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曼真的挨了打，她也说了谎，说自己怀孕了。过了三个月，怎么才能伪装呢？二曼抓了一只老鼠，剥了皮，剁了尾，扔进尿罐里，加上从杀猪那里要来的一瓶猪血，就这样蒙骗自己的男人，说流产了。祖母，一语道破：
“二曼能怀孕，骡子也能产马驹！”
故事到了这里，你突然发现，女人的故事很辛酸，她不过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为何要求那么多呢？她是不是“小蜜狗”，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想要的生活，肯定跟“小蜜狗”无关。同样的故事到了《梦境与杂种》里，就变得一样悲哀，也是用老鼠假装流产，其实，她们也很想坦然，这些假装，到头来，都枉然，不过是掩住耳朵的手，碰到了铃铛。
疑似“赵姨娘”
无理、泼辣、胡搅蛮缠与鸡犬不宁又是另外一种女人的类型，这些女人让我们不自觉地就想起来《红楼梦》里的赵姨娘。这些女人往往是家庭妇女。她们欺软怕硬、不讲情理、歇斯底里，简直一无是处，比如《欢乐》里的嫂嫂，《祖母的门牙》里的婆婆、《幽默与趣味》里的汪小梅、《猫事荟萃》里的奶奶等，这些女人在莫言的下笔令人厌恶到了极点，莫言写起这些女人的可恶来，仿佛毫不留情。
在莫言童年的记忆里，母亲坚韧而宽容、婶婶会偷懒、奶奶偏心眼，婶婶和奶奶给了母亲很多额外的苦难，想到受苦的母亲，莫言又怎么会笔下留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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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欢乐》里，齐文栋的母亲摘了嫂嫂一根黄瓜都被她抢白半天。
嫂子横眉立眼，怒吼一声：“啊！黄瓜！你从哪里摘的黄瓜？”母亲停止旋转，身体蜷缩着，双手举着，好像准备投降，又好像准备反抗。嫂子飞跑到她家院子里——那里种着三架黄瓜——又飞跑着回来，骂声高亢嘹亮，词汇丰富多彩：“老白毛！老贼……架上就那么一根黄瓜！我道是怎么天天开黄花，不见结黄瓜，原来出了家贼！你吃了我的黄瓜，满肚子生癌，癌死你这个老杂种！”母亲求饶道：“娜妮她娘，别骂了，让邻墙隔家笑话。”嫂子说：“啊呀呀呀！多新鲜！你还怕笑话？好汉做事好汉当，偷了黄瓜别怕笑话！”母亲说：“我没吃，我摘给小翠吃，人家帮我挑水，我心里不过意，就摘了你一根黄瓜，我年纪大了，挑不动，你和娜妮她爹又不给我挑。”
在小说《祖母的门牙》里，有一个恐怖的祖母，总是和父亲联手欺负母亲：
五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家庭，还笼罩着浓厚的封建气息，我父亲又是个出了名的孝子，我祖母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即便心里有怀疑，也不敢提出异议。他对我祖母的感情远远超过对我母亲的感情，他和祖母经常联手欺负我母亲。
我母亲嫁过来的第三天，我祖母就对我父亲说：
“富贵，该给她个下马威了！”
父亲自然提出了他的质疑，母亲明明没犯错误，接下来就是祖母的表演：
"富贵呀，富贵，你个杂种，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容易吗？"祖母瞪着金黄的眼珠子，指着我爹的鼻子控诉，“你可真是‘山老鸹，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扔到山沟里，把媳妇背到热炕上！’……你还敢跟我犟嘴，你翅膀硬了是不是？自打这个小狐狸精进了门，你就不像我的儿子了！你说吧，今日你打不打？不打她，就打我！……老头子啊......你在天有灵，睁开眼看看这个好儿子吧......老头子啊，我这就跟随着你去了吧......”
