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家”，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有人为谋国而牺牲个人利益，有人为谋家而牺牲民族大义。
家国不分的旧毛病
中国古代，国与家在政治场中是很难区分的。尤其对于身处政坛高层的人而言，国就是家，而这个“家”，就是帝王之家。可怜的是，还有很多正直的大臣，为了“家”而奋斗，而他们自己还觉得是为国尽忠。
不合时宜的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滥杀功臣、制造冤狱，就他自己的看法来说，这是为了巩固统治，为了让国家以后没有叛乱，没有谋反，子孙后代可以平平安安地坐稳江山。但是，国家又不是他自己的，为什么他要用国家大臣的性命，来换取自己子孙的权力？这是典型的“家国不分”。
如果说朱元璋的“家国不分”是因为对他而言家和国是统一在一起的，那么，那些尽忠至死的大臣们，则未免令人叹息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悲剧，从他踏入政坛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大臣，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儒家知识分子。
可以说，他的思想，成了他最终殉“国”的根源。
宋初，方孝孺十五世祖从浙江桐庐迁到宁海，从此定居下来。方孝孺的曾祖父方子野、祖父方炯，在元朝先后担任鄞县县学教谕。父亲方克勤也是当地名儒。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方孝孺出生在这个世代业儒的书香门第。
方孝孺在学习儒家经典时，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探讨了治国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归结起来主要是：主张行仁政，反对暴政。主张以仁义礼乐治国，反对以庆赏刑罚临民。
洪武年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阶级矛盾也开始尖锐起来，小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面对这种状况，明王朝只是一味镇压，以为通过严刑峻法，就可以巩固统治地位。针对这一现实，方孝孺指出，欲禁民之无相攘夺盗窃，必先找出其攘夺盗窃的根由，假如他们有土以耕，有业以为，有粟米布帛以为衣食，而后禁之，则攘夺盗贼可止也。而如果“不能使之安其生、复其性，而责其无为邪僻，禁其无为暴乱，法制愈详，而民心愈离。”“恃其法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在这里，方孝孺已朦胧地认识到人民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表现出他对人民的一定程度的同情。
方孝孺之所以具有这种思想，主要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底层，耳闻目睹劳动人民的悲惨状况，这不能不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他曾在一篇寓言《蚊对》中，借童子之口揭露那些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掠夺情况：“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而且无恤之者。”能够看到这一点，难能可贵的。
在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关于“君职”的思想。他说：“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贵之，将使其极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但是后世的人君并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在乎养民，所以求于民者很多，而尽于己者则怠而不修。老百姓如不按时交纳赋税、提供力役，则诛责必加，以致政教不举，礼乐不惰，强弱贫富不得其所。他说：“其也不思其职甚矣！”
方孝孺进一步指出，自公卿大夫乃至百执事，都各有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不尽职，轻则责备，重则诛杀。人君之职远远重于公卿大夫百执事之职，如果人君怠而不惰职，虽然诛责不能相加，但天将“怒而殛绝之”。这简直是对专制暴君发聋振聩的警告。
他认为，人君要更好地尽到君职，不可不学先王。学先王尤其要学一个“诚”字。他说：“圣人之治天下，岂用诈术揣量天下之人情，以为赏罚哉，亦唯用其诚而已。”但是有的人君则不然，“好为聪察”，以为群臣皆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事皆由己出，故往往流为苛细深刻，导致灭亡，这就是不懂得为君之道。
明太祖正是方孝孺所指责的那一类人君。他对臣下猜忌怀疑，屡兴大狱。一起空印案，成千上万的地方官员被诛，方孝孺的父亲一向清廉守法，也被冤杀。胡惟庸一案，株连更多，连开国元勋宋濂亦难幸免。于是恐怖气氛笼罩全国。方孝孺的上述言论正是对洪武严猛政治的批判。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初，明太祖再次召见方孝孺。这对君臣在治国的主张上意见相悖，故明太祖认为“今非（重）用孝孺时”，只任他做陕西汉中府教授。
他的思想在当时未免过于激进，而明太祖对他的冷落，也让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得志心理，所以，他一旦遇到一个对他礼遇有加的君主，结果就只能是“士为知己者死”。
