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在这方面又恰恰和孔明相反，他是敬爱将士而轻视文人。对于将士他是关怀备至，甚至对于他们的错误也不追究。如甘宁为人粗暴，“时违权令”，他也能宽恕。但对士人就不一样了。沈友是个才高博学之士，时人公认：“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权以礼聘，既至，论文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重。沈友为人耿直，敢议朝政，而庸臣妒忌其才，便诬他造反，孙权却不辨是非把他杀了。死时，沈友才29岁。张温德才过人，权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任。后奉令使蜀，蜀人甚敬其才。孙权因他回来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振，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因暨艳案件，权以温曾荐艳且有往来，便加罪张温，将他撤职，逐归吴郡。将军骆统为之辩诬，赞张温“卓跞冠群，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权也不听。初，孔明知张温被黜，未明其故，思之数日，才恍然大悟，说：“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虞翻是孙策旧臣，为策所敬重。孙权继位后，以为骑都尉，翻屡犯颜直谏，权很不高兴，便徙扬州泾县。权为吴王，宴群臣，自起行酒，翻佯醉不饮，权大怒，拔剑欲杀之。后被人劝阻，翻才得免死。翻不因此有所畏惧，仍然是“不平则鸣”，终被孙权放逐。（《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从上所述，可见孙权杀害、放逐的都是德才兼备、为时人所推重之士，而其原因是由于这些人敢言敢谏。孙权如此对待德高望重、才气过人之士，也是东吴缺少安邦治国之能臣的重要原因。孙权在世时，靠其权威及将士用命，政权尚称巩固；他去世后，因没有具有德才兼备的能臣治理国家，东吴政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日益走向下坡路了。
二、人才须有识者赏识
——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
【智解】
开明的管理者，不仅要有慧眼识才的本领，还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敢于接受毛遂自荐者。而要能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的还是能慧眼识才。不能辨识人才的领导者，即使送上门来的人才都无法辨识，使用人才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识人首先要克服“罗兰夫人的错觉”。什么叫罗兰夫人的错觉呢？列宁在《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中谈到，法国大革命高潮之际，罗兰夫人写道：“法国没有人才，遍地都是侏儒。”列宁不同意罗兰夫人的观点，并结合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实际情况说：“人才既多又缺……这个矛盾现在表现得特别突出：到处都在呼求新生力量效劳，年轻的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年轻力量正在成长。做具体组织工作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埋怨缺乏人才，就是陷入了法国大革命最高发展时代罗兰夫人所陷入的同样的错觉之中。”
类似罗兰夫人的错觉，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资治通鉴》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唐太宗李世民令封德彝举贤，封德彝不慌不忙地阐述道：“并非臣不尽心，只是在于今世没有杰出的人才罢了。”唐太宗听了这样的回答心中十分不快地对封德彝说：“君子用人，好像用不同的器具，各取所长。古时候那些把国家治理得好的君主，难道是从别人的时代借人才吗？你应该清楚，症结在于你不能知人，怎么能诬蔑一世之人呢！”古人说得好：“何世无才，患不能识也。”
“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意思是讲，能不能发现人才，发现什么层次的人才，与人才发现者本身所具备的素质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历史上，杰出人物之所以得行其志，或因得遇机缘，或因得遇明主。韩信在楚，不被知名；后归刘邦，始得施其才。同样，鲁肃如不遇孙权，“榻上策”将不会诞生，鲁肃也将默默无闻。故有伯乐才识千里马，善用才者才识大才。所以说有大才的固然了不起，善用才的也了不起，孙权有见识，听了鲁肃的“榻上策”才大为赞赏；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才认为“正与吾见相同”。君臣相得是建立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有充分的信任，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反之，纵有大才也会被湮灭。
人识“同体之善”，导致了一种“共生效应”现象的产生。
“共生效应”是指在一个较小空间和同一段时间里，人才成团出现的现象。其特征是：高能为核，人才团聚。人才团现象减少了奋斗的阻力，人才的相互推荐，为成批发现人才创造了条件。在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主要将领大都是黄浦军校的毕业生，人才团现象极为明显。
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授奖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在三位获奖者中，有两位是美国纽约布郎克斯高级理科中学的毕业生，而且还是同班同学。一位叫格拉肖，一位叫温伯格。消息传来，一些昔日同窗不禁欢呼雀跃，发起组织了1950年级的校友团聚会，以示庆祝。当这些阔别32年的同窗欢聚一堂时，大家惊奇地发现，除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同学外，还有许多人也取得了显赫的成绩。当同学们一起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时，发现这条成才之路的起点便是布郎克斯中学。温伯格满怀激情地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多少有些取决于你与谁一起上学，这里有一种共生效应。”
古人云：“智能有如泉涌，行为堪为表率，这样的人可做导师；智能可以磨砺他人，行为可以辅助和警策他人，这样的人可为良友；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不敢做一点儿出格的事，这样的人可为官吏；还有一种人，你要是只图眼前的方便快意，只要叫他一声，他就会连连答应，这种人只能做奴隶。所以最好的君主要用堪为导师的人来辅佐自己，中等的君主要让良友来辅佐自己，下等的君主要用官吏来辅佐自己，亡国的君主却只用奴隶来辅佐自己。”
你走多远，取决于你与谁同行。
【事篇】
日荐七贤
齐国大夫淳于髡，在一天之内就推荐七位贤士给齐宣王。
齐宣王说：“我听说：‘千里之内要是有一位贤士，距离就算很近了；百年之间要是出一位圣人，时间就算很短了。’而你竟然在一天之内就推荐七位贤士给我，那贤士未免太多了吧。”
