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淄川蒲家庄人。蒲松龄出身于“书香”门第，但祖上名声并不显赫，到他父亲时，因科举落第，家道败落，被迫弃儒经商。蒲松龄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热衷功名。19岁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但此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才考得了一个岁贡。科举不得意，他便一生隐居，做私塾先生，生活相当清苦，“十年贪病出无驴”，“终岁不知肉味”。正是因为科举的失意，使他从不满科举制度开始，逐渐看到现实中诸多的黑暗，而贫困的生活，又使他能够体恤农民的疾苦，以致其部分作品能够摆脱个人的积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矛盾，表达出人民的某些思想和愿望。
蒲松龄一生著述颇丰。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诗集六卷，文集四卷，通俗俚曲14种，以及长篇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等。《聊斋》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四十岁即康熙十九年（1680年）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有所修改和删补。《聊斋》中绝大多数篇章记述了当时民间和下层文士间的故事传说。作者有意借用花妖狐魅的故事抒发自己的情感，寄托自己的悲愤，以避开当时严酷的文网。
《聊斋志异》的主要篇章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全书中数量最多的，是描写爱情的作品。其中有的作品通过花妖狐魅与人的自由恋爱，表现出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如《婴宁》、《莲香》、《香玉》等；有的则揭露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种种悲剧，刻意表现男女主人公对封建势力的抗争。《连城》一篇中，乔生因文才出众博得连城的青睐，但连城的父亲却嫌乔生家贫，不许二人结合，导至连城积郁成疾，命归黄泉。连城死后乔生深感悲痛，又以她为难得的知己，便前往吊唁，不幸因悲痛过度，当场死去。死后他在阴间继续寻找连城，在好友的帮助下两人双双还魂，同归故里。书中还有部分作品对科举制度的腐败进行了猛烈抨击。蒲松龄一生深受科举之害，对其弊端感受尤深，因而这类作品入木三分，思想性特别突出。《叶生》一篇指出科举埋没人才，原因是考官昏聩，《素蒲松龄手稿秋》、《神女》、《阿宝》描写考场贿赂之风盛行，《于去恶》则进一步说明，庸官当道，只能择录庸人，科举导致庸庸相因的恶性循环。《聊斋》还以大量篇幅揭露了现实政治的腐败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迫害。《潞令》中的潞令贪暴不仁，横行暴敛，上任不到百日，便杖杀五十余人，《梅女》中某典史为了区区三百钱的贿赂，便诬人为奸，逼出人命。《促织》更典型，皇帝爱斗蟋蟀，地方官吏纷纷邀宠。成名因买不起应征的蟋蟀被官吏毒打，后来好容易捉到一只，又被儿子不留意弄死，全家被逼上绝路，儿子含冤跳井。后来儿子的阴魂变为蟋蟀，上交皇宫，才挽救了一家被毁的命运。在勾勒统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作品还塑造了一系列被压迫者的形象，作者歌颂了他们的反抗斗争，对他们寄予深切同情。作者尤其同情那些处在封建压迫最底层的女性，她们不论在人间还是在阴间，身世都同样悲惨，但作者也指出，她们并非驯服的奴隶，想往自由、追求自由是她们的天性。《聊斋》的少数篇章还赞美了劳动者善良、纯朴、豪爽、机智的优秀品格。
鲁迅说《聊斋》“用传奇法，而以光怪”，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代寓言的传统。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聊斋》最突出的艺术风格。在许多篇章中，妖魅和幽幽冥间都起着重要作用。作者有意将妖魅人格化、社会化，借助妖魅的超现实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物的刻划也很独特，生动是一方面，几笔就能传神，更重要的是作者表现人物不拘泥于现实，敢于突破生与死、人与妖的界限，因而给人一种亦真亦幻又鲜明可爱的感觉。情节的曲折也增加了作品的魅力。整体而言，《聊斋志异》是部针贬现实的好作品，但其中亦宣传了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宿命论的观念，这就导致了作品思想意义的复杂性。
蒲松龄故居《聊斋》问世之后风靡一时，形成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一个高峰。本来文言短篇小说在唐传奇后已逐渐衰落；明代虽有人效仿唐传奇，作过《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等，但没有多大意义。正是由于《聊斋》的思想艺术成就，才使这种艺术形式重新焕发出光彩。《聊斋》之后，文坛上出现大量摹仿作品，《谐铎》、《夜谭随录》、《阅微草堂笔记》即此类作品。这些作品或仅搬用《聊斋》的形式，或思想趋于保守，离《聊斋》达到的艺术境界相去甚远。《聊斋》的精华所在，如现实精神、精湛的白描刻划与讽刺手法倒是被清代长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儒林外史》等继承下来。
