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影响很大，在各位作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成为时代风尚。长安少年都仿效元、白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白体诗。一、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元稹本人曾在浙江绍兴山市看到乡村学童学诗，便问他们学的什么，学生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白居易也看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着他的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他的诗句。新乐府运动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成功。甚至，在嵯峨天皇时代，白居易的诗已东渡日本，成为士庶模仿和追随的典范。
甘露之变
唐朝中期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自从玄宗天宝中，信用宦官高力士，宦官的权力便日益膨胀。自肃宗时起，宦官不仅专擅朝政，招权纳贿，进退大臣；而且开始参与统兵征战，典掌禁军；甚至预谋废立，挟制皇帝。在皇帝不听命时，便加以谋害。为此宦官不仅和朝官之间逐渐酿成持久的“南衙北司之争”，也为皇帝所猜忌而有深刻的矛盾。在文宗以前，其祖父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私志等所杀，其兄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其父穆宗李恒和文宗李昂自己，也均立于宦官之手。文宗即位之后，深以宦官专权为患，且感到谋杀宪宗、敬宗的宦官还有在自己左右者，故决心翦除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大和四年（830年），文宗任命翰林学士宋申锡为宰相，令他谋划诛除宦官，但事机不秘，为宦官王守澄等先发制人，诬告宋申锡欲谋立文宗弟漳王凑，次年，申锡被贬，计划失败。
大和八年（834年）秋，李训、郑注得王守澄引荐，李训以善讲《周易》，郑注以善于医术，都取得了文宗的信任。文宗因他们均系宦官所引进，不会遭宦官怀疑，故与之谋诛宦官，训、注也以此为己任。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次年秋季，文宗提升李训为宰相，又任命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文宗并听从训、注之谋，提升与王守澄有嫌隙的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以分守澄之权，然后又以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等虚名加于王守澄，以夺其职权。不久，便将王守澄及与杀害宪宗有关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等先后处死。
为了进一步诛除其他掌握禁军实权的宦官，还需要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十一月，李训举荐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为河东节度使，又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以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并计划使郭行余和王以赴镇为名，多募壮士为兵卒，并用金吾台府吏卒，共同举兵以诛除宦官。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百官于紫辰殿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等以天降祥瑞为由，请皇帝亲往观看。于是文宗与百官前至含元殿。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看视，官员们良久方回。李训奏称恐非真甘露，文宗又要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去察看。宦官去后，李训立刻召郭行余、王前来接受敕旨，王害怕不敢向前，只有郭行余听命于殿下。二人所领的兵士几百人都立于丹凤门外，李训也使人召入，但只有河东节度使的兵来了，宁的兵却没有到。
仇士良等到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神色惊慌，恰巧风吹幕起，又见到幕后埋伏有很多武装兵众，还听到兵仗碰撞之声，士良等慌忙退出。守门者想要关门，为士良所叱退。士良等奔至文宗所在，李训看见，急呼金吾卫士上殿保驾。士良等上含元殿，将文宗扶上软舆，斩断殿后罘罳，急趋北出还宫。李训攀舆高呼：“陛下不可还宫”，金吾卫士数十人和罗立言带领的京兆府吏卒300人，李孝本率领的御史台从吏200人都登殿欧打宦官，宦官死伤者十余人。这时宦官已将李训打倒在地，将文宗乘舆抬入宣政门，把门关闭，于是宦官皆呼万岁，百官惊骇散出。李训知道事已不能成功，换从吏绿衫，走马出宫，只身逃往终南山佛寺中。宰相王涯、舒之舆、贾饣束等不明真相，退还中书，等候皇帝召见。
仇士良等挟持文宗退入内殿后，立即派遣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500人，持刀露刃，出东上阁门，逢人就杀。时宰相王涯等正于中书会食，闻讯狼狈逃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也蜂拥填门而出，门很快被关上，没能出来的600人皆被杀死。仇士良等分兵闭宫门，至诸司机构搜捕，又死了一千多人，横尸殿庭，血流涂地，诸司印章图籍、帷幕、器皿也毁尽无遗。宦官又派骑兵千余出城追杀逃亡者，并在城内索捕，至朝官之家，“掠其资财，扫地无遗”。宰相李训、王涯、贾饣束、舒元舆以及王、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均先后被捕杀，并遭族诛，还有不少朝官受牵连而死，朝列为之一空。一时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军中尉”，皇帝完全不知晓。事变时，郑注正率兵500人赴长安。至扶风（在今陕西兴平），闻事败，返还凤翔，也被仇士良以密敕令监军张仲清杀死，并屠灭其家。风翔节度府内坐枝党相连死者有千余人。
