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领域的反思
时下各种比较文学教材和论著大多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综合起来，形成一套基本定型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模式，并且多半是两个板块结构：以法国学派奠定的“影响研究”为第一板块，下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等具体理论方法；以美国学派奠定的“平行研究”为第二板块，又分“本科研究”和“非本科研究”(即“跨学科研究”)。随着学科理论的发展，一些比较文学教材又加入了第三板块，即“跨文化研究”，或者称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特征的“跨文明研究”。以这三大板块为核心，初步建立了中国当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两个板块的典型代表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专著和教材——卢康华、孙景尧撰写的《比较文学导论》，三个板块的典型代表是由我主编的《比较文学论》。其他比较文学著作的体例大多也为两个板块模式，都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历时性描述的研究模式。目前来看，无论是两个板块还是三个板块，都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无法在历时性学科板块结构中得到贯通的弊端，都不足以真正解决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围、内容和方法论问题。我曾将比较文学三个阶段的发展称之为“涟漪式”结构，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不是以新的理论取代先前的理论，而是层叠式、累进式的前进”。这种“层进式”的学科发展，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已经成为学科历史的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肯定前人，不应该简单把前人的理论粘贴到我们的理论体系中。但是，当下比较文学两个或三个板块简单相加的理论体系，却成了主流思想。这样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模式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跨国度”、“跨文明”的区别问题。板块划分让人觉得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只是跨国与跨学科，只有中国学派才是跨文明研究，这显然会误导读者。实际上，在全球化交往日益密切的当代，几乎任何比较都是既跨国度、跨学科，也可能同时是跨文明的。无论是传统的流传学、渊源学，还是后起的译介学、文化误读都是这样。因此，以学派理论为基础的板块划分，已不符合当今比较文学研究实际。
其次是历时性的理论体系本身互相重叠的问题。在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同板块中却存在着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描述，这就造成了一些理论问题的重复或者归属不当。比如在平行研究中，多数教材都将主题学作为独特的学科范畴，但是，在处理具体的学科源流时，又提到主题学也是影响研究的一个支流。认为主题学是“着重探讨同一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意象等的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或者认为主题学“几种在对个别主题、母题，尤其是神话(广义)人物主题做追溯探源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个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愤以及反映时代，做深入的探讨”。可见，研究者时常将主题学置于平行研究的模块下面，但是在进行定义阐述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主题学归属的复杂性——它不是简单的影响或者平行研究所能容纳的。主题学最早起源于德国的民俗学，注重对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在不同时空中演变的研究，更切近于题材史的研究，所以，梵·第根认为主题学研究“各国文学互相假借着的‘题材’”。可以说，近似题材史的主题学研究和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在方法论上是基本相同的。而在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阶段，主题学开始强调那些没有事实影响关系的不同文学体系间的平行主题研究，主题学开始走出“材料”的非议，在研究实践上远远超过其在法国学派所获得的成就，这或许就是研究者们在处理主题学时有意无意把它放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中的主要原因。这样，我们就不能说主题学只是平行研究，因为它还有以寻根溯源为特征的影响研究在里面。而且东西方主题学比较同时也是跨文明比较。这种主题学归属问题的困惑，正说明了由模块拼合而成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叠之处。
第三，如果一本教材以历时性的学科描述方式来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那么几个模块之间难免会有各自言说、分类混淆的情况，造成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无法在同一理论体系中得到贯通。比如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的关系问题。影响研究在早期的法国学派中形成了一套经典的比较文学实证关系研究范式，并逐渐确定了渊源学、流传学、媒介学等方面作为研究领域。但随着学科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影响研究已不再是单纯的“国际比较文学关系史”研究了，更多的美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加入到影响研究的具体实践和理论拓展之中，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接受美学对影响研究的冲击与启发。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社会历史的外部研究自然无法解决含有特定美学和心理学因素的文学现象，这样它就动摇了影响研究实证性存在的依据，这正是影响研究逐渐式微，并被接受研究所取代的关键所在。