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课
这不是一道工序的准备过程，我把它当成了工序本身。这个认识很重要，它决定着我的态度和感情倾向。因而我对那些奉行“边走边想，走拢就讲”，并藉语句押韵上口的方式来显示他对备课这道工序满不在乎的人深表怀疑。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是天才，要么他卑劣无耻，存心害人。
摆在我面前的工具有：教材、教参、备课本、圆珠笔，还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已经很旧，纸页磨了毛刺，棱角也有些破损。但它仍然重重地压在我的案头，占据了那个离我的右手最近的有利位置。
教育专家告诉我，备课的时候，要吃透教材，吃透学生。教育专家的话让我感到我正手拿刀叉，面对一份可口的圣餐。我把教材读了一遍，把学生想了一遍，但我的心仍然一片茫然。我高悬双肘，空捏了一支笔，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就像我是一个乡巴佬，首次坐在堂皇的餐桌前，突然被一种巨大的卑怯笼罩。我惶恐不安，不停地搓着双手，努力寻求谁对我轻轻一笑。这时候，我就想到了教参。和许多老师一样，当我们对自己不再信任的时候，就打开教参，像打开一个装有妙计的锦囊。教参是教育专家们撰写的，是教育专家在课堂上经过无数实践，又在更大的教育专家的书上找到过理论证明的，这自然错不了。于是我们就像一切木匠做的那样，闭了嘴，摆出老木匠的姿势，弹墨，使锯，推刨，在惯常的道路上抵达一张现实主义的桌子。
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迷信教参，迷信老木匠的权威。老木匠的权威是一种非常蛊惑人心的方式，它的蛊惑性在于通过语言暴力的形式给人看起来以强壮有力的保证；同时因为极为简单，极具操作性，它轻易地就拨动了我们那根脆弱的惰性神经。这是宗教的办法。任何时候宗教都比科学更能吸引大多数人。当然，任何时候宗教在现实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
我需要从头做起，我的房屋不能建立在现存的地基上，不同标号的水泥其亲和力显得相当可疑。我拿了圆珠笔，开始在教材上勾画。直线，曲线，双横线，双曲线，小三角，小圆圈，不一会儿，我就把教材搞得凌乱不堪，模糊不清，像一位顽劣的孩子。这样的情形和木匠有些相仿，木匠的前面堆满了材料和部件，桌面、桌腿、长条、短棍、榫头、楔子，它们横七竖八，和刨花废料堆在一起。
不过木匠和我不同的是，在上山伐木的时候，一张现实主义的桌子已经在他心中站立起来。但我心中却仍然装着一团糨糊。我考证了每一个字的读音，每一个词的含义，它的内涵，外延，它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所有这些意义在我的备课本上站成一列，本意木讷本分，像一位好脾性的老大哥，规规矩矩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引申义似乎敏感，爱笑；而比喻义却是一位含羞内秀的姑娘，一朵花的全部美丽蕴涵在她脸上。不仅如此，我甚至还考证了每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鲁老夫子的文章深刻老道，微言大义，每一颗标点的后面都闪动着他那双机灵睿智的黑眼睛。
我开始拟订方案。我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图表，田字格，衍射格，直方图，回环图，我力求把知识能力甚至思想教育都切割成小块，我称它们为知识点，能力点，思想点，我把这些块点装进图表里，就像把食物分类装进盘子了。为了使孩子在进食的时候别噎着呛着，我让图表充满逻辑和秩序。我很满意我的做法，让自己的工作具有逻辑和秩序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不过我立刻就开始怀疑，我不知道这种所谓块点是否真具有营养价值和合理性，另外，一个厨师在用秤而不是用刀工火候做菜的时候，他已经不具有想象力了。我几乎听到孩子们无所顾忌的嘲笑声，我像一位演砸锅的演员，红着脸，手脚不是位置。
这是我每次备课的时候遇上的同样难题。所有的方案都没有准确的尺码，它们只能在以后的工序中得到检验，甚至要用孩子们的一生来检验。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惶恐不安。
上课
