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后期，晓雷还在延安文工团，我去过他家。那时我刚毕业不久，作出版社的编辑，但没有发稿权，跟着领导跑组稿。文工团的家属院很大，低矮的瓦房、油毛毡房盖得横七竖八，我们拐来拐去往里走，费了半天才寻着。见了面，领导和晓雷在说话，我插不上嘴，就在一旁坐着，女演员不停地从门口经过，台阶上还有一盆花。我问：“这是啥花？”他说：“山丹丹。”我第一次见到山丹丹。
后来，我也写起了东西，晓雷从黄土高原高到了省城的作协。作协的大宅院曾经住过蒋介石、张学良，那里的风水适宜于政治家和军头，我极少去，偶尔去了，在院子里碰上他和路遥，寒暄几句。路遥低头走路，他仰头走路。
晓雷的妻子是李天芳，也是著名的作家。他们先是一个写诗，一个写散文，后来合作写小说，誉满天下。夫妇都从事写作，这样的例子多，但夫妇合作的少，合作又如此成功的更少，而合作成功又不争吵的只有他们夫妇。
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除了写文章，别的事都干不了，谁也惹不起，一个劲儿地躲，躲着想清静自己的心去写文章。所以，交往文学界的朋友并不多。几十年过去了，和晓雷的关系不即不离，得过且过。到了我五十岁，晓雷差不多快退休了，一帮爱好书画的文人组织了个“太白书院”，十天半月地聚会，我们才熟起来。瓜果一熟，就软，有了香味，我们的气味原来相投。
他是个儒雅的人，现在能儒雅的人实在见不到了。我想像古人说的君子，恐怕也就是他这个样子。我们出门，常常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他从来衣着整齐，举止庄重，所以总推举他走在前面，或坐在主席台，他能代表文人形象。画家邢庆仁一次对我说：“人家咋长得那么干净呢，感觉都没有屁！”
省作协的大院里精英多，事儿也多，他是从不臧否人物，起码我没问过，他也没说过。我讨厌龌龊，何必呢，能在一块工作都是缘分，即便是石头压了草，一块石头又能压住几棵草？如果是谈到文学，他总是夸谁又发表了作品，作品如何的好，又冒出了什么个新人，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我读到过许多文章，都是他推荐给我的。
他不善于说笑话，但他是最好的倾听者。他专注地听，能呼应。我们都有爱念自己文章的毛病，却又不愿意听别人念别人的文章，他愿意，听过了又会谈他真实的感受。你感动得要谢他，他不吸烟不喝酒，领他去洗脚，仅仅是洗一回脚，他竟然极不好意思，对给他洗脚的女孩子怜惜得不得了。
和他在一起，不会出现暴戾和阴毒，很可靠，能酝酿善良。
这几年他一直在写长篇，静水深流地写。听说已经修改了数遍，迟迟还不肯拿出来，短文的集子倒是出了几本。读他这些短文，非常的好，智慧依然，心态平和，老道的文字里充满了温暖。
2004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