接受研究已非早期的实证研究范畴，而是从另一个向度针对影响研究进行的，影响注重文学现象的传播，而接受注重受众的主体选择，那么接受研究是影响的一种变体，还是不同于影响研究的新研究范式，它和影响研究的异同在哪里？在多数比较文学教材中，接受研究被置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之中，而在陈惇、刘象愚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却将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并列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这种分类的混乱和无序是固有的历时性学科理论建构造成的。虽然接受研究与影响研究有紧密的联系，但它又无法归属影响研究的范畴里面。因为影响研究是追求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而接受研究则属于一种对文学变异关系的研究，二者是不同层面的研究模式，但是在比较文学历时性的学科理论建构中，往往将它们纠结在一起，使这个问题不能得以完满解决。
第四，在理论体系上，这种历时性的板块模式也有理论范畴前后不统一的问题。比如在三个模块的学科理论中，法国学派以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以及异域形象学等构成影响研究领域，美国学派则以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跨学科研究等构成平行研究领域，中国学派则以异质文化中的双向阐发和异质比较、对话、融会法构成跨文明研究的新范式。考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结构，法、美、中三个阶段的比较文学研究各从自己的理论支点出发来建构对比较文学的理解。如果说我们主要从研究领域来理解法、美学派的理论体系，那么对于中国学派的研究我们则以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方法论意识来提出其学科理论体系，后者是对前两个阶段理论上的新发展和新建构。但问题是，我们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史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范式，我们所追求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应该是三个理论体系的简单相加，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应该走出历时性学科描述的误区，从学科史的研究走向共时性学科新范式的建构。
二、 重新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新范式
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新范式需要打破历时性描述的比较文学学科建构模式，从共时性角度重新整合已经存在的比较文学三个阶段的理论资源，将比较文学存在的理论问题在“跨越性”和“文学性”两个基点上融通，把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重新确定为一个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
下面结合当前比较文学中存在的理论困境分析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
(一) 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跨越性研究
目前国内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在谈到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时仍然没有真正达到比较文学内在的基本规定性。多数著作注意到了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开放性、边缘性的特性。但这种学科基本理论没有切中要害。首先，以开放性来定位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显得过于宽泛。开放性一般是指“它不受时间、空间以及作家、作品本身地位高低、价值大小的限制”，而且能够“兼容并包”，“接纳新思想、新方法”。这种开放性使比较文学研究几乎能够包容一切文学研究范畴，似乎真正成为韦勒克所说的“文学研究”了。其次，把边缘性或者交叉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使比较文学学科处于一种附属地位，一个次生学科的定位显然会阻碍比较文学的发展。实际上，我们可以将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特征归结为一个最基本的核心——跨越性。它一方面包含了所谓开放性或者边缘性应有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最为恰当地表达了比较文学真正的学科特征。根据比较文学学科历时发展实践，跨越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跨越单一的文学体系而进行不同的文学比较研究却是比较文学的核心。
下面进一步辨析跨越性研究不同的侧重点和可能的研究领域。目前在比较文学究竟在哪些层面上进行文学跨越性研究问题上众说纷纭。比如一些比较文学定义说要“把比较文学看作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这里，跨民族和跨语言都超越了法美学派跨国和跨学科的范畴。首先是“跨民族”观念。有的涵研究者认为跨国研究“并不是很精确的，比较文学原是为了突破民族文学的界限而兴起的，它的着眼点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而‘国界’主要是个政治的地理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居民，可以是同一个民族的，也可以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确切地讲，应该是跨越民族的界限，而不是国家的界限”。这种观点否定了跨国而提出跨民族，实际上又走入另一误区。现代国家大多是多民族的，如果每个国家内部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民族之间的文学比较都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那么难免造成文学研究领域的混乱。而且也有悖于比较文学的“世界性胸怀”这一学科宗旨，所以还是要尊重比较文学学科实践，把一国内部的民族文学比较仍然作为国别文学范畴比较合适。其次是“跨语言”观念。在法美学派中都没有得到重视，而在中国的研究者中，钱锺书先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但是以跨语言来限定比较文学学科也存在不少问题。语言和国家的界限是很不吻合的，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学基本上是没有语言界限的，它们之间的文学比较是否就不是比较文学呢？同一国家内部有多种语言，它们之间的比较是不是比较文学的范畴？一些跨语际写作的作家又如何归类呢？所以，将跨语言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值得商榷的。