平定策妄阿拉布坦
策妄阿拉布坦是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珲台进僧格的长子。僧格在权位争夺中被杀，其弟噶尔丹后来掌握了准噶尔大权。噶尔凡进攻喀尔喀蒙古，并同清廷作战，策妄阿拉布坦趁机反叛，占据了准噶尔大部地区。此后策妄阿拉布坦配合清廷对噶尔丹发动进攻，致使噶尔丹身死，策妄阿拉布坦从而成为准噶尔部唯一的最高主宰。
策妄阿拉布坦统治准噶尔部时期注意发展农业、牧业和手工业，造成准噶尔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但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策妄阿拉布坦对清廷的态度也日趋强硬。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策妄阿拉布坦因为准噶尔商队在哈密受阻，派兵2000攻取哈密。康熙帝一边增兵援剿，一面遣使准噶尔，希望和平解决纠纷。策妄阿拉布坦不但拒绝了康熙帝的和平建议，而且进一步趁西藏内部冲突之机，向西藏进兵。
早在明清之际的时候，迁移至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同西藏的黄教领袖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合作，出兵击败了统治西藏的藏巴汗。此后，西藏的统治权由和硕特首领与黄教领袖共同掌握，而其政务则由达赖与和硕特汗共同委任的“第巴”掌管。在联合掌权中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利害冲突，达赖喇嘛利用宗教的势力不断扩充自己的权力，后来自行任命第巴，排斥了和硕特首领对西藏事务的参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世达赖逝世，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达15年之久，而后才以自己选定的灵童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顾实汗之孙拉藏汗为维护自己在西藏的权利而进军拉萨，第二年占领拉萨，杀死第巴桑给嘉措，俘获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拉藏汗清除桑给嘉措的势力后，自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但信奉黄教的其他蒙古诸部不满于拉藏汗的独断专行，另立一噶桑嘉措为达赖喇中，与拉藏汗对抗。桑给嘉措的残余势力也在四处活动，图谋反对拉藏汗政权。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早有染指之心，这种局面正好给他提供了可乘之机。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冬，策妄阿拉布坦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布率领6000精兵，绕道戈壁，翻越和阗大山，经过藏北高原，于次年由纳木湖突入，击败了拉藏汗的军队，包围了拉萨。由于有西藏贵族中反对拉藏汗的势力作内应，准噶尔的军队不久后就攻占了布达拉宫，杀死拉藏汗，并且禁锢了被称作六世达赖喇嘛的伊喜嘉措。准噶尔军队攻占了拉萨后大肆烧杀抢掠，洗劫寺庙，残害平民，造成西藏地方社会极大的动荡。为了直接对西藏实行统治，策妄阿拉布坦还委任亲准噶尔的西藏贵族达克为第巴。
西藏地方的统治者始终与清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顺治期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曾到北京朝见顺治帝，受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拉藏汗率军攻击第巴桑结嘉措，也得到过康熙帝的支持。康熙帝还特封拉藏汗为“翊教恭顺汗”。因此，策妄阿拉布坦派兵攻占西藏被清廷看作无可容忍的犯上作乱行为。康熙帝还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角度出发，认为“西藏屏藩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于是决定派兵入藏清剿。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先命侍卫色楞和总督额伦特统兵数千进入西藏；同时命屯兵西北的振武将军傅尔丹和靖逆将军高宁安伺机进攻准噶尔本部，以牵制策妄阿拉布坦的援藏兵力。当年秋，清军在喀喇乌苏与准噶尔军遭遇交战，相持月余，终因粮饷军械供应不上而失败，额伦特殁于阵。康熙帝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动摇平定策妄阿拉布坦之乱的决心。他任命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驻西宁统帅大军，调饷征兵，指挥各路清军入藏；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军由西宁向喀喇乌苏进军；命定西将军噶尔弼率云南、四川满汉官兵由打箭炉向拉里进军；整个军事行动动员兵力号称三万。为了配合这次军事行动，康熙帝还册封在塔尔寺的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由延信护送其随军入藏。
