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第二个老师是女教师于锡惠，矮个子，日照人，有点外地口音，教莫言的时候，已经45岁了，1968-1975年，在大栏小学任教，1975年因病退休，1990年去世。莫言的名字“管谟业”就是她给起的。她从一年级教到了三年级，由于莫言也闹不清自己上了几次一年级，所以这个老师应该教了莫言很多年。那时候，从拼音教起，后来就是看图识字。30年过去了，莫言脑海里还常常浮现老师拖着长调教拼音的样子，那声音很好听，以至于自己现在用电脑写作，不用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老师教的这一点基本功。于老师的丈夫不一般，是国民党的航空人员，人很和蔼可亲，教过莫言的哥哥，所以大家都叫他李老师。李老师写了一手好字，“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里造了反的老师又是用尺子、打格子、放大样，就是写不出来，李老师是拿起笔来，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就出来了，众人不佩服也不行。于老师的小儿子，也就是同学李忠，跟莫言年龄相仿，放学后，莫言就去老师家里玩，所以跟老师家特别亲，后来莫言被退学，就不好意思去他们家了。几十年后，这个李忠已经成为县医院最优秀的医生，于老师跟着这个儿子住，莫言一直想去看望老师，没有成行，拖来拖去，老师已经去世了。听师弟说，于老师生前看过《小说月报》上登载过的莫言照片和手稿，染病久矣的老师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莫言的字写得怎么样？老师还说，“比你写得强！”
还有、张作圣（“狼”老师③）和王兆聪，这三位老师共同见证了莫言的处分与撤销。
1964年左右，莫言三年级，“狼”老师来到莫言的班上，张作圣是个24岁的男青年，高个子，家住河崖东流口子村。这老师满脸粉刺，眼睛很大，脖子挺长，特凶，但衣冠整洁，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肥皂味儿。语文、体育、数学、音乐全由这个老师教，全班32个学生，莫言是最小的，因为年龄小，除了不怎么说话之外，莫言的生活自理能力还很差，穿得还是开裆裤，男生们发坏，就往莫言裤裆里塞东西，张老师严厉制止了学生们的流氓行为，可是莫言还是很怕这个老师，老师一瞪眼，他就想小便，有一次，他真的尿了裤子。老师就骂：“你这熊孩子，怎么能随地小便呢？”莫言只能哭哭啼啼地说，“老师，我不是故意的……”莫言的开裆裤给他闹了不少笑话，也没少让他挨骂，比如莫言念课文念到井冈山上的毛竹，春风滋润了空气，太阳晒暖了大地，尖尖的竹笋便钻出了地面。有了懵懂性意识的学生们自然哈哈大笑，因为班里很多大孩子，比如赵玉英就已经17岁了，这样穿着开裆裤的莫言，自然引起了全班的哄笑。于是，张老师让我下去，不要念了，但莫言那时候念课文是全班最流利的，他常常以此为傲，所以不舍得下去，还要求，老师我还没念完呢。
后来，老师家访，让母亲给我把裤裆缝上，母亲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可新的问题就来了，莫言常常把腰带系成死结，还是继续出笑话。后来大哥把一条牙环坏了的洋腰带送给莫言，结果出丑更多。比如六一儿童节，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课文时掉了裤子；莫言给张老师去办公室送作业，张老师对面坐的女老师尚怡有一次要和莫言打乒乓球，莫言一打，掉了裤子，笨裤子一掉就到了脚脖子，尚老师除了哈哈大笑，还说：
“张老师，你这个爱徒原来是个小流氓。”④
三年级开始写作文，张老师不喜欢在教室里讲，喜欢带学生到教室外面去，让学生学会观察，第一次作文课他们写一个劳动场面，当时，大栏在种稻子，课堂就设在大栏自来水站东边的滞洪区豁口处，同学们都很高兴，因为亲近自然，莫言也最喜欢上这门课。
每当学校小操场上要放电影，村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那次放的电影是《箭杆河边》，电影、电影队，这些都是人们向往、羡慕的对象，从下午开始，老师就指导学生写观后感，怎样开头，怎样结尾，还早早放了学。夜幕降临，男女老少齐聚校园。毛维杰这样叙述：
莫言一手拿着冷干粮，一手攥着大葱。白色的银幕在正前方挂了起来，他高兴得手舞足蹈，粗粮的饭粒挂满了嘴角。⑤
第二天上交作文，莫言又是最特别的。《箭杆河边》有青蛙，莫言作文开头自然就“呱——呱——呱，几声青蛙的叫声，把我拉上了电影银幕……”莫言的作文得到了老师的赞赏，不但在课堂上泛读，还推荐到学校去，在全校作文课上朗读。这也让莫言很高兴，堂姐把莫言的表现带回家，母亲说，“人家老师表扬了你几句，你可别上天啊！”