我是这样涉入一堂课的：孩子们好，谢谢大家，请坐！当孩子们齐刷刷用脆脆的嗓音向我敬礼后，我就这样回应他们。我乐此不疲，百说不厌，几乎要成为我的口头禅了（一些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喜欢说“对不对”、“是不是”，他们不是要孩子们回答，它们原本毫无意义，它们在这些老师的讲课中只起标点符号的作用。它们因而被称为“口头禅”，意思是挂在嘴面上的，不入心的。）不过我不是，因为我的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五个关键礼貌用词中的三个：您好，谢谢，请。我把它们说得饱含深情，像唱歌一样。我想以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明白，我能和他们在一起上课，是他们赐予我的巨大恩惠。
现在孩子们端端正正坐着，为了显示他们听话，守纪律，是乖孩子，每个人都把小胸脯挺得很高，手在身后规规矩矩背好。同时他们睁了亮眼，屏了呼吸，所有这些夸张的动作似乎正预示着一场戏的开演。我突然有些怕，是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怕，就像少女第一次收到求爱信时那样。从走上讲台那天起，我就有了这种感觉。多年以来，这种感觉还一直被我小心珍藏着，细细呵护着，怕丢失了。一想到它，我就时时感到羞涩。而羞涩，是一个老师在面对孩子清澈的大眼睛时，最为可贵的品质。
教育专家说，课堂上，老师应该是演员，而且应该是一位全职演员。教育专家的结论是有逻辑力度的。教育专家从一个问题开始：孩子们喜欢上课吗？说不准……孩子们喜欢看戏吗？很喜欢！那为什么不把上课搞得像演戏一样呢？三段式的逻辑天衣无缝，搞得我们很狼狈，别无选择。事实上，我们的课堂正是在这逻辑的梯步上跌跌撞撞往前跑，把那方小小的讲台当成了人生的大舞台，变来变去，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学生。
但是我不能不怀疑。我的怀疑来自演戏这种方式，快乐着别人的快乐，痛苦着自己的痛苦，这该不该是我人生的全部？没有诚信的做秀对孩子们究竟有多大的感染力？我讲到小白兔，我把双手举过头顶，伸出两根指头，这代表着兔子的耳朵！一个黑瘦脸的老男人在那一刻曲了腰身往前一跳，不知道是不是用力过猛，他轰然一声踩响了地雷。
我开始提问。这些问题在我备课的时候已经反复推敲，并且设计了有关问题的若干种答案。尽管如此，为了让孩子们有成就感，我却装着很愚昧，似乎一个答案也不识（忍不住我就想到一个笑话：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回家告诉他母亲，他们的老师真差劲！母亲很奇怪，问为什么？孩子说，她连一加一都不会算，还问我们等于几！）若干种答案同时也可以是若干个陷阱，在猎物经过的地方。这是猎人的方式，猎人的方式永远是一种欺骗的方式。而真正揭穿谎言的正是孩子们的回答，在我们以为万不可能的地方，原来还有另一条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从那一刻起，我不再习惯站在讲台上，我喜欢走下去，走进孩子们中间，向他们俯下身来，侧耳细听。经常做这样的姿势能使我的手和腰都显得很柔和。我穿梭在孩子们中间，就像蝴蝶穿梭在花丛中，就像小鸟穿行在密叶间。有时候我也可以是一株树，孩子们是小鸟，穿梭在树叶间，是树叶，穿梭在数枝间，是树枝，穿梭在树棵间。我是一株树的时候，孩子们就是另一株树，另一群树，在课堂上，我们是一片树林，风来了，雨来了，我们是一片生动的树林，唱歌的树林。
上课不一定在课堂上，站着不一定是我的最好姿势，把小手放在身后，笔上嘴巴不说话不一定是对孩子的最好要求。屋里还是屋外，站着还是坐着，闭嘴还是说话，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给出正确答案，下课的铃声已经响起。
铃声是一个信号，它宣告一节课的终结。七个铃声宣告一天的终结，七千个铃声宣告一生的终结。最初的时候，铃声和汽车喇叭一样，干脆，有力，惊心动魄。后来改为音乐，就亲切多了，柔和多了，但仍然改变不了终结的事实。谢谢孩子们，孩子们再见！当我夹着书本离开教室的时候，道一声“再见”，让我的心情不再惴惴不安。
批改
我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捏着红水笔。正了正身子，做一个准备的姿势，我开始批改——这样的形象很容易让人把我想象成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这不简单地是个玩笑，事实上，孩子们正是这样看我的。在那张磨蚀得有些破旧的办公桌前，我正襟危坐，不动声色。划出一个“√”，又划出一个“菖”。孩子们在作业本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原本没有空隙了，但是因为我的笔颜色的豪华，因而“√”和“菖”落下去都显得自然而随意，就像一场雨的降临。而雨在降临的时候，却似乎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地上是有顶的帐篷，还是光裸着晒在院坝里的玉米！
它们是“√”和“菖”。“√”代表正确，“菖”代表错误。泾渭分明，我没有考虑过它们应该具有的姿势，但是孩子们看出来了。在孩子们眼里，我的“√”无一例外地都划得饱满而圆润，那道弯弯的弧线正像是一条弯弯的笑眉，里面贮满了汁水丰沛而甜润的嘉奖：而“菖”尽管中规中矩，不枝不蔓，却仍然掩盖不了它作为“菖”的狰狞面目森森獠牙。
