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宗保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拿起听筒：“我是汪爱源，我找你找得好苦！”我已经有几年没和汪爱源联系了，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他有什么喜讯一定要告诉我，与我分享。这不，几天后，我案头就摆上了汪爱源用快件寄来的这本《我的人生》。
一
知道汪爱源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任浙江省劳改局教育处副处长兼《浙江新生报》总编。在省五监积极投稿的犯人中有位经常投寄摄影作品的，所摄照片主题选得好，拍摄水平也高，经常被报纸采用，连年都被评为优秀报道员。当我了解到这位名叫汪爱源的报道员竟是“严打”中入狱，大学学历，当时已年近花甲，不禁对其身世和现状产生了兴趣。因为“严打”入监的这一茬罪犯的特点是年轻莽撞、文盲加法盲，以汪爱源的年龄和经历怎么可能与他们“人以群分”？对这个矛盾体一般性中的特殊性，从新时期有效改造罪犯的要求出发，也从报社对热心投稿的报道员的本能关注出发，我是很想解剖汪爱源这种典型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来的。从省五监教育科长和通讯站负责人那里，从报社去过省五监的副总编和编辑记者那里，我对汪爱源的改造倾注了颇多的了解和关心。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也逐渐立体和丰满起来。遗憾的是，由于工作繁忙，直至汪爱源减刑提前出狱，我都没机会见到他。
汪爱源终于来到了我面前，那已是他出监近四年的1996年5月5日。我知道他一年前去过省五监，汇报回归社会后取得的成绩，赠送摄影书籍和照相机，表达对监狱改造挽救的感恩。由此我知道他刑释后表现一直很好，并在家乡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这对一个从上海以坏分子名义遣回原籍，又在家乡破罐破摔搞得声名狼藉，最终被逮捕入狱的人来说，该是多么不容易！面对眼前这个真人实事，我相信汪爱源的改造是真诚的、稳固的。我认为，把他的改造历程写出来，不仅会让全省服刑人员学有榜样、改有方向，而且为我们这些从事改造人工作的干警提供了一个审视自己工作的意义、总结自己工作的得失的典型。
汪爱源非常赞同我的意见，并全力配合，除当即接受我的采访，以后又多次用书信回答我的提问外，还将他的狱中日记和哲学笔记寄给我。这原汁原味的生命实录，鞭辟入里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一个醉生梦死的丑恶灵魂，是如何在监狱这个特殊学校的教育改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发指导下，完成了如凤凰涅槃一般的浴火重生、超凡脱俗。鉴于这一过程是在汪爱源痛定思痛后，出于对学习、改造的自觉认知、培养兴趣和主动配合完成的。因此其正向转变不断深化又渐趋固化，且不因服刑生涯的结束而逆转，反而在自由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接受检验并发扬光大，于是我撰写了通讯《高墙造就摄影家》。
汪爱源对我这篇通讯一直赞赏有加，认为真正写出了他转变的根源。但又补充说，你写我是高墙造就的摄影家，我连绍兴市摄影家协会都未加入，称不上是摄影家。但我愿以此为鞭策，争取早日成为名副其实的摄影家。我欣赏汪爱源实事求是的坦诚，更欣赏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心。果然，当年汪爱源就被吸收为绍兴市摄影家协会会员；1999年成为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2003年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汪爱源在他的晚年以对生命的参悟和对生活的热爱，活出了一个精彩人生。
二
新中国的监狱事业是以大规模地组织犯人投入劳动改造拉开序幕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博大胸怀，以“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的坚定信念，创造了成功改造末代皇帝、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和剥削阶级分子的人间奇迹。
