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像从此八虎同诸臣矛盾更激剧。户部尚书韩文和郎中李梦阳联名上书斥责斥八虎“造作巧伪，淫荡上心”，“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此辈，何补于事？”又以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告诫武宗。望其“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官，明正典刑。”此番忠言，终于打动了武宗，武宗“惊泣不食”，急遣司礼监太监王兵等“一日三返”于内廷和外朝间，同刘健等商讨如何处置八虎。武宗只想将刘瑾等人安置南京，分别调用。但刘健等则坚持主张杀之以平众怒。尚书许进提醒刘健等“过激恐有甘露之变重演。”但因他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头脑发势，根本听不进去。刘健甚至哭泣着推案高呼：“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谢迁也怒斥八虎恶迹。只有李东阳较为缓和。这种激烈场面也感染了传事太监王岳等，都表示绝不辜负众望，定如实上奏，并以脑袋相保。谁知在场的焦芳，竟暗中向刘瑾告密。刘瑾大惊，连夜率领同伙环跪帝前，磕头抱腿，哀求说：“如无陛下恩保，奴才等定将被撕碎喂狗。祈陛下可怜我等！”武宗终于又心动。八虎乘机进谗说想让他死的人，实是王岳等人。武宗问何故？刘瑾则挑拨说“他们无非想限制圣上游乐，故要先除掉我们。其实陛下玩玩鹰犬，于江山社稷何损？真是小题大作。归根到底，司礼监无陛下得力之人。否则廷臣何敢如此放肆？”武宗原本同其臭味相投，经此一挑，当即大怒，遂下令逮捕了王岳、李荣、范亨等司礼监太监，并决定第二天早上即往南京安置。实则在途中便被杀害。同时，刘瑾则升任司礼监总管，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两厂，魏彬掌三千营，张永掌神机营，而锦衣卫指挥石文义已是刘瑾党羽。从而使明代厂、卫再次结一体。
这夜的风云突变，刘健等根本不知，待率众臣兴冲冲上朝，准备猛抨八虎之际，方知形势骤变。只好再次上章求退。刘瑾则假传圣旨，批准刘、谢致仕，独李东阳留阁，并升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继刘健为首辅，因其始终表现犹豫畏缩，故施以分化，同时破格提升焦芳为文渊阁大学士，参予机务，以酬其报信之功。又配以公推的王鏊入阁，实权为焦芳掌握，所有裁量均按刘瑾意志。不久，鏊也投瑾，与焦联手，李则成为傀儡。刘瑾把持内阁后，加紧了对皇帝的控制。刘瑾知武宗喜看市井热闹，于西华门外特建豹房，让诸宫、监分别扮成各行各业人等。武宗混于其中，饮酒作乐，寻花问柳，醉寝其内。刘瑾则乘其兴浓时送来大批奏章请旨。武宗不爱看，不耐烦地说：“朕要你等何用？总来找我麻烦，你们看着办去好啦！”自此，刘瑾则假借君命，为所欲为，所有章奏均先以红本呈他审阅，再转抄白本经通政司奏报皇帝，因他胸无点墨，因此将奏章挟回私宅，由其妹夫礼部司务孙聪与市侩张文冕代批。再经焦芳等润色加工。他同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纟采、兵部尚书曹元等结为心腹。又在原厂、卫外、设立内行厂，自己把持，既负责监视臣民，又负责监视其他厂卫特务。至此，朝政大权尽落刘瑾之手。时称朝中有两皇帝，一是坐皇帝武宗，一是立皇帝刘瑾，他自封九千岁。
刘瑾恃权肆虐，残害忠良，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他指使厂卫特务，把曾支持过刘健等正义行动的官员，廷杖后投入监狱。如主事王守仁被赐杖五十，苏醒后贬谪贵州龙场驿丞。但中途又遭暗害，幸亏发觉早，王守仁乘夜色投鞋帽于江，佯装投水而死，逃隐武夷山，方免于难。他还创“立枷”毒刑，枷高不过四尺，常人也不能直立，且内侧四周露有钉尖，受刑者被剥光衣服蹲进，时间一长难免磕睡，一歪身便会被钉得遍体鳞伤，十有九死。御史王时等多被折磨到气将绝时才罢。以致于广大言官再也多不敢言。接着宣布刘健、谢迁、韩文等53人为“奸党”，逼他们群跪于金水桥南侯谕受处。前后被逐害的尚书以下官员多达数百人。连早已致仕返里的刘大夏、马文升等也被除名抄家。这些空缺则由八虎的家属和亲信填补。谷大用之父谷奉，张永之父张友，分别升为锦衣卫指挥、都督同知，开了明代内臣父兄授官的先例。刘瑾还公开索贿，有敢不给或少给者，便会立遭大祸。给事中周钥竟因无钱被逼自杀。其党羽张纟采都感到长此下去太危险，劝刘瑾说：百官的奉献“非盗官币，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什一，而怒悉归公，何以谢天下？”刘瑾终被说动，稍稍自敛，也开始做些善事。然因积恶太多，终难逃败亡，最后被其党张永除掉。由于刘瑾得势后，对其他七人的任何过高请求均不答应，引起不满。张永自幼知兵，提督团营兼领神机营事务，武力最雄厚。刘瑾也渐感渐渐感到了张永离异的危险，因此决定除掉他。然而张早有准备，主动向武宗告刘瑾对己之迫害。经谷大用调解仍无济于事。