一想到这些，我就很是惭愧。显然，我在批改的时候对“√”、“菖”的使用过于草率。我教了二十多年的书，画了二十多年的“√”“菖”，它们在我的手上已经不再有感情。作为一个熟练工人，我的手腕由于长年累月的旋转已经变得异常灵活（或者也可以说叫“异常松弛”），那个“菖”原本是可以不打的，原本打一个模棱两可的半“√”也行，要想精确一点，也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或者尽管一无是处，孩子的诚恳和努力也应该得到我的一些肯定。不过所有这些假设都因为一个原因没有成立，这个原因就是孩子那“蚓爬虫扭”（而非“龙飞凤舞”）的字！它们激怒了我，让我恶心，我“撇”一笔“捺”一笔解决战斗。这样做来干净果决，雷厉风行，很解气，很过瘾，它大大地释放了我因为长久地批改作业而淤积在心中的闷躁之气。
孩子们对我产生帝王的惊惶还在于隐藏在“√”、“菖”后面的分数。分数对孩子们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在后面的《考试》中还将说到），而“√”、“菖”与分数的对应关系在于“√”越多，则分数越高，满堂红彩就是满分了，满分对一个孩子来说那相当于获得了一件“皇马褂”的赏赐！“菖”的情形正好相反。
我不得不对我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我不喜欢所谓“帝王”的感觉，我不是在朝堂上，龙案前。一把破藤椅，一张面色模糊的旧桌子和我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很亲切的民间味道。我的面前放着五十多本作业。不错，是五十多本，它们正好是一个班的人数。它们堆叠在我面前，像一座小山一样。每天晚上，我必须征服它，翻越它。这并不容易，不过也并不枯燥。让我试着这样来描绘：这是一本作业，细细一看，却又像是一个神秘的匣子。打开一本作业也就是开启一个匣子，开启一个匣子也就是揭开一个谜底——这很有趣，对任何一个稍具好奇心的人来说，猜谜和揭开谜底都是有趣的！而作为学生的作业本，谜底其实本身还是一个谜，因为他们是以作业的方式。作业是喑哑的，他们有些害羞，害怕直接和我对话，就以喑哑的作业的方式。当然，也可能是他们喜欢和我捉迷藏。他们把秘密藏在这小小的匣子里，他们不说破，让我自己去捕捉。我打开匣子，红水笔是我的钥匙，红水笔因而必须小心谨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已经打开匣子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匣子里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标点，有时候也有空格（这是一些隐藏得更深的秘密）。我开始拨拉，用红水笔，也就是钥匙。文字们在我的拨拉下东躲西藏，滑溜得像一条条小泥鳅。他们努力地闭着嘴，不说话，但终于忍不住，破齿一笑，秘密就珠玉一般从他们的口中纷纷跌落，大珠小珠落玉盘。
不过立刻又闭了嘴。在我威严的目光下，站直身子，满脸通红。他们知道，他们出错了。他们是藏不住的，爱笑的，但是在一大堆红“菖”面前，他们深深埋了头，变得苦大愁深。我却偷偷地笑了。这么多红“菖”，这么多次品，意味着我一天的失败。但是我并不着急，因为我胸有成竹，我知道怎样去补救。
实习
现在，我带领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出教室。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和孩子们去实习。这在一个学期中是不多的几次，甚至是仅有的一次。为了这一次，我费尽周折。校长原本是不同意的。校长不同意是因为教育局不允许，教育局不允许是因为有些学校组织学生外出时出过一些安全事故。以人为本，人命关天，事故是不可饶恕的。我和校长签了安全目标责任书，制定了安全防范预案，每个孩子写了安全自律保证书，又得到了每个孩子家长的肯允签字，但是校长仍然还在犹豫。校长是个好校长，他能忠实执行上级领导的意图，又能从政策的夹缝中留给我们一些宽松的空间。校长告诉我，领导说过，有一种责任叫“前置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做了没出但会出安全事故的事情，那也得承担责任，接受处罚。这个词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法律词汇，但这个词着实厉害，很有一些人栽倒在它的手中。比如因为发芽的土豆有毒，便规定学校食堂不能吃土豆，明查暗访的时候查到一个学校不听招呼，结果校长受了处分。
