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有点奇怪,堂堂天朝皇帝,竟和区区几个洋人较上劲了,又是严定科条,又是大加惩治,又是遣送回国……的确有失体统。不是嘉庆不要面子,问题的根本是洋人太热情了,要给大清朝的子民带来福音,这令大清朝的嘉庆很不爽,我天朝上国,哪里需要尔等福音,从哪来到哪里去。可是,大清朝已经离不开洋人了,可以不要洋人的物品,但钦天监需要洋人观察天象修整历法。
连皇帝都把洋人当回事了,说明天朝放下尊严了,心虚了;实力不如洋人了。不敢“中国欢迎您了”,也说明开始害怕了,问题的关键是已经离不开洋人了。梳理一下,中国和洋人的交往极具特色,仅仅从称呼上就能发现一些端倪。从最早的夷到洋夷,再到洋人,进而变成洋鬼子,之后又称为外国人——老外,外国人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我们自己。这些称呼的变化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兴衰史,中国人向来以天朝自居,其他国家自然等而下之,不配和中国平起平坐。
最早的“夷”是中原华夏人对周边地区人的蔑称,那时中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于是把自己当做是天下的中心,称四方为“夷”,显示自己的优越高贵。托祖先的努力,我们的优越领先了世界两千多年,因而我们称外国人为“夷”,也就称呼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年,一直都是别人到我们天朝求学问道,所谓风水轮流转,正当我们还在夜郎自大的时候,而“夷”们却强大了,而且超越了我们。
“夷”们不像我们天朝那样矜持,等着别人上门取经,他们是送来主义,是“己所欲施于人”,就把他们认为的“救世良药”送了过来。他们哪里知道,天朝什么都是早就有,哪里稀罕他们的东西,他们自然就碰到了一鼻子灰。
据考究,“夷”们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就开始来“救世”了,那时称为景教。不过,那时候我们正如日中天,哪里需要他们,后来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灭佛也顺带捎走了基督教,该教故此从中原消失。元朝时,西方“夷”人热情不减,基督教再次被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当元朝统治者被小和尚朱元璋撵出中原后,基督教也随风而去。
西方“夷”人做事情向来有宗教徒般热情,百折不挠,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利玛窦到中国“救世”。
利玛窦的确有本事,为了能在中国传教,他对天主教礼仪进行了改革,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让中国人有一种亲近感,在翻译天主教最高信仰“Deus”名称时,利玛窦采用了先秦古籍儒书中的“上帝”称号。再就是,中国人在信仰上帝的同时,还可以拜孔子、祭祖先
。经过努力,利玛窦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完成了天主教梦寐以求的成功。但由于他们内部产生了不和谐意见,引来一些其他来华教士对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有偏见,引发了“中华礼仪之争”。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一个名叫颜当的法国传教士在福建传教的时候,以上帝名义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祭祖拜孔,这样一来,康熙皇帝肯定不干了。尽管如此,康熙还是多方努力,希望罗马教廷能收回成命,但罗马教廷就是固执己见,这令康熙很不爽。让你们传教,已经给你们面子了,还蹬鼻子上脸不成,于是一怒之下在全国禁止该教。
通过这件事,康熙还是觉察到西方文化的潜在威胁,他为自己的子孙敲响了警钟,明确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这也是天朝的君主第一次走下台阶,开始平视西洋,改称“夷”为“洋”,从夷到洋,绝不是字面含义的差别,还有更深层次的微妙的变化。这里的“洋”不单是指海洋,更含有先进文明的意思在内,所以“洋人”一出口,自己就矮了半截。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能看到这一点,康熙不负圣主之名,遗憾的是康熙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还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颁南洋禁海令,禁止内地商船到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处贸易,南洋的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外国船只不得载中国人出洋。理由是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清圣祖实录》)。
如果说当年朱元璋颁布“禁海令”,是因为自身的小农意识让中国成了世界大航海的落伍者;那么,康熙的“禁海令”,把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统统放弃,把自己从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内陆国”,就是有些犯傻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种下了苦果,也让整个国家蒙受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