对罪犯不仅要惩罚，更要改造，即“改造第一”，一直是新中国劳改工作的方针。将改造的理念引入监狱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犯罪应当受到惩罚，这是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保障之一，但惩罚不是监狱的唯一功能。罪犯不管在监狱服刑多久，总有一天要刑满出监回归社会，他们的犯罪思想和反社会性是否已被破除，决定的因素就是监狱对他们的管教是否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一些西方国家重新犯罪率高达50%～60%，而我国的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保持在6%～8%的低水平就是一个明证。惩罚只能痛其身，改造才能变其心，数以千万的罪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接受改造成为新人，证明了这个方针的正确有效。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监狱法》颁布后，尽管劳改这一名称被监狱所替代，但改造的宗旨仍被坚持作为监狱工作的方针。
在汪爱源入监的20世纪80年代，劳改工作正进入把监狱办成特殊学校的改革时期。以“改造思想，造就人才，面向社会，服务四化”为指导思想，普遍开设了政治、文化、技术三课教育，每个监狱都建起了教学楼，配备了专兼职教师。罪犯参加学习后可得到监狱所在地教育劳动人事部门颁发的、社会认可的文化技术教育合格证书，实现了“变刑期为学期”，为刑满回归被社会接纳和需要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一些原来文化技术程度较高的，可以选择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局根据生源情况在有些监狱还设立了自学考试的考点。省五监就有一名罪犯在服刑期间通过了全部自考科目的考试，拿到了毕业证。另一监狱一名爱好书画的罪犯，监狱提供画室和学画条件，并请来美院教师耳提面命。他的作品得以参加社会比赛并连连获奖。他在狱中完成了美术大专学业。当时的监狱正像汪爱源在本书《狱中杂记》开篇中所描述的，确确实实是一所特殊学校。汪爱源无疑是监狱办学的最大受益者。他称监狱为“再生之地”、“母校”，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他至今认为，他能有今天，完全是接受改造、积极改造的结果。他从不讳言自己曾经的改造生涯。这是汪爱源这个典型的特殊之处，也是他留给我特别深的一个印象。
我之所以要突出汪爱源的这个特点，因为这是常人不可能具备的。多年从事教育改造和监狱新闻采编工作，我认识了许多服刑人员，有的在刑满后还与我保持联系，让我分享他们新生后的进步和成功，但我与他们在公开场合交谈时会自觉地回避那段人生低谷的难堪经历。汪爱源是唯一的例外。我记忆犹新的是1998年汪爱源在嵊州举办他的第一次摄影展，他不光邀请了我和省五监的教育改造科科长，而且在座谈会上毫不掩饰地谈起服刑改造对他起死回生、脱胎换骨的决定性作用和为他今天成绩取得奠定的坚实基础。我知道这种坦然得益于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实践。虽然他的转变和成功没有我的贡献，但面对这样一个饮水思源、数典而不忘祖的改造典型，我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职业的神圣感和崇高感。
三
我对汪爱源的唯一纠正是，由于受到社会歧视的影响，他在叙说中也不自觉地称自己是“劳改释放犯”。“犯”是对经法院有罪判决后处于服刑期间的人的特定称呼，是一个基本上限于监内使用的有严格内涵的法律称谓。罪犯一旦服完法定刑期走出监狱，就彻底摆脱了“犯”的身份而还原为完整意义上的合格公民。由于政策上区分的需要，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刑释人员、回归者、新人，但是绝不能再带上个“犯”。称这些合格公民为“犯”，不仅表现了政治上的歧视，而且暴露了法律上的无知。国人习惯于“一朝行窃，终生是贼”的形而上学思维，影响之大就是被誉为社会良知的媒体上也频频出现“劳改释放犯”这样非法且不规范的称呼。2002年浙江省拟定了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办法，推出了“归正人员”这一新的称呼，为他们人格的平等予以法律的保障。
我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对一个称呼的背景进行剖析，是因为提高改造质量的一个重要支撑是教育改造的社会化。监狱工作的实践证明，社会帮教能给罪犯以温情、亲情，给罪犯以希望、向往，夯实罪犯接受惩罚和改造的思想基础。特别是，社会帮教也有利于社会更多地了解党的改造工作方针政策，了解监狱对罪犯的有效改造，化解和消除对罪犯的偏见，为他们刑满回归被社会接纳创造宽容的氛围和良好的环境。在《我的人生》这本书中，汪爱源感叹：“人生无友，恰似生命无太阳；有了朋友，生命才显出它全部的价值。”这里的友情体现的正是我们改造工作中的“社会帮教”。确实，无论是在服刑期间还是回归社会之后，友情都是支撑和帮助汪爱源度过难关、重建信心、坚定信念、实现价值的动力之源。