但是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来看问题，我却觉得，走出课堂，参与实习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必须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前置就前置，责任我来负，牺牲我一个，幸福全班人——当我和孩子们走出校门的时候，这样一种烈士般视死如归的感觉，竟把自己激动得泪光闪闪了！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那一刻我的眼睛为什么特别亮，特别蒙眬。孩子们都很兴奋，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兴高采烈。他们在课堂上坐得太久，他们不断地被要求坐端正，挺直脊梁，守纪律，别讲话，别东张西望，别交头接耳，别犯迷糊打瞌睡，他们蠢蠢欲动的心情被各种条条框框囚禁得很呆板，切割得很受伤。现在他们从课堂里出来了，他们的意外和惊喜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走进田野，走进农家。田野是往日再熟悉不过的田野，农家也是那从小到大生长在其间的农家，但是当我们再一次走进去的时候，那种感觉仍然是很新鲜的。长一声短一声的蝉鸣，有一些破损却依然很有钢声的蛙鼓，悠然翕张的蝴蝶，急急忙忙的蜜蜂，浓烈得直冲脑际的青草味，像面粉一样温和善良的稻花香，一张拦路抢劫的蛛网，谁被第一个缚住？一朵深埋在草丛中的野花，被谁拔起来，发表在头版头条？
我对孩子们的表现很不满意！我想把孩子们带进一场实战，至少应该是演习，但是孩子们却仅仅做了一场有些游戏意味的彩排，而且作秀的方式夸大其词，虚张声势。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我的想法很多，它们作为“教育目的”的内容工工整整地写在我的备课本里。锄头，镰刀，嗡嗡叫的机器，飞转的叶轮，郁郁葱葱的麦苗，沉甸甸的谷穗，这些被称为第一手材料，被称为感性认识，他们需要用手摸一摸，掂一掂，感受其重量、色泽和芬芳。但是他们不能仅仅停留于此，他们应该往前一步，汗水的的咸味，躬腰的曲度，果实里黄金的纯度，机器作为机器的技术性优势和人情味的缺失，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硬，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三农，环保，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均GDP，综合国力，世界和平的维持力，选择成材的标准，青少年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我忧心忡忡，像喂孩子吃饭时一个不耐烦的母亲，一心要孩子一口吃个大胖子。我也知道自己的这种做法有问题，但我没有办法啊，因为留给孩子们实习的机会是如此之少，而且为了这一个机会，还需要我把自己搞得像一个英雄！我开始发脾气了，我沉下脸，把手背在身后，极力要做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我看不到自己的脸，我看不到自己的脸在习习清风与和煦阳光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辅导
孩子向他的老师走去。孩子非常激动，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这样零距离地贴近过他的老师。课堂上，老师虽然也曾经俯下身来给他讲解，但因为那是在课堂上，就总有些例行公事的感觉。什么东西只要程式化了，它就不再具备拓展想象的空间，所以孩子们都不喜欢坐在教室里，不喜欢千篇一律的上课。不过现在是在老师的家里。书桌，书架，堆成墙一样的书，脸盆，洗脸架，洗脸架上斜插的牙刷，一块废牙膏皮，凹凸不平的皮面，排成一排叠放着的干干净净的毛巾，干干净净的床单，被子，墙上的一幅挂历画——所有这一切，都透着一种很实在的很温馨的感觉，一种家的感觉。
老师坐在一只小椅子上，她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木盆，里面放着一块搓衣的木板和一大堆脏衣服。老师高挽着袖子，她的手上沾满肥皂泡。老师并不怎么说话，要说也只说一半，留另一半给孩子们想，而且这一半还总是疑问句，似乎在和孩子们商量，又似乎设的圈套，布了陷阱。老师因而显得莫测高深，像一位先知。几个孩子或蹲着，或站着，或者伏在墙上，靠在小板凳上，或者干脆就把自己的腿当了书桌。老师的屋子很简陋，实在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供孩子们舒舒服服地写作业。这样的场面是很感人的，我在农家干净朴素的院坝里曾多次看到过这样的情景：一位安静的农妇端着一盆黄澄澄饱满圆实的玉米坐在矮板凳上，她的周围散点着几只毛茸茸的鸡子。