正德四年（1509年），在平定宁夏安化王朱置叛乱中，右都御史杨一清同监军张永交往中，发现了张刘的矛盾，便极力拉拢利用张，借以除刘瑾。他为张献计，乘班师回朝伏阙献俘，当面向帝揭其奸谋。如不听则请死君前；如请准则速行动，迟则大祸立临。张按计而行，表请八月十五回京，时刘瑾以术士言，从孙刘二汉当为帝，故谋不轨，欲在此日为其兄景祥送葬，乘机扣压百官，挟持武宗让位，故篡改了旨书改了日期。张则边复疏听旨，边星夜兼程，恰在十五日到京，举行了献俘仪式。武宗设宴庆功，刘瑾也陪至深夜方回。张永于是袖出揭露刘瑾十七大罪状的奏章，马永成等佐以旁证。武宗震惊，大叹“瑾太负朕望”。张、马顺水推舟；“宜速除，迟则生变”。帝乃下诏连夜捕刘瑾，关宫中药厂。并查封刘瑾宅。次日早朝，帝公布了张永的奏章群臣，众怒，降刘瑾为奉御，谪凤阳。但经帝亲抄其家时，除金银、玉玺、穿宫牌、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禁物外，还发现刘瑾日常拿的折扇中，竟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武宗更为吃惊害怕，正是这把凶器“扇”，竟在自己身边挥舞了好几年，并随时都可刺向自己，太危险了。想至此，武宗顿感不寒而栗，勃然大怒，原来对他尽量从宽处理的念头一扫而光。当即下令，投刘瑾于诏狱，严加审讯。罪恶累累，铁证如山，于是钦批：将刘瑾凌迟枭首，高悬示众；并将其罪状榜文及处刑图像，一起传示中外。同时，又下令逮捕其有关的亲族及同党，一并判处。谋主张纟采罪恶最大，虽在结案前已监死狱中，仍磔尸枭首以示众。经刘瑾荐进的阁臣焦芳、刘宁、曹元及尚书朱恩、毕亨等约共六十余人，皆以党逆论罪，分别受到谪处。又命廷臣将被刘瑾等擅改的祖宗法令八十五条，一一改回，仍复旧制。长达四年之久的刘瑾擅权，至此终告结束。
前后七子
前、后七子是明代中期形成的两个文人集团，他们在文学领域里先后掀起了一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的诗文复古运动。由弘治到万历，统治文坛达一个世纪左右。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徐祯卿、边贡、王廷相、王九思等。它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主要活动范围在于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的诗文复古主张，是由李梦阳首先提出来的。李梦阳，字献吉，号定同，甘肃庆阳人，弘治七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因上疏弹劾宦官刘瑾被下狱。刘瑾被诛，又被病江西提学副使。其气节名震一时。“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著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与李梦阳诗文相交，起初两人十分友善，后因见解歧异而互相诋诃。有《何大复集》三十八卷。为人处事“老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土风。”
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者老弗道。”李梦阳的代表性言论有：诗歌以盛唐为归，“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诗至杜甫达于高峰，“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如规，至方不能加矩”。而唐以后的宋诗“主理作理语”，更是破坏了诗歌的艺术特征，他认为“诗者，感物造端者也”。“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有感于外物还须达到心物相“契”，即所谓“心会相契，神契则音”，“随寓而发”。要使诗歌达到“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的艺术效果，还必须通过“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的比兴、形象化的表现方法。关于文，则认为文至“西京之后，作者勿论矣。”李梦阳最推重《战国策》的实录精神和优美文采，“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攻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勘为后世之榜样。李梦阳还推重贾谊之文，认为“谊文最高古。”何景明的诗文主张基本上与李梦阳一致。但其见解也有不同之处，二人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李以文坛盟主自居，要求何氏舍己从人，制止其“入室操戈”，以巩固自己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李梦阳先有《赠景明书》，论述景明诗弊，劝其改进。不料何景明竟写《与李空同论诗书》与之相抗衡。其后双方又反复诘难，至景明不能答辩才罢休。