鉴于以上两种跨越的不当之处，我们在尊重法、美学派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比较文学跨越学研究范围的概念。
首先是跨国研究。坚持比较文学的跨国研究，是为了承认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理论实践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学科胸怀。法国学派强调文学关系的重要性，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基亚进一步提出比较文学是一种“国际文学的关系史”，强调在跨国文学史的关系研究中延伸国别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美国学派提出超越文学史的限制，将美学价值加入进来，仍然重视比较文学的跨国研究。雷马克就明确说，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当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不应该将跨国研究作为过时的理论，而应视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
其次是跨学科研究。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中，首先提出比较文学除跨国文学研究外，也可以“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也应该是跨科际的研究，文学和人类其他一切学科领域都可以进行跨越性的比较研究。雷马克为了避免这种研究过于大而无当，提出了“系统性”的限制，即只有当文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比较的时候，比较文学才能够成立。跨学科研究开拓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已经有了稳固的学科范式，当然应该成为文学跨越学的研究范畴之一。
最后是跨文明研究。跨文明研究的提出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实践和知识资源密切相关。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的时候，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文学内部的很多东西。最初西方学者对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持“迟疑不决”的态度，因为这种比较已经突破了西方文明的界限，彼此之间差异大于类同。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更多的学者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对中西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肯定性的看法。我曾经在1995年提出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学科特征是“跨异质文化”的观点，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跨异质文化”的学科定位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各方关注。但是由于“文化”一词含义过于混乱，难免有理解上的误区。实际上，“跨异质文化”和有些学者提出的“跨文化”研究是不太相同的，前者更注重中西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性。由于文明是文化差异的最大包容点，所以提出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更为恰当。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新阶段，既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的立足点，也是文学跨越学研究的新领域。
上述三个跨越，共同构成当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特征：跨越性。
(二) 比较文学研究四大领域
1. 实证性影响研究。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得以成立的一个标志就是法国学派强调影响研究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理论的提出。但是由于法国学派过于强调实证性，逐渐使后来者对影响研究产生了怀疑和反思，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需要对影响研究作新的理论辨析和思考。
首先，从学科史上看，针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单纯强调科学实证而放逐审美价值的学科定位，美国学派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美国学者认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是僵硬的外部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提出要“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因为“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内在规定性。比较文学不应该只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应该从简单的国际文学关系史定位中重新回到文学本身，把美学价值重新引进学科领域之中，包括文艺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内容。其次，由于影响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使研究者对它产生了种种怀疑。影响研究想要求证的是人类的美学艺术创作过程中存在的接受和借鉴规律，也就是要从文学艺术的外部研究来揭示其内部的规律性。实际上我们很难从一个文学艺术作品的整体中剥离出影响因素和渊源因素。即使我们能够辨认出两个作品之间某种因素的契合，但是正如韦斯坦因所说，“亲和性和影响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分得一清二楚，它们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就连强调实证影响研究的卡雷(伽列)都认为影响研究“做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经常是靠不住的”(伽列43)。