顺治帝赐五世达赖喇嘛金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四月和六月，四川与青海两路清军分别启行。噶尔弼部进至察木多后分为两路，很顺利地进入拉萨。延信部则在沿途击退了大策凌敦多布的袭击，顺利地护送噶桑嘉措到达拉萨。九月，噶桑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清廷还派公策旺诺尔布率兵三千驻守，西藏地方的局势安定下来。
大策凌敦多布在袭击清军失败后感到大势已去，率领残部经由克勒底雅逃回准噶尔，到达伊犁时已是第二年二月了。这次在西藏行动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策妄阿拉布坦，他只得派使臣到北京朝见，表示愿意与清朝政府恢复旧好。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
朱一贵起义
康熙末年，表面看来，清王朝统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增加，歌舞升平，但就在这一片繁荣昌盛景象的背后，却依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和社会危机。清朝统治者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台湾设府以来，对广大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各地方官吏无不将去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台湾作官视为利宝地，他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生活极为困苦，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康熙六十年（1721年）爆发的朱一贵起义正是康熙后期台湾地区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危机不断尖锐激化的反映。
朱一贵又名朱祖，祖籍福建漳州长泰县。因破产失业，在家乡无法生存，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浮海移居台湾罗汉门，先为衙门小吏，后以养鸭为生。朱一贵为人侠义，结交甚广，能孚众望，利用天地会组织秘密活动，网罗了一批患难兄弟。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知府王珍利用征收税粮之机侵扰百姓，强逼农民纳粮每石高出市价折银七钱二分，耕牛每头加税三钱，开设糖磨铺一座税银七两二钱。广大贫苦农民难受其害，怨声载道。王珍还借口禁止私伐山木，逮捕了二百余人，终于激起民变。是年四月十九日，朱一贵率众在罗汉门焚表起义。随即，各地天地会成员和贫苦群众纷纷起义响应：郭国正、翁义起义于草潭，戴穆、江国伦起义于下埤头，林曹、林骞、林琏起义于新园，王忠义起义于小琉球，杜君英等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起义于淡水。
赤金龙朱一贵起义后，率众袭击清军冈山塘汛，旗开得胜。台湾总兵欧阳凯闻报，急忙派游击周应龙率兵四百前往镇压，台湾县丞冯迪也调集各地地主武装前来助战。清军四处焚掠村寨，滥杀，村民，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纷纷加入起义军，使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朱一贵率起义群众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昼伏夜出，寻找各种机会袭击敌人。把总张文学带兵搜索起义军，遭到伏击，兵勇四散奔逃，武器装备都被起义军缴获。周应龙连遭失败，只得率部退往楠仔坑。不久，起义军又击溃南路参将苗景龙所率清军，并夜袭新园，夺取军械库。杜君英起义后，率部与朱一贵起义军一起攻占淡水；范景文也联络高山族起义群众奔赴冈山，整个台湾起义队伍发展到30万人。四月二十八日，起义军与清军在赤山相遇，朱一贵与杜君英分兵两路夹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军大获全胜，击毙千总陈元。生擒周应遂等，周应龙率残兵逃回台湾府城。朱一贵率起义军主力乘胜追击，直逼台湾府城。杜君英率所部转攻凤山南路清营，杀把总林富等，守备马定国战败自杀，生擒参将苗景龙，然后回兵与朱一贵会合，围攻台湾府城。总兵欧阳凯率清军1500在城外春牛埔扎营顽抗，起义军以优势兵力冲破清军防线，阵斩总兵欧阳凯，清军全军溃败，城中文武争先渡海逃往内地。五月初一，起义军占领台湾府城，并连克诸罗、凤山等地，整个台湾几乎尽入义军之手。
起义军在台湾府城建立农民政权。朱一贵被推为大元帅，称“中兴王”，建元“永和”，分封部属为国师、太师、国公、将军、尚书等，并发布讨清檄文——《告中外书》，声称要“横渡大海，会师北伐，饮马长城，捣彼虏廷，歼其丑类”，誓与清王朝决斗到底。另外，朱一贵还为起义军制订了“严禁淫掠”、“秋毫无犯”等严格的纪律和“顽抗严惩”，“投诚有生”的对敌政策，对争取群众拥护，瓦解敌人斗志起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