得君行道，报国忘身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病逝，由于皇太子朱标先已去世，所以年轻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史称惠帝。惠帝天资仁厚，亲贤好学。早在即位之前，明太祖曾命其省决章奏，他就常常佐以宽大。他还遍考礼经，参考历代刑法，改定洪武朝制定的《大明律》天下莫不颂其德。惠帝久闻方孝孺之贤，登位伊始，即派特使赴汉中将方孝孺召回朝廷，先任翰林博士，旋升侍讲学士，预经筵，备顾问，日侍左右，甚为倚重。
方孝孺早就有过“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的宿愿，如今侧身朝廷，便可以一展宏图了。入朝后，君臣之间，情投意合。惠帝读书有疑，辄使方孝孺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则命方孝孺就糜前批答。君臣契合，使方孝孺极为兴奋。他曾写诗道：
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斧廉临轩几砚问，春风和气满龙颜。细听天语挥毫久，携得香烟两袖还。
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的方孝孺极力辅佐惠帝，推行了—系列新政。
第一，行宽政。
首先是重德省刑。明太祖即位后推行的是宽猛相济、以猛为主的政策，但是，愈到后来，严刑峻法未尝稍改。然而严法重刑，却犯者滋众。惠帝和方孝孺都认为其原因就是礼教不行。“海内虽已康，民俗犹未宁。鄙夫抱深念，思睹礼乐兴”。这是方孝孺的志向，也得到惠帝的支持。他们一反明太祖的做法，锐意文治，崇尚礼教。惠帝曾诏谕地方官，务崇礼教，赦疑狱，以致刑部都察院论囚比往年减少三分之二。同时又选派廷臣二十四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观风俗，烛幽隐，兴办利民之事。
其次，均免赋役。惠帝即位后下令蠲免历年逋租和天下荒田租税。民因生活困难而鬻子者，官府代为赎回。朱元璋初定天下官民田赋时，因怒苏、松、嘉、湖四府地区曾为张士诚所守，故浙西官民田税极重，亩税有高达二三石者。以后虽有裁减，但仍超过其他地区数倍。而且朱元璋还规定苏松人不得任户部尚书，以为定例，针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建文二年（1400年）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准许苏松籍人任户部官，终于革掉了这一弊政。
再次，限僧道占田。佛道势力在明初曾有较大发展，到洪武末年，江南僧道，多占腴田，甚至田连阡陌。建文三年（1401年）规定，天下寺庵宫观，其有田者，每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之费，余田尽入官。并严禁私自剃度僧尼，从而抑制了佛道势力的发展。
第二，变革制度。
惠帝根据方孝孺的建议，更定了官制，内容大体是强调教化、崇尚礼制。方孝孺还建议仿周礼更定晶官阶勋，增损洪武礼制。
在更定官制的同时，惠帝和方孝孺又大力精简机构，省并州县，革除冗员。几年间，撤消了九个州、三十九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建文朝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据《明书》作者傅维麟说：“南京故老言，建文中，法网疏阔，道不拾遗，有得钞于尘土中，辄拂之置高台处，以石镇之而去。一时士风朴茂，尚义者多。”所以后人有“四年宽政解严霜”之誉。应当说，这一切与方孝孺的辅佐之力是分不开的。正当方孝孺佐惠帝行新政之际，明王朝祸起萧墙，王室内部一场争夺皇权的战争爆发了。
殉主，还是殉国
方孝孺的悲剧，就从明朝皇室内部的纷争而起。
朱元璋曾认为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宗室孱弱，所以他称帝后即把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封为藩王，分布各地以夹辅王室。这些藩王领有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一万九千人。明初，退往塞北的蒙古贵族不时南下，图谋兴复，明太祖为了加强边防，同时希望子孙能够熟悉兵事，就规定分封于边塞的诸王皆参领重兵。而封在太原的晋王朱榈和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尤负重任。他们屡次领兵出塞，并筑城屯田，大将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明太祖为了防止将来朝臣篡夺朱家天下，还赋予诸王“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的大权，为后来的皇位之争埋下了祸根。
惠帝登基后，鉴于北方诸王“拥重兵、多不法”的状况，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未及期年，削夺五王”，有力地打击了藩王的势力。朝廷正待向燕王开刀时，燕王却先下手了。
“燕王之变，削亦反，不削亦反。”这种局面，朝廷是清楚的，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十一月，朝廷即调工部侍郎张呙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派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并伺察燕王。建文元年（1399年）三月，命都督宋忠调沿边各卫马步官军三万屯开平，燕府护卫精壮，悉听调选。同时，以都督徐凯练兵于临清、都督耿谳练兵于山海关，准备和张呙谢贵里应外合，约期攻燕。谁知张信至北平后，却暗通燕王，使燕王得以充分准备。
燕王一面派道士在街衢散布歌谣：“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为其大造舆论，一面与道衍积极策划举兵。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朝廷下诏逮捕燕府官属，张呙、谢贵率诸卫士包围燕王府第，燕王以计擒杀呙、贵，正式举兵。他打着“诛齐黄，清君侧”的旗号，称其师为“靖难军”，挥师南下，一场争夺皇权的内战开始了。消息传来，惠帝立即派遣大军北伐。当北伐失利后惠帝又命方孝孺草诏，赦燕王罪，使其罢兵归藩，并拟宣谕数千言，使人在燕军中秘密散发，企图瓦解燕军。但这一切努力都未奏效，燕王拒不奉诏。
