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怒,就你尹会一知道体察民情,难道朕就不知道吗?我不就出去玩玩乐乐吗?有那么严重吗?还什么“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你倒给朕“试指出何人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也就是你个人想出风头,想青史留名,于是“谪戍”。所谓“谪戍”,就是发配边疆守护国土。但问题到这里还没结束,后来尹会一去世后,他的儿子尹嘉铨想给老子讨个谥号,毕竟爸爸好歹为大清朝奋斗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本来也不是个事情,但乾隆的积怨未消,不但没有给尹会一谥号,还趁机制造了一桩文字狱,把尹会一的儿子绞死。
在上谏方面栽跟头的不止尹会一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大腕——大名鼎鼎的纪晓岚,就是在电视剧中经常让乾隆难堪下不了台的那位。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
看到这段话之后,只能无语,堂堂的大文豪纪晓岚在乾隆眼里——实不过“倡优蓄之”。仅仅一个劝谏,就被骂成□□,纪晓岚哪里还敢让皇帝难堪。别的不说,把大臣比做□□,乾隆皇帝估计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皇帝如此,政风自然好不到哪儿去,而政风的好坏,则关乎天下兴亡,朝代的更替。在这方面,爱新觉罗家族应该有切身体会的,如果不是明朝老朱家的政风不好,他们哪能入得了关,定鼎中原。
由于一定的历史原因,清朝入关初期曾经任用了大量明末官吏,这些明朝的官吏自然就会把明朝的政风带到清朝,所以清朝初期的政治风气一直不好。但康熙通过个人魅力,亲作表率,同时进行多方政治教育,宣传儒家学说,以此提高官吏的道德素养,效果很不错,出现了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一批清官。
尽管如此,康熙时期的□□依然很严重,尤其是康熙末年。这主要是康熙本人为了给人们留下“仁爱”印象,对贪污□□的官员基本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即使处罚也是象征性的。因而,在康熙朝就出现了明珠、索额图等巨贪,明朝的严嵩一直被认为是大□□,但明珠、索额图他们所贪污钱财是严嵩的数十倍,由于他们和康熙的特殊的关系——明珠是康熙的大舅子、索额图是康熙老丈人的弟弟,所以康熙对明珠、索额图的贪腐行为听之任之。于是乎,就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行为。
康熙驾鹤西去,接手的是雍正,暂且不论雍正的皇帝位子来路是否名正言顺,雍正在反□□方面还是大有作为的。面对老爸康熙留下的烂摊子,雍正雷厉风行,实行铁腕反腐。采取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是加强反□□的力度,对□□污吏严惩不贷毫不留情;另一方面进行制度建设,从根本解决问题,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所谓“火耗”,其实就是一种税收,在明代万历年间,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取碎银熔化重铸银锭的损耗费用。在征税时,加征的“火耗”往往大于实际“火耗”,之间的差额就归官员了。清朝初期,政府官员沿用了这种做法,“火耗”自然落入了官员的口袋。
为了解决贪腐问题,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就是将“火耗”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征收,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剩余的作为“养廉银”,用来提高官吏的收入。这样,一方面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廉政的推行。所以雍正不无自豪地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这也是雍正一朝吏治一直较好的原因所在。
其实,即便在雍正对贪腐高压时期,还是出现了多起因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而到了乾隆时期呢,老子好不容易取得了一点成就,乾隆却不好好珍惜,到乾隆中期以后,官员的□□那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这个时候,不仅中下级官吏贪污□□,就连大学士和珅也是如此,这可是乾隆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连他都□□,那局势可想而知。
终于自食其果,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乾隆还在世的时候,发生了川楚白莲教起义。起义被□□后,乾隆非常高兴,在功劳簿上又添一笔,除了“武功十全外”,再添“巨功”。
一年后,乾隆皇帝去世,但却给他的旁儿子嘉庆留下了一个更烂的局面,毕竟,乾隆不是康熙,嘉庆也不是雍正,所以面对乾隆留下的这个局面,嘉庆是承受不了的。
从汪中求先生和王筱宇先生合著的《1750—1950的中国》为我们提供的GDP走势图上就能看出,1793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就直线下降,往后几乎没有再上升过,直到1949年。也就是说,大清朝从1793年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