还有祖母的一系列动作：
祖母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轮番拍打着地面，呜天嗷地地哭着、数落着……祖母瞪着眼说……祖母气得身体往后一挺，眼见着就背过气去了。……祖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活了过来。……祖母抽着大烟袋，懒洋洋地说。
母亲就这样被丈夫和婆婆修理了，婆婆还说，别觉得冤屈，这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家里有这样一个不讲理的恶婆婆，作为读者，我们总酝酿着回来一场大风暴，媳妇开始对婆婆绝地反击，或者，突然有人来管管这不平事。小说也理应是这个走向。随后，你发现一切凶恶的根源竟然是祖母的那两颗门牙。母亲生“我”的时候，因为一落生，“我”就有着两颗门牙，所以祖母要把“我”这个小怪物塞进尿罐里淹死，母亲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就一拳把祖母的门牙打了下来，祖母从此服服帖帖。小说的传奇性，也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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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与趣味》中，丈夫王三变成了猴子，王三在路上不小心碰到了一个老太太，于是，那个老太太大模大样地找上门来，耍起无赖。而王三的妻子——汪小梅，这个体育教员，也不是省油的灯——
体校教员看着那躺在地上呼呼喘粗气的老太太，心中只有仇恨没有害怕，她恶狠狠地说：“你愿意躺在这里就躺在这里好了。”她从自家的煤气罐旁，提起一把热水瓶，拔了塞子，让一线热水慢慢地往老女人裸露的肌肤上流。老太太鬼叫着爬起来，呼唤着逃走的姐妹们，自己也一歪一扭地跑，一边跑一边骂着：“操X，你等着！”……
《倒立》里，凶悍的老婆走过来，把冲着正在下象棋的“我”和老秦——
我老婆一脚就把我们的棋盘踢翻了，骂道：你们这两块狗不吃猫不叼的癞货，我让你们下！我让你们下！
《枯河》里小珍子的母亲看到爬树的“我”——
穿花袄的女人飞一般来到房后，骂道：“小坏种，你能上了天？你爹和你娘怎么弄出你这么个野种来？折我一根树杈我掰断你一根肋条！”
《猫事荟萃》里的奶奶，也是有着“不一般”的本事，家里养了小鸡雏，她先是对着垂涎欲滴的猫说：
“杂种，你要是敢动它们，我就扎烂你的嘴！”
自家的猫吃了别家的小鸡，被人家找上门来，奶奶就算准了一条，就是“抓贼拿赃，捉奸拿双”，她还故意把小鸡放在猫的面前，说：
“姑奶奶，看到了吧？这只猫怎么会吃你的小鸡？你的小鸡兴许是被老耗子拖去，被黄鼠狼叼走，被野猁子吃掉啦！”
孙姑奶奶说她亲眼看见，结果奶奶说：
“我亲眼看见你吃了我家一条牛！”
孙姑奶奶气翻了白眼，捣着小脚，原地转了两圈，嘴里骂着猫，歪歪扭扭地走啦。
还有《酒国》里，那个知识分子七婶，对着母亲，批评她淘米太狠，淘去了维生素。这些伶牙俐齿的女人们，仿佛在进行一趟神奇的穿越，或者时间过去了，人没有变，《红楼梦》里人人都不待见的赵姨娘，突然在高密东北乡活了过来。我想，但凡有深厚历史的土地，文学中的形象都会不自觉地出现轮回，因为这样的形象太鲜活了。我想，尽管曹雪芹从来没有待见过“赵姨娘”，在他那里，蛇蝎心肠的赵姨娘仿佛没有半点好处，总是一副天下人欠着她，粗俗又可笑的模样，但是曹雪芹少不了这个人物，没有她，小说就像是一个童话，有了她，小说接了地气。高密东北乡，什么女人没有呢？正如高密东北乡什么男人都有，也许这些“赵姨娘”们给过莫言内心的伤痕，但后来，都随了高密东北乡的土，被大地这个母亲全部包容了，所以，人家的娘没说什么，我们又有什么怨言？
二、 毕竟总有第一个
（一） 大江健三郎的寓言
莫言与大江健三郎有躲不开的缘分，大江健三郎寓言莫言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就真的在十年之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看似巧合，其实有着内在的必然。
以孩子为媒
大江健三郎和莫言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俩两个人虽然地域不同，但都是靠一方土地走遍天下。大江健三郎是个山里人，莫言是个村里人，他们都让自己的想象力驰骋，试图打破传统的观念，也用孩童勾勒出独特的视角。这多种相似之中，如果想要解开两个人之间的相似密码，那就要从孩子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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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女儿管笑笑研究生阶段读的是比较文学，莫言给了她一个题目——《论世界文学中的孩子现象》，后来被她的导师说这是博士生论文的题目，研究生阶段不用这么复杂。从莫言的叙述看来，“为什么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会不约而同地在小说中描写孩子？为什么这些孩子都具有超常的、通灵的能力？为什么这么多作家喜欢使用儿童视角，让儿童担当滔滔不绝的故事叙述者？为什么越是上了年纪的作家越喜欢用儿童视角写作？小说中叙事儿童与作家是什么关系？”其实莫言自己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原来就是《文学创作与童年经验》，后来才该做《超越故乡》，足见莫言对儿童这一视角不但自己用来得心应手，更是下了功夫仔细思考过了。