以上描绘的正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沿用的一种教学手段——个别辅导。它还有另一种说法——“开小灶”。把个别辅导喊成“开小灶”，是从那些被我们称作“差生”的孩子那里喊出来的。“小灶”自然比“大灶”好吃，“小灶”的刀工更精细，材料更讲究，调味更齐备，火候更到位，“小灶”做出的菜鲜亮并且充满诱人的芳香。但是“小灶”不是给这些“差生”们准备的，真要请“差生”吃，那也绝不会是“小灶”而是坚硬如铁的冷锅巴。
这是“差生”们的认识，实际上也是我们的认识。准确地说，首先是我们的认识，然后才是“差生”们的认识。有人说过，在阶级社会了，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么说来，课堂就成阶级统治了，难怪孩子们把我们称作是“老板”！一直以来，我们都这样做，我们也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好，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似乎也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个别辅导作为把孩子锻造成材的一种手段，在泥坯烧成后，对其中特别乖巧的进行额外的打饰，使其更加圆润出彩，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许多时候事物常常会朝向人主观愿望的反方向发展，瓷器经了过多摩挲而变得脆薄，失手就碎，一些错品却因为它的孤绝而被人收藏，产生出乎意料的价值。一个自称曾是我学生的人给我打来电话，他来电的内容经我归纳不外两点：一是问候老师，感谢我对他的教育；二是他似乎在某个事业上很是成功，要向我汇报一下。这两点又互为因果，正是因为我的严厉管教（据他说是我曾对他说了一句经他重复后显得深情无比而就其实却明显粗鲁而带有发泄意味的话），他才有今天的成就；有了今天的成就，又才想起我曾经对他说过那样的话（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成就，我的话势必将向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去理解）。我僵在电话机前，我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当一个人为了某种事耗尽毕生心血，最后发现这件事情原来毫无意义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仅仅心痛，那还只是喜剧，而不是黑色幽默。就我所知，个别辅导在现在似乎正越来越从边缘化走向中心，取代了“上课”的作用。这对于不喜欢“上课”的学生来说，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幸事。晚上，或者周末，孩子们就去老师家了。孩子们若不去，那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将是残缺的，分裂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所有参加过他们任课老师在自己家里组织辅导（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家教”）的孩子的共同经验。当然，劳动是有价值的，时间是宝贵的，尤其是节假日的时间谁也无权耽误，耽误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从这个认识开始，老师窗前的灯光，再不是橘黄色充满巨大包容性的温暖，而变得异常清晰和准确，散发出惨白的光芒。
考试
我现在要说的是考试。考试有很多种，每月的叫做学月考试，每半期的叫期中考试，每半年的叫做期末考试，每年的叫做学年考试，每个学制完成时的叫做毕业考试，分单的叫例考，集中的叫会考，大考之前叫预考，模拟考，第一次模拟叫一诊，第二次模拟叫二诊。围绕这些考试我们拟定了一个又一个计划，研究出一套又一套方案，我们称之为一场“战役”——这个从革命战争年代继承下来的术语。沿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我们排兵布阵，打基础，筑防线，攻堡垒。我们这些走进课堂的被称为站在第一线，上讲台称为上战场，讲课称为冲锋陷阵。一场战斗结束，我们开始清点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就是孩子们的分数。总分，平均分，得分率，合格率，增加两个百分点是一次小胜，增加五个百分点是一次大胜，增加十个百分点，便可称为大获全胜。反过来说，减少百分点，自然就是失败。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责任该谁负？班级会，年级会，教研组会，中层领导会，学校班子会，首先是思想问题，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没有认真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没有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成绩是要给孩子们公布的。