四
汪爱源60岁出狱。为了体现改造的成果，开掘生命的潜能，为了弥补虚度的前半生，创造人生的价值，他不断地确立新的目标，不断地作出新的业绩。这是汪爱源以老年之身回归社会后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这么大成绩的又一根本原因。汪爱源的这一特殊性已使他超越了仅仅接受改造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我知道，犯罪入狱对许多罪犯是致命的重创。“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他们认定身上已经染上了永远洗刷不清的犯罪污点，脸上已经烙上了永远擦除不掉的囚犯印记，社会抛弃了他们，朋友远离了他们，亲人遗弃了他们。他们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明天。他们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万劫不复。因此罪犯中有万念俱灰的，有混刑度日的，有寻死觅活的，有行尸走肉的。几乎每个罪犯在入监初期都要经历一段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心理黑暗岁月。这也是监狱民警工作量最大、牵涉精力最多的时间段。汪爱源也不例外。
汪爱源的优势是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外因原理中找到了摆脱消沉、走出阴影的途径。他把困境作为对自己本质改造必要的外因，正是这个外因促使了他内因的变化：困境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使他能从容对待多难的人生，而且养成他完全有别于他曾经依附的那个阶级的生活习性，使他在以后优裕的条件下能自觉地保持节简朴素的美德。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汪爱源能动地化劣势为优势。和那些刑满时还年富力强的人相比，汪爱源出监时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告老还乡一无所求的年龄。汪爱源思考的却是，生命对人只有一次，但怎么度过、如何活法却无定规。大学者胡适、大文豪托尔斯泰都有过放荡无度的青年时光，幡然醒悟后照样可以“大器晚成”，成就事业的辉煌。“浪子回头金不换”，自己为什么不能在与年轻时的荒唐彻底决裂之后，在大彻大悟的垂暮之年迸发出精彩人生呢！汪爱源既未感慨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无奈，也未沉溺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悔恨，而是以对生活和生命的挚爱不断给自己设置需要努力却又不是高不可攀的奋斗目标，在不停的拼搏中忘了“老之将至”。
服刑期间，汪爱源写稿摄影，屡屡成为优秀报道员，积极改造的表现为他赢得了荣誉，所得稿费又助他度过了生活的难关。他报读了三所函授学院，系统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了为人处世的理论和就业谋生的本领。他两次参加省“两劳人员”文艺汇演，获奖录像在浙江电视一台、二台播出，送司法部参加全国服刑人员首届电视录像文艺汇演。丰硕的改造成果为他换来了减刑近两年的刑事奖励。如此紧张充实的改造生活使汪爱源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回归社会后，汪爱源抱定昨天我让家乡蒙羞，今天我为家乡增光的信念，从最底层的照相做起，抓住一切机会以质量和信誉取胜，渐渐打开了局面。他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要用摄影充分表现家乡美、人情美和社会主义好，要让自己的作品从家乡、地区走向全省、全国。他努力了，成功了：1994年成为《嵊县经济报》优秀通讯员，1995年成为《绍兴日报》优秀通讯员，1996年成为《浙江日报》优秀通讯员，1999年以专题片《小巷馆主》登上中央电视台，2005年随中国摄影家代表团到宝岛台湾参加摄影文化交流。这些成绩是许多人终其一生也难取得的，汪爱源却以“多少事，从来急”的只争朝夕精神在晚年完成了。他活得精彩！
“人生七十如赤子，万里长征才开始。”尽管汪爱源已经七十有六，但依他的性情和志向，我相信他能继续带给我新的惊喜。
2008年4月11日
于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