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风雪人间》
喂完了最后一趟料，天色黑下来了。畜牧队打夜班的老王头正在各个鸡舍里巡视，看有没有没关好的窗户，有没有没关好的小门洞，看火墙的炉火烧得旺不旺。我走出屋子，踩着冻实了的鸡粪和嵌着白色羽毛的硬梆梆的沙土地走到院子外面的路上，路边都是积雪。漫天灰濛濛的一片，只有太阳刚下去的那方还显着一抹微微带紫或暗红的颜色；但这也不会长久，很快就要溶入那整个的灰濛濛里去的。我走在这里只是为着望望这灰色的寥阔的天，望望路边几株掉完了叶子的枯枝。路上没有人，即使在大白天，这里也是少有人走的，这不是大路。二点风也没有，是不是随着天，随着地都冻住了呢？不，不可能的，风总是会移动的，天的那边还有人嘛！那边，那边不远不是有房子吗？那儿是农场场部，是我们农场办公的地方。而且，就在我住的院子后边，不是满满住得有一个院子的鸡吗？那几个养鸡姑娘不就是搬到那个院子里住的吗？原来她们和我住一个院，就住在我间壁，每天晚上她们都到我屋子里来玩一阵，是一群天真朴实的姑娘。后来农场领导为了要孤立我，要她们与我划清界限，就命令她们搬走了。每天晚上就只我孤凄一人独自在这条路上徘徊。一个人也好，我就一个人占领这偌大的天地。我可以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窥视我，直说就是没有人监视我，我可以安静一会儿，让思想自由飞翔吧。在西北边，越过辽阔的耕地，越过一些小村屯，有一个热闹的小城，煤城。因为有煤就一年年兴旺起来。听说已经是一个有四十万人的城市了。这个城叫鹤岗。在鹤岗北边，邻近黑龙江江边还有好些小城镇和许多农场。这样，鹤岗就显得更重要了，又逢大跃进的年代，从佳木斯到鹤岗的火车线路要建复线，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时刻，抢农活冬闲季节正好赶修这条线路的土方工程。陈明就跟着他所在的生产二队去到那里。这样我们刚到北大荒两个多月就又分开了。他是九月下旬去的，现在又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的日落黄昏，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越来越冷的路边，踽踽独步，把思想、把思念，把依依难舍的恋情每天托付这灰暗的浮云寄了过去。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他肩上压起的红肿块，消了吗？在窝棚里同同志们一块儿在烫脚吗？他会不会也走出窝棚看看天望望从东南方向游来的黑色的云烟呢？不，云烟是走不到那里的。云烟都早已在半路消失了。他会不会从飘去的微风中嗅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那里将含着薄薄的一缕馨香吧，一点点爱情的馨香吧。唉，太远了，什么都不能捎一点儿去。不，不要捎，不必捎，他已经带去了，带去了所有的温存，所有的知心。他就生活在这里边，他不会忘去的。而且一定会带回来的。到星期天、星期六的晚上他就会带回来的，把他的关心、把他息息相通的那些体贴就都带回来了。啊！星期六，实在令人想望的星期六呵！
星期六晚上，是修路工人回家来的时候。修路工人将满身带着雪花、冰屑和寒气走进屋子里来，不敲门就进来了。他会举起网兜，把铝饭盒拿出来，里面装着一些新鲜的菜肴，是从工地附近那热气蒸腾的小饭馆、小茅屋里买出来的；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病、没有伤，是神情爽利，是有力的眼睛和臂膀。他在修路时算是好劳力，有时还挑双筐和小伙子竞赛。有人说：“他是右派，好象不应该受表扬，不过我还是要表扬他。”于是屋子里亮堂堂的，热呼呼的。灯底下的语言是无所不包的，天下大事、工地趣事、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但都会小心旧有的那些“伤口”，谁也不去碰它，让那些恶言恶语，那些丧心病狂象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自足自乐。我象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公主，蜕去了一身又污秽又耻辱的青蛙外皮，而露出本相，恢复了美丽的原形。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是一个革命战士，是党的儿女，我享受着纯洁的爱情，我简直不懂得忧愁。……星期六的晚上，是一个浪漫的梦，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段百读不厌的文章。可是，今天是星期几呢？一天，两天，三天……还早得很呢。
西边、再西边、遥远的异国，我还有一对儿女咧。多可爱的儿女呀！他们都是在延安长大的。他们都有过父亲，可是我从来不忍心同他们谈到他们的父亲。让他们把党当成父亲好了。他们真的是这样，都早早入了党，是正式党员。他们跟着党，过了多年的艰苦生活，在童年没有享受家庭的温暖，只有集体的欢欣；但他们有母亲。为了让他们健康成长，希望他们锻炼得坚强，母亲从没有对他们有一点娇生惯养。我的母亲曾怎样对待我的，现在我就怎样对待他们。我小时，从来没享受一点做为爱娇的闺女的幸福，没听到过一声心肝宝贝的亲呢的呼唤；我也拒绝了一个做为母亲的满饮母性的甜酒。但我欣赏我对自己母亲的了解。我们不是母女，而是朋友，是最贴心的朋友，是彼此生命的支柱。因此，我也希望我同我的儿女是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当他们很小，我怀抱着他们的时候我就盼着他们长大。我感到有许多话要向他们说，满心希望他们成为妈妈的知己，是能同妈妈谈心，能无所不谈的，是最谈得来的。现在，风暴之后，能谈什么呢？能谈心里话吗？我只能违心地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坏人。你们要相信党。去年，一九五七年，报上发表文艺界粉碎了反党集团的报导后，祖慧从莫斯科打来长途电话，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反复地说：“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没有勇气接电话，不敢听她的哭声，我坐在电话机旁，眼泪象泉水一样在我脸上流淌，火辣辣地在我心里流过。我无法和她对话，我能说什么呢？陈明在电话里只能说：“你听党的话。不要管我们的事。你要坚强起来。要熬过去，自己好好学习、生活吧。”惨白的灯光把屋子照得象地狱似的阴惨惨的。陈明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我们互相望着，为天真无邪的受伤的孩子难过。祖林正好在国内，在北京，他也亲受了那沉重的打击。整天整天不说话，也不吃，只是躺在小屋里流眼泪。我宁愿自己受责备，挨罚，下地狱，上刀山，也不愿意看见他无言地在那里默默受罪。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能应承、也不能解释。一切辱骂、一切讽刺，一切在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我的一切都被毁灭了。我还能在儿女面前要求得到什么呢？他们太幼小了、太天真了。他们如果还相信妈妈，他们就太惨了，他们也会挨打的。他们如果不再相信妈妈，他们将更苦。他们不只要承受失去妈妈的痛苦，还要承受从妈妈那里得来的耻辱。他们抬不起头，怕人家看见他们想起他们可耻的妈妈。他们脸上好象打有金印，是谁谁的儿子。他们不敢见妈妈的熟人，也不敢见自己的熟人，他们变成最敏感的人，最柔弱的人，怕人家的恶脸，也怕人家的好脸；怕刺激，也怕同情。什么都是不幸，反正是一对可怜的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