淳于髡说：“鸟吗，羽翼相同的就住在一起；兽吗，脚相同的就住在一块儿，一起行动，如果要到沼泽去找柴胡、桔梗（中药），几辈子也找不到；但要是去黍、梁交等山的南边坡地去找，随随便便也可以车载而归。事物都各有同伴，像我淳于髡，就是贤士的同伴。大王若是从我这儿征求贤士，如河边汲水，火石取火一般容易。”
人才相亲
怎么知道谁是人才？说来复杂，最简单的一个判定方法是：人才推荐的人，通常就是人才。有些人虽然才气很高，但是善妒，他不见得甘于推举其他人才，但只要肯推荐，英雄识英雄，推荐来的必然不差。
三国时代，诸葛亮、庞统等谋士，都是获推荐而来。孙权的重要谋士鲁肃，也是这样得来的。
推荐鲁肃这位人才给孙权的，是另一位人才周瑜。劝鲁肃到孙权麾下“应征”的，也是周瑜。周瑜在千里马和伯乐之间，成功地扮演了一次人才供需的中介角色。
鲁肃，字子敬，临淮郡东城人（今安徽），体格魁梧，好使奇计，学过击剑、骑射，还招聚一批年轻人在山里讲武习兵。身处三国乱世，鲁肃却将金钱周济穷人，颇受赞誉。
周瑜当居巢县长时，久闻鲁肃大名，某日，带着数百人去拜访他，顺便求助一些兵粮。鲁肃家里有两仓的米，慷慨地让给周瑜一仓，周瑜非常感动，更加肯定鲁肃决非等闲之辈，两人结为好友。
鲁肃声名远播，袁术听说了，也来延揽他，但鲁肃发现袁术治理无方，不是个人才，便带领一百多人，去居巢县找周瑜。
周瑜当时其实也在袁术手下任职，但以周瑜的本事怎不知袁术不堪扶持？原来袁术想任用周瑜为将军，周瑜认为袁术不是打天下的料，拒绝了，只要求当个小小的县长。
周瑜心中另有明主，那就是孙策。孙策和周瑜同年，私交很好，亲如兄弟。周瑜窝在居巢县，时机成熟了后，便渡江去和孙策会合。鲁肃于是跟着周瑜过江。
不料，没多久鲁肃的祖母过世，鲁肃回老家办丧事，朋友写信给他，劝他投靠一位叫郑宝的人，此人以土地肥沃的巢湖为据点，招兵买马，已有一万多人跟随。鲁肃答应了。
但周瑜力劝鲁肃不要投靠郑宝，他引用汉朝马援对汉光帝的一句话来劝鲁肃：“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当时，孙策已经过世，孙权刚刚继承他哥哥孙策的事业，正在广招贤士，周瑜同时告诉鲁肃：“我听前代贤哲秘论说，未来承受天命，代替刘家（汉朝皇帝姓刘）的，一定在东南方。”因此，到东南发展，投靠孙权是正确的决定。“这是攀龙附凤，大展才华的好机会。”周瑜总结说。
周瑜分析事理一向有条有理，加上周瑜先前已把鲁肃的母亲接到吴地安居，鲁肃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听从了周瑜的话。这一年，鲁肃29岁。
周瑜在孙权面前，特别推举鲁肃，认为鲁肃的才能最符合时代需要，正应该重用。
于是，孙权在接见众宾客时，特别留意到鲁肃。宾客告退后，孙权请鲁肃单独留下来，两人一番密谈，鲁肃提出孙权未来发展的对策：“鼎足江东……铲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孙权听了大为高兴。
鲁肃从此成为江东的脊梁。
三、识别兼才和偏才
——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也，务以流数，杼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兼也；如陈以美，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
【智解】
怎么识别兼才和偏才呢？
古人说了，可以听他的言谈，而且最少也要三天：第一天用来谈论道德，第二天用来谈论法制，第三天用来谈论策略权术。这才能对他这个人有个全面的了解。
也就是说，同时具有道德、战略眼光、权术这样“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人才，才是兼才。
言谈的态度也可以透露出一个人的性情。
兼才喜欢推崇他人，利用各种机会让他人展露特长。
偏才只喜欢自己拔尖，只希望听到别人的称赞，却往往不愿听到他人的长处。
所以，在偏才的口中，处世正直，就是故作姿态；沉默是金，就是空虚无物；高谈阔论，就是夜郎自大；谦逊退让，就是小家子气；有所坚持，就是见识浅陋；广征博引，就是泛泛而谈；先于自己发表意见，就是有所图谋；指出自己缺失，就是故意找碴；意见不合，就是存心较劲；见多识广，就是无所专长。
【事篇】
培养大师的大师
一位外国学者说过：“世界上大学校长很多，但没有一个校长能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蔡元培身上，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一种不可言说的人格魅力。
1916年9月，北洋政府邀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大的名声不好，是著名的“官僚养成所”。许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去北大，但蔡元培认为做大学校长不是做官。他决定要把北大整出个样子来。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当天，北大师生照例列队相迎。像住常一样，工友们向新来的校长鞠躬，出乎人们的意料，蔡元培立即给工友鞠躬还礼。这么一个名人、大校长给工友鞠躬，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此举震惊了北大校园。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大的人，无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认同，再没什么可说的。”
蔡元培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便是他治理北大的指导思想。正是本着此种精神，蔡元培对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见解都能兼容并包，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摇篮和先进思想的传播地。同时，他也认为大学是培养人才、净化心灵的地方，所以也便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学生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路。
蔡元培在延聘教员时，不完全依据资历，而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没有学历的年仅24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蔡元培看到后，认为也是“一家之言”，决定破格请正准备去衡山当和尚的梁来北大讲印度哲学。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开逻辑课；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蔡元培曾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主张。
蔡元培“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通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达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在文学、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他是一个多维度的思想家。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而开一代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