3
王兆聪是莫言四年级的老师，教过莫言半个学期数学和体育，家庭出身很好，是“烈属”，“烈属”在那个年代就“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但这个老师并没有像别的烈属那样目中无人，而是谦虚谨慎，一点也不张狂。他个子不高，体质很好，跑得快，跳得高，1米7的横杆，他轻轻一跳过去了，乡村小学里，这项技能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了。老师回忆莫言，说莫言那时候年纪小，胆子小，力气也小，所以大家做游戏就不喜欢和他一伙，跳绳、踢毽子，他就只能眯着一双小眼睛在一旁看着，人家赢了他高兴，人家输了他懊丧。
平安庄和大栏村交接处有一个大水湾，南北长150米，宽10米，过去雨水大，两村的水汇聚在这里，水很深，中午，老师带着同学们捕鱼改善生活，莫言和同学们就捡拾老师从河里扔上来的鱼虾和泥鳅，学生们还从学校西墙上给老师画漫画——
“剃着平头的王兆聪老师伸出一个兰花指，手里夹着烟，一手持筷子夹着一只泥鳅，口成咀嚼状，念念有词——怎么是“湾泥味”。⑥这漫画在村里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莫言因为受到表扬，就开始翘辫子，说话口没遮拦。有一次，学校号召同学们不要光屁股上课，莫言就嘀咕说这是奴隶主的行为，学校就是个大监狱，学生都是奴隶。奴隶和奴隶主，莫言并不明白，他也是从电影《农奴》中看来的，这种反动言论当然被学生告密，捅到了“狼”老师那里。“狼”老师就开了一个针对莫言的全班批斗大会，批斗完毕，拴了莫言在教室后的床脚上当活靶子，用自己百发百中的弹弓打他取乐。这还不算完，他把这件事报告了学校领导，学校领导决定给莫言一个警告处分。起初还想把莫言扭送到公安局去，因为莫言年龄太小，才幸免于难，此事之后，莫言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莫言成了“思想反动、道德败坏、不可救药”的代名词，学校里一发生坏事，第一个怀疑的肯定是莫言。
于是，莫言努力做好事，在学校表现积极。放了学自己家里的活不干，帮着老贫农家里挑水，拿柴去学校为班里生炉火，夏天帮老师喂兔子，大冬天去地里给兔子采麦苗，挖菜根，兔子生小兔，他还从家里拿豆子和胡萝卜给兔子坐月子。莫言把生下来的兔宝宝养大后，卖了十元的好价钱，接着把巨款给了老师，见“钱”眼开的“狼”老师自然把莫言上升为同志，而不再是用看敌人的眼光看他。但他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学校和老师都认为莫言在伪装。直到一个夏天的午后，同学们都在午睡，大个子的睡桌子上，小的睡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板凳。莫言进教室的时候，把自己脚上穿的“呱嗒”（一种木拖鞋），脱下来，赤着脚走进教室。王兆聪老师看到了，就悄悄地把他叫出教室，问他为什么脱掉鞋子，他说怕把同学惊醒。后来，莫言才知道，王老师在学校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说莫言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并没有坏得不可救药。这之后，学校里综合莫言的积极表现，把他的处分撤销了，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正在偷看“狼”老师的《吕梁英雄传》，他心下大惊，认为这次肯定又会被收拾，不料“狼”老师除了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还问：“你还愿意读书？”他当然愿意读书。
处分撤销是莫言和“狼”老师从敌人变成同志的过程。莫言在老师那里开始借书看。莫言在得到“狼”老师的书后，一度嗜书如命。作文也越写越好。有一次写作文，写“五一劳动节”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有老师、村里的能人运动员、右派参与。莫言不写流水账，而是重点写了两支篮球队怎么比赛，那老师是什么动作、表情、汗珠，身影和天上的燕子重叠了……这作文就是1998年，莫言在43岁时候写的《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的雏形。因为这篇作文，老师留下了莫言，问莫言是不是抄来的，莫言说不是，老师于是现场让莫言写一篇《抗旱》，莫言来了劲儿，铺开纸笔，当场开写“一会儿写小伙子往地里退冰块，一会写老汉打深井，‘双臂一撑，车轮飞转，一声呐喊，冰块翻滚’”，最后，老师也承认这副“气死画匠”的面孔是能写出好文章的。这作文后来被大路南边的公社中学的老师拿去给中学生朗读。