在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一个“被置换的孩子”，无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怎样去研究莫言与大江健三郎，两个人之间究竟如何看待对方最为直接的资料。莫言在演讲中说：“我们势必跟随着大江先生进行自我批判，我们每个人，既是被偷换过的孩子，同时也是偷换别人的戈布林。”戈布林是大江先生在《被偷换的孩子》中引用的欧洲民间故事里的妖精，戈布林趁人不备的时候，用“满脸皱纹的孩子或者冰块做成的孩子”偷换“人间美丽的婴儿”，大江先生认为自己与儿子都是被偷换过的孩子，莫言把这理解为每个人赤子之心的丧失，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慢慢变成满脸皱纹的工于心计的世俗者，同时还有意无意地教导我们的孩子变成冰块，麻木、冷漠、世俗，这些都构成了时间的偷换。
莫言在演讲结尾叙述让我深深感动，“我们希望大江先生像他母亲那样不停地讲述下去，我们也希望大江先生像故事中那个小姑娘爱妲一样不停地吹凑下去。”大江先生的母亲说过，大江死了，会把他再生出来，然后把以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说给他听。爱妲则是吹奏动听的音乐找到没有被戈布林替换的孩子。如此看来，把我们消失已久的澄明的天性还原回来，是我们对大江先生的期望，也是莫言一直试图做到的，他文章中的孩子，无论是好是坏，都有着自己想要唤起的记忆，或者说想要消磨的世故。从这个角度来看《四十一炮》里的罗小通，《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则更能理解，这些孩子所具有的不是异于常人，而是被成人世界遗忘的过往，他们单纯地想要一样东西，他们如梦境般存在，但愿不会如梦境般离去。即便是那些在小说中离开人世的孩子，依然可以让我们为那些澄明的世界悲伤，毕竟在成人世界里，悲伤都是一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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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群孩子的书写中，大江先生早年学习西方文学的经历又让莫言望尘莫及，大江先生将西方色彩巧妙地融入创作当中，他的戈布林始终自然得当，谁也不否认《愁容童子》里有堂吉诃德的影子，只是这个堂吉诃德早就离开了西班牙，来到了日本。大江先生通法文和英文，莫言说：
“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佩服，我需要翻译来阅读西方作家，大江健三郎可以直接阅读。”
知识广博其实是一个作家除了记忆之外最好的创作源泉，只有小学五年级资历的莫言，于1984年在军艺直接接受了大学教育，1988年，又上了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文学研究生班，2005年，香港公开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可是在军艺的大学教育毕竟有限，而且多半注重创作，在研究生班又遭遇了学生运动，险些就自动退学了，至于“名誉博士”，众所周知，“名誉”一词已经多有涵盖。
可见多产的莫言在创作实践上多于阅读学习，所以莫言的“那个孩子”不断重复着，不是重复话语就是重复情节、外貌、习惯，总之，我没能在莫言的作品中挑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孩子，莫言的多产成为一种束缚，因为越是多产，那些重复的孩子越是相像。大江先生年过七旬依然可以写出《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等作品，我丝毫不怀疑莫言也可能将自己的创作生命延至“七旬”，可我着实担忧，随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关注，莫言究竟会作何突破呢？又有什么不可拿出曝光的记忆露出真容呢？因为我很难相信，莫言不拿记忆说话会别有洞天，更难以一鸣惊人，因为他尝试过的，多半是失败的，比如《红树林》，但愿我的担忧是枉然，毕竟每个人在面对心中“那个孩子”的时候都很难逃出生天，因此每个逃出升天的人都值得带着大红花好好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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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演讲中提到大江先生的一句话：“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们报信的人，”称大江先生由“悲天悯人”升华为“一种为人类寻求光明和救赎的宗教情怀”。我以为大江先生的出来报信是他对于现实性的一种诚恳的态度。
正是这种“逃出来”的自信，让大江先生说出“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集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可见“那个孩子”介入了社会与政治，那个孩子像是拉开皇帝新衣的孩童，只是一句话便把现实面前的重重虚伪拨开，让人们很难不去喜爱那个孩子，莫言说大江先生的文章不是说教而是思辨，在激烈的思辨中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复调小说”，这诚然是种如孩子般天然的介入方式，我总觉这样出现在小说中带有一定劝教意味的社会与政治批判与反思最为顺理成章，因为在无形中，这种方式把读者当做拥有无数可能，可以有所变化的孩童。正是这种信任使得大家从内心寻找并依偎孩童的时候，有所担待。希望莫言也有如此自信，不要让那个孩子过早失去天真，也不要让“罗小通”太快变成“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