在燕王率兵久围大名、并断绝朝廷军队饷道的情况下，方孝孺又代惠帝草书，遣密使送往留守北平的燕王世子，许以封王，争取燕世子归顺朝廷，以此迫使朱棣撤围归燕。谁知燕世子得书竟不启封，遣密使送往燕王军前。此计又告失败。
终于，燕王朱棣攻陷了南京。在他进城的当天，就揭榜殿廷，以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为“奸臣”。方孝孺被逮下狱。十七日，燕王即位，是为明成祖。
朱棣以藩王称兵夺位，从封建正统思想来看，这是篡逆。他为了收揽人心，要把这次“靖难之役”说成是应天顺人之举，很想将即位诏书写得冠冕堂皇，于是朱棣打算启用方孝孺。
其所以如此，是有缘由的。当朱棣从北平举兵发难时，道衍送之郊外。临别，跪而密启道：“臣有所托。”燕王问：“有什么事情？”道衍说：“南方有方孝孺，素有学行，我们成功之后，他必不肯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当时朱棣表示同意。朱棣深知，如今天下文章，方孝孺当为第一，如果能利用他来起草诏书，收揽人心，影响将是很大的。于是他屡次召用方孝孺，但均被拒绝。
这一天，明成祖又派廖镛、廖铭往召。廖氏兄弟是方孝孺的学生，他们向老师说明来意后，方孝孺大怒说：“你们跟我读书已有几年，还不识义之是非！”在他看来，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决不能破坏。自古以来，君位相传，以嫡以长，改变了就要大乱。朱棣以藩王夺位，就是篡逆行为，自己怎么能为篡逆者所用呢？
明成祖无奈，只好又派镇抚伍云将其强执而来。只见方孝孺全身丧服，悲恸之声响彻整个大殿。明成祖从御座上走下来，婉言对他说：“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质问：“成王安在？”明成祖回答说：“彼自焚死。”方孝孺厉声问道：“何不立成王之子？”明成祖说：“国赖长君。”方孝孺进一步追问：“何不立成王之弟？”在方孝孺的连连逼问下，明成祖无言可对，只得搪塞说：“此朕家事。”明成祖叫人取来笔札，对方孝孺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愤怒地把笔甩掉，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他早就说过，君子处世，生死贵贱，应当以“义”来衡量。“义宜死也，虽假之以百龄之寿，不苟生也。”今天，为了“义”，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明成祖见他不屈服，立即显露出专制帝王的淫威，恐吓方孝孺：“独不畏九族乎？”方孝孺义无反顾，抗声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明成祖还要他草诏，方孝孺乃取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明成祖大怒，又将他投入监狱。
为了迫使方孝孺屈从，明成祖将其亲属全部抓来，如果方孝孺还不投降，就将他们当场杀戮。威逼之际，方孝孺仍然边哭边骂，明成祖令武士用刀抉其吻、剔其舌。顿时鲜血如注，方孝孺仍含血喷明成祖。明成祖怒不可遏，下令将其磔杀。
六月二十五日，方孝孺从容走向刑场，并做《绝命词》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报国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终于将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他所效忠的君王。这一年，他仅四十六岁。
他为何搅入帝王家事
方孝孺以身殉道，取义成仁，虽诛十族而不悔，这在儒家正统观念看来，确是大忠、大节。所以到了洪熙年间，仁宗就为他平了反。说“若方孝孺辈皆忠臣”。万历初年还诏许为其褒录建祠。方孝孺的气节愈来愈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褒扬。
然而，如果仔细去思考，方孝孺这种宁死不事明成祖的气节是否就真的无懈可击？
当时谁当为君？正如明成祖所说：“此朕家事。”今天，我们自然无须以此定是非。事实表明，明成祖在位二十余年，他所实行的一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诚如旧史家所说：明初，“高（太祖）、成（祖）肇造，享国长久，六七十年间，仓廪赡足，生齿繁殖”。因而明成祖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而当初那些迎附明成祖的所谓“失节之臣”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等，恰恰在永乐、洪熙、宣德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一代名臣。
因此，后人曾十分婉惜地说：“使（方孝孺）稍稍迁就，未必不接迹三杨。”此话不无道理。但方孝孺却囿于儒家的正统观念，在皇家叔侄易位之际，作出了以死殉君的抉择，并且“自分一腔热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这不能不是他的悲剧所在。
其实，方孝孺是可以不死的，只要他为朱棣起草一个诏文，不但可以生，还可以为朱棣所重用。但是这样活下来，对方孝孺来说，却是一个奇耻大辱。方孝孺他怎么能够为杀侄篡位的贰臣逆子起草诏文，怎么能够奴颜媚骨地苟活在另一个朝廷的群臣之间，怎么能够扭曲自己的文化良知与人格成为一个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面对眼前的屠刀，方孝孺只有一个念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一个义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啊！他只有选择死。舍此，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