四年级下学期，张老师组织成立了5人作文兴趣小组，莫言是小组成员之一，很活跃，在兴趣小组里，莫言看了很多书，也知道作文是可以虚构的。
4
小学五年级，莫言参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嘴巴上沾两片棉花当胡子，上台表演《老两口学毛选》，效果奇佳。老师还让他和同学们编了快板，到市集宣传小麦新品种：
“贫下中农听我吼，今年不种‘和尚头’，‘鲁麦一号’新品种，蒸出馍馍冒香油……”
后来，看了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莫言带着用白线染黑的胡须在学校的操场的领操台上表演着自编的茂腔：
列宁同志很焦急，城里的粮食有问题。马上去找瓦西里，让他下乡搞粮食……
后来，莫言辍学后成了放羊娃，还遇到过王兆聪老师，莫言牵着牛羊，见到王老师后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就走过去了。莫言在县棉花加工厂但临时工的时候，有一次从县城回家又遇到了骑自行车的王老师，王老师的后胎已经很瘪了，驮他自己都很吃力，而且那时候自行车是很宝贵的财产，“人们就像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还是“烈属”这样有地位的人，但他还是要载着“我”这个“卑贱”的人走了几十里路，从那以后，莫言很多年都没见过这个老师，只记得那矫健的翻过1米7横杆的身姿和那张笑眯眯的脸。
莫言心里最对不起的老师是尚老师，这段经历被莫言写进了小说《飞鸟》里。“文革”开始后，老师们一夜之间也有了派别，一派是“高密红卫兵团部”，一派就是“鲁迅战斗队”。老师们相互打架、斗校长、贴大字报。语文课成了背诵毛主席语录，学校里也开始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朱老师出身富农，王校长娶了曾经是“地主婆”的尚老师，所以遭到了批斗。
莫言家里人就教育莫言，说老师不能打，何况，朱老师、王校长一家对你都很好，尚老师还经常表扬你，夸你作文写得好。可是，真的批斗起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大家都打，扔泥巴、吐吐沫，你袖手旁观，自然就会遭受白眼，所以大家打的时候，莫言也上去按了一下，尚老师猛一抬头，莫言看到了老师绝望的眼神，浑身发慌，心里害怕极了，深受良心的谴责。
传奇的人
传教士
1894年，瑞典和挪威的传教士就到了高密地区，高密就有了一种叫做天主教的东西，从此，百姓知道世界上除了佛教还有天主教，教会也不像书上写的那样黑暗，书上说的奸淫掳掠、拿婴儿做药丸、无恶不作，这些都没有。其实，西方很多时候都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比如说，我们普遍认为外国人观念开放，至今《十日谈》在美国的一些州还是禁书，每一种文化都有属于它的特性与禁忌。高密的教堂在莫言的散文《会唱歌的墙》里有叙述：
人至此总是禁不住回头。回头时你看到了村子中央那完全中国化了的天主教堂上那高高的十字架上蹲着的乌鸦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融在夕阳的余晖或是清晨的乳白色炊烟里。也许你回头时正巧是钟声苍凉，从钟楼上溢出，感动着你的心。⑦
随着1900年胶济铁路开通，周围铁路沿线各个乡镇和县城纷纷成立了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外国人不见得都是侵略者，这些教会还是很规矩的，有些甚至去帮助穷苦百姓，有着善良悲悯的心，比如电影《黄飞鸿》中，就有教堂救人的桥段，反倒是本土的“白莲教”四处烧杀抢掠，弄得民怨沸腾。
加入教会的人，品流很复杂，有善男信女、也有地痞流氓，还有一些假洋鬼子专门欺男霸女、侵占土地，打着教会的名义和势力，专做坏事。比如莫言同学的爷爷就加入了教会，给孩子起名，大孙子叫做摩西、二孙子叫做马太、三孙子叫约翰、四孙子叫做大卫。这老人十分虔诚，虔诚到迂腐的程度，地里长了草或者有了虫，他就会到地头祈祷，“主啊，帮我除草（灭虫）吧。”上帝当然管不了这事情，所以庄稼就荒死了，小说《司令的女人》里，杜文西的爷爷陆鬼子就是这样子。
那些依仗教会的坏人，真的把教会的形象破坏了。当然还有一些教会本身就不做好事。外国人把宗教引入中国也有着政治原因，或者要给侵略找个因由，比如法国就借口“马神甫事件”挑起侵略战争；或者在思想上的同化、禁锢，有些不平等条约上就会注明宗教的要求——《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