我在念成绩的时候，教室里是少有的安静。每个孩子都正襟危坐，面色凝重，如临大敌。这是在法院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宣判时才有的气氛。成绩单是要交家长签字的。如果成绩还比较可观（可观就是上次考40分，现在考45分，而不是上次考95分，这次变为90分），签字将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大老远就把成绩单扬过去，小胸脯是挺着的，脸上强抑着那片正要冉冉升起的红霞。不过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分数是一个极其狡猾的家伙，它总是显得神秘莫测，让人琢磨不透。这就应了那句有些矫情的老话：欢乐的时候总是很少，痛苦笼罩着我们一生。拿着成绩单找家长签字的情景是充满想象的，真可以编出若干场小品演出，若干个笑话发表（我在各种各样的联欢晚会以及报刊杂志的夹缝中不止一次地看到过关于这种场景的喜剧描绘。）
同样可以编成小品与笑话的还有考试时的情景。为了能考出好成绩，寻求作弊就是一些孩子的南山捷径。偷看，交头接耳，扔纸团，这是他们经常采用的方式。我看过两个关于扔纸团的经典笑话：一是有个孩子特别不走运，刚捡到扔过来的纸团就被监考老师发现了，于是他做出一项惊人之举，展开纸团贴在脸上大擤鼻涕，然后卷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监考老师虽然极度怀疑，终不敢捡起察看。还有一出是一个孩子费尽心机向另一个孩子递过去一个纸团，纸团上特别交代，第三大题的第二小题的第一个问做出来没有？被问的孩子同样费尽心机才扔回纸团。但是这孩子展开纸团看时却差点晕倒！上面写的竟是：做出来了。
考试就是一场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两个监考老师坐进教室里，为了最大可能地增加扫描范围，他们必须分坐在教室的两个角落，成对角线。眼睛要睁大，最好要像探照灯一样明察秋毫。不能看书，不能说话，不能打瞌睡。许多考试尤其是重要的考试都在七月进行。七月流火，蝉声一阵接一阵，汽车喇叭声长一声短一声，没有风，空气是燠热的，气氛是神秘的，两个小时，一场坐功，也真是难为这些监考老师了。为了尽量减少作弊的几率，在布置考室的时候，就严格规定了座位的数目，横排与纵列的距离，排号的顺序，答题卡横式与竖式的交错。所有可能的细节都揣摩过了，所有可能的漏洞都堵上了，然而作弊仍然在所难免。偷看，交头接耳，扔纸团，这些仅仅是小儿科，连我所教的初中学生都不屑一做。考生们坐着，不东张西望，不交头接耳，卷子也放得端端正正。手虽然不是很规矩，时不时要摸一摸耳朵，挠一挠头皮，但这并不影响考试，习惯而已。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表情和动作的，这也说明他们正在深入思考，思考就对了。监考老师放心了，仍然没有风，仍然是烦躁无聊的喇叭声蝉声，但是监考老师的心里很舒坦，他们甚至觉得可以眯上眼睛小睡一会儿。
事情正悄悄发生，正紧张有序地进行，隐患常常萌发于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正是那些我们认为无伤大雅的小动作小毛病，其中蕴藏了巨大的阴谋。摸耳朵，那是选A，挠头皮，那是选B，抬左肩，那是选C，抬右肩，那是选D。我们的孩子还只是初中生，他们不被允许带手机呼机记忆器等一些现代化的工具进考室，他们不被允许披散头发，无法把小小的耳机藏在浓密漂亮染得金黄的长发间，他们只是用了一些肢体语言，他们的做法显得笨拙，滑稽，好笑。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是我所见过的关于考试讲得最精彩的一句话。它的精彩在于它充分运用了对仗的形式和音律，干净，简单，整齐，直截了当，从而达到对考试最深刻的概括。考试作为一种评价方式，其魅力正在于此，虽然我们也知道，以考试这种方式对教学质量做评估不是很科学，以考试成绩作为对学生优劣的鉴定不是很好，但为了简捷，为了量化，为了具象，为了让事情具有可操作性，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我们对学生的成绩进行排名，上墙公布，作为家长会上一条有力的佐证材料，作为议定孩子所应该在的班级，应该坐的座位，应该受到的关照的主要依据。一个井然的秩序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孩子们埋着头，鱼贯而入，一个接一个，穿过那条独木桥。那一刻，就像太宗皇帝站在城楼上看到举子们熙熙入城一样，我们的美妙感觉也将是空前绝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