李梦阳、何景明在复古这一根本主张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复古上。李梦阳偏重于摹拟古人行迹，“刻意古范”，即学古太似。而何景明则提倡复中有变，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应该自“成一家之言”，“自创一堂室，自开一户牖”，即学古不似。另一分歧是李重诗文格调、形式的摹拟，“铸形宿镆（模），而独守尺寸。”而何则强调内在神情之摹，注重内容的重要性。主张声色为末，质实是本，不能离本就末。与此相关的，李强调字字句句以古为法，尺尺寸寸以古为则，而何则认为“法同则语不必同。”如此等等，比较而言，何在复古中有创新的进步意义，比李梦阳有较少的保守性。
李何所倡导的第一次诗文复古运动，对冲垮台阁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这种唯古是尚的主张和句窃字摹的恶劣文风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和抨击，其复古运动也就渐渐地平熄了。正当此时，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袖的后七子运动步其前履紧随其人，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前七子的主张而登上了文坛。
后七子活动年代约晚于前七子40年。后七子主将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人，嘉靖甲辰进士，授刑部主事。出为顺德知府，后擢升为河南按察使。著有《沧溟集》三十卷。另一主将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称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丁未进士，授刑部主事，出为山东副使。以父忬被杀解官，复起累，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州山人四部稿》。王世贞与李攀龙共主盟文坛，时称王、李。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20年。前后七子中，王世贞学问最为渊博，影响最大，他才高，位显，“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心流，莫不奔走进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而这一运动的中坚力点则是七子中的另外几位文人，即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
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主张与前七子大致相同，他们都是“是古非今”论者。倡导诗之格调、法度，以汉魏盛唐为第一义。李攀龙“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他的诗尽以摹拟为能事。为文则“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王世贞持论与李攀龙完全相同。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还书勿读。”认为诗文都是愈古愈好。他自己的诗文连篇累牍，无不模拟。后七子中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榛，字茂秦，山东临清人，终身布衣。著有《四溟诗话》，后七子中他年龄最长，是七子结社初期的盟主。后来李攀龙声望渐盛，他因与李攀龙论诗不合而终致割席绝交。实际上，后七子论诗的纲领性意见是谢榛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反对盲目地拟古，而主张汲取盛唐十四家的创作经验来作自己的诗。有些近于何景明的观点，提倡模拟中应有变化。前后七子其他成员论点也是大同小异。
前后七子掀起的诗文复古运动，雄踞文坛长达一个世纪左右。他们不单纯是前后各七个人，其实围绕他们在当时形成了两个相当可观的文人集团。他们的影响很大，其复古思潮曾激起巨大的波澜，当时“学者翕然从之”，“推尊之者遍天下”。文体为之一变。应该说他们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对廓清“台阁体”的影响，纠正“萎弱”的文风方面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他们的复古模拟和形式主义的主张，却给诗文创作带来普遍衰退的严重后果，这是前七子所始料不及的。到了后七子王世贞的晚年才对自己倡导复古所产生的弊病有所察觉。当时，复古派的反对者已应运而生，一如一度“推尊之者遍天下”一样，“攻之者亦遍天下。”直到“公安派”三袁高举起反复古大旗，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才彻底瓦解。
祝允明和唐伯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