这次事变后参加屠杀朝官有功者都得进官爵获赏赐，仇士良等也进阶升官。“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焰更盛，迫胁皇帝，蔑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文宗也因此郁郁而终。
会昌武功
昭义镇辖有泽、潞及河北邢、洺（治所永年，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治所滏阳，今河北磁县）五州，领昭义军。节度使治所原在邢州，后驻潞州。元和十五年（820年）授刘悟昭义节度使，泽潞磁邢洛州观察使，治所在邢州。宝历元年（825年）刘悟死，他的儿子刘从谏作了节度使。唐文宗时，刘从谏上表斥责宦官仇士良，武宗即位后，仇士良指责刘从谏有异志，刘从谏十分愤恨，曾扬言要清君侧。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刘从谏病亡，让他的侄子刘稹为嗣，主持军事，为牙内都知马使，又置大将王协、郭谊等为其佐。刘稹秘不发丧，他派遣使者到朝廷为刘从谏请医生，又逼迫监军崔士康上奏刘从谏病重，请任刘稹为留后。王协向刘稹建议：严密监视住监军，厚遣朝廷派来的使臣，守住四境，不要轻易出兵，在城中暗做准备，等候朝廷的任命。但朝廷已知有诈，传旨命护送刘从谏的尸体到洛阳，刘稹入朝加官。刘稹拒不执行。
唐武宗召集宰相和群臣商议对策，大多数人主张姑息，建议让一位亲王遥领昭义镇，而授刘稹权知兵马事之职，即准其掌昭义实权。宰相李德裕表示反对，他劝武宗用兵讨伐，他认为：泽潞不同于河朔三镇，河朔习乱已久，累朝以来都置之度外，而泽潞地处心腹内地，一向任命儒臣为节度使。李抱真成立昭义军，他死后，德宗尚未允许其子承袭昭义节度使之职。后来刘悟作了节度使，渐渐自专擅权，敬宗因循之而未加约束，遂让刘从谏承袭了节度使之位。刘从谏曾企图兴晋阳之兵来清君侧，跋扈难制，他得病之后，便擅自将兵权授于刘稹，如果朝廷不加讨伐，准许刘稹世袭，今后将如何号令四方？其他藩镇哪个不想效仿？朝廷的威令将从此不存在了。李德裕认为讨伐刘稹是有相当把握的，他提出了用兵方略：刘稹依恃的是河朔三镇的援助，只要成德、魏博两镇不动，刘稹就将势单力弧，难有作为。朝廷先派一位重臣去三镇传旨，告诉他们，三镇节帅承袭是平定安史之乱后朝廷准许的，而昭义镇的命帅不能与三镇要同。然后成德、魏博两镇出兵攻取昭义镇所辖的邢、、磁三州，并许以厚加官赏有功将士，两镇听命则讨伐必能成功。武宗纳了李德裕的建议。
会昌三年五月，成德节度使王元逵被任命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调忠武军节度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攻讨刘稹。七月，命王元逵攻邢州，何弘敬取州，王茂元取潞州，各路军一齐进发。战事一开，李彦佐部逗留不前，李德裕遂请以天德防御使石雄为其副使，石雄到军中后取而代之。王元逵开战即取得胜利，他密表上告何弘敬心怀不诡，李德裕请派忠武军节度王宰率军取道魏博直攻磁州，何弘敬感到畏惧，领军渡漳水向磁州进军。八月，河阳茂元部被刘稹军薛茂卿部击败，不久王茂元病卒，李德裕命王宰率军驰援，王宰遂兼河阳行营攻讨使。十二月，薛茂卿由于对刘稹不满暗中与王宰联络，表示愿意归复朝廷，他放弃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县南），约王宰攻泽州，自己做内应。王宰犹疑不敢进，刘稹召回薛茂卿杀了，以兵马使刘公直代将，刘公直收复了天井关。河东节度刘沔与张仲武不和，李德裕调其为义成军节度，河东节度由李石担任，刘稹此时通过州刺史李恬向李石转上乞降书，武宗因答是，除非其面缚投降，否则不退兵。会昌年（844年）正月，都将杨弁在太原城内兵变成功，他与刘稹联系，约为兄弟，李石被迫逃出。朝廷中不少人主张罢兵。李德裕命李石率部与步骑援军数千返回太原平乱，河东兵闻此，先一步攻下太原，生擒杨弁。四月，由于王宰攻泽州不克，久不进军，李德裕调刘沔率义成军精兵两千前往。闰七月，河北邢、、磁三州抵不住两镇军的压力，邢州守将裴向，刺史崔嘏杀了城中大将四人，开城门向王元逵投降，接着州守将王钊，磁州安玉也先后打开城门向何弘敬投降。石雄部在泽潞频频进攻，不断取胜，眼看大势已去，郭谊、王协等密谋杀刘稹自赎。他们利用刘稹的亲信董可武诱骗刘稹交出兵权，然后将其斩杀，函其人头送交王宰。石雄率军进入潞州，将郭谊、王协诸将执送京师。武宗调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使，为防止成德、魏博两镇请地，授卢钧为邢、、磁三州留后。九月，下诏将泽州改隶河阳节度。
会昌年间讨伐藩镇的成功是宰相李德裕政治生涯的光辉顶点，也是唐王朝中央政府在宪宗元和之后的又一次短暂振作。可惜不久唐武宗死，李德裕被贬，夏又前功尽弃。
唐武宗灭佛
佛教在隋唐时期非常盛行。隋文帝“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于是“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百倍。”武则天出于政治需要，修佛寺，造大像，所费巨亿。中宗时，韦后、安乐公主及朝廷贵戚也竞相崇饰寺观，奏度人为僧。玄宗时虽一度淘汰僧尼，整顿寺院，但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更大力提倡佛教。肃宗、代宗均在宫中设置道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宰相元载、王缙、杜鸿逐渐都喜好佛法，他们不仅造寺无穷，还为皇帝言因果报应，甚至上朝也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弄得政治刑罚日益紊乱。有唐一代还多次为迎送佛骨兴师动众，大事铺张。宪宗时为去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迎佛骨，搞得长安举城若狂，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佞佛的情形在唐后期也一直有增无减。武宗时祠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当时全国有寺院4600所，兰若四万所，僧尼260500人。遍设各地的寺院不仅占据了大量的良田美地，而且了利用它们的免税特权，包庇了众多的人口。当时除了富户多丁，削法避役，将寺院当成最好的庇护所外，许多贫苦百姓为不纳赋税，也投靠依附寺院，成为寺院的寺户或佃户，他们耕种寺院的土地，为寺院提供无偿的劳动，使得寺院经济大为发展，而封建政府的纳税人户却日渐减少。此外，天下佛寺大量销铜铸造佛像，使得市场上铜钱大为减少，加重了唐后期钱重货轻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