李德逸等几支队伍。河南的起义军也迅速壮大起来，在滑县附近，有著名的瓦岗起义军。隋朝统治力量较强的陕甘地区的农民也行动起来了，甘肃灵武、陕西岐州的农民先后举起了反隋的旗帜。被隋炀帝当作游乐场所的江淮地区的农民在山东起义军的影响之下也纷纷起义，杀死隋朝的官吏，攻破城池。在余杭（即今杭州），还有刘元进的一支较大的农民队伍。
农民起义军的迅速发展，给了隋朝统治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就在这一年，隋朝上层统治集团中的杨玄感为了自己要做皇帝，便乘农民起义这个机会，想要夺取政权。于是他就在黎阳（在今河南浚县东北）发动兵变，反对隋朝。杨玄感的起兵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势，但是统治集团的这种分裂，却给农民起义军造成了很有利的形势。
公元613年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把隋炀帝第二次进攻高丽的计划打乱了。这个暴君赶忙从高丽撤兵，打败了杨玄感。接着就派兵疯狂地镇压农民起义军。但是因为农民起义的浪潮汹涌澎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隋朝封建统治者疲于奔命。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仅有刘元进等几支起义队伍被镇压下去。而继续兴起的起义军，却越来越多。农民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把封建统治者吓得胆战心惊。隋炀帝这个暴君，被起义军吓昏了，一到夜里，就心惊肉跳，大叫有“贼”，要几个妃子像拍抚婴孩那样拍抚着他，才能够入睡。
农民起义军在南北广大地区风起云涌，很快地就形成燎原大火。王薄和郝孝德等部联合，共有十多万人。在这支起义军的打击下，隋朝在山东地区的统治几乎陷于瓦解的境地。另一支由孟让和左才相、杜伏威等领导的起义军，从山东地区向江淮一带移动，并且和江淮地区的起义军配合，逼近扬州，威胁着隋朝在南方的统治。窦建德率领起义军进入河北，在故城县一带把隋朝琢郡（郡城在蓟县，在今北京市附近）守将郭绚的一万多精兵打得大败，杀死郭绚。窦建德自称“长乐王”，在乐寿（今河北献县）建立了政权。河南地区的起义军后来大多和瓦岗军会合，声势很大，严重地威胁着隋朝的东都洛阳。到公元617年，起义军就形成了三个强大的集团，一是河南的瓦岗军，二是河北的窦建德军，三是江淮之间的杜伏威军。在各路农民起义军的不断打击之下，隋朝反动统治的末日很快就要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