最后，随着全球化语境的来临，影响研究遭遇了新的挑战。在全球化语境中，民族和国家的交流如此频繁，以至于简单的实证关系研究似乎已经无法应付这种局面了。例如在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讨论中，就体现出研究者对影响研究无法应付当下文学关系现状的担忧。陈思和认为，“20世纪是个信息越来越密集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许多渠道来了解外来影响，特别是当许多‘外来影响’因素完全融入了本国的日常文化生活，你根本就无法去辨认它的渠道”。不同文学/文化体系间的交流影响已经从单向传递走向了多重对话之中。当一个本土体系接受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其产生的新质也必然加入全球化的合唱，具有“世界性”因素。这种复杂的文学关系，已经很难用实证关系来求证了。对影响研究的种种非议，似乎使得凭借实证性研究而建立的比较文学坚实的学科基础松动了。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比较文学学科史，影响研究早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学科范式。我们要做的不是去简单地否定它，而是在反思中重新界定它， 以取得比较文学学科的新发展。
回溯法国学派“国际文学关系史”的影响研究初衷，再考察上文提到的对影响研究的三种反对意见，我们将影响研究重新定位为文学关系学的研究。文学关系学研究就其学科定位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对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在法国学派的视野中，比较文学研究存在于不同国家文学史之间，是对纵向发展的国别文学史的一种补充，它是横跨在不同国家文学体系之间的文学关系史研究。梵·第根提出比较文学研究能够“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上，纺织一个更为普遍的文学史的网”。可以说，纵向国别文学史和横向国际文学关系史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学发展的网状结构。文学关系史研究的一个任务就是以世界性的开阔眼光来描述这种文学发展纵横结合在一起的网状结构，构成一种文学发展的状态学研究范畴。同时，文学的网状发展模式也给我们重新理解文学发展的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学发展除国别文学史中所提供的纵向的继承和创新的动力外，还应有横向的发展动力。文学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就包括了对文学横向发展动力的探讨。过去的文学研究往往忽视这一点，现在文学关系学就是要从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中发现文学横向发展的动力模式，并和文学的纵向发展动力研究相结合，从而为新的文学史提供独特的参考系统；二是继续追求一种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文学关系学研究强调实证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实证性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范式。不过，我们提出的比较文学关系学和原来的影响研究相比，更加强调实证性的要求。而一直被人所质疑的影响研究中存在美学价值因素和不确定性，将被我们归入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畴。文学关系学研究包括渊源学、流传学和媒介学等法国学派所强调的实证性研究范畴。
2. 文学变异研究。
文学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新视角，我之所以提出这个研究范畴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首先，从人类文学史的发展形态上看，不同文学体系在横向交流和碰撞中产生了文学新质，使得本土传统得以变迁。这样的文学变异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比如闻一多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史时，肯定了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外来文学因素的介入，中国本土文学就不会有那么多变异性的发展，北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不同文化/文学体系之间的碰撞必然会产生冲突，而冲突的结果使“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异’”。变异的文学现象促进了本土文学的发展，并逐渐融入本土文学传统中，形成后世文学的典范。文学变异现象是丰富而复杂的，因此文学变异学研究理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其次从文学的审美性特点看，比较文学研究必然包括文学史的实证研究和文学审美批评研究。法国学派排除文学研究美学特质，而单纯强调文学外部的实证性研究，文学性的放逐直接导致比较文学发展的非文学特征。但是，文学现象之间的传递、影响、接受和借鉴都伴随着审美性因素，而这是实证关系研究所无法求证的。那么比较文学如何定位这样的文学现象？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研究并入比较文学的变异研究，从非实证性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文学现象之间的艺术和美学价值上新的变异所在。由此可见，文学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文学现象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
文学变异学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进行研究：
一是语言层面变异学。它主要是指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翻译学或者译介学研究。国内一般的比较文学教材将译介学放入媒介学的研究范畴之中，但是由于媒介学属于传统实证的影响关系研究，而译介学却涉及了很多跨越不同语言/文化层面的变异因素，“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所以我们很难将译介学归入此类。当下的译介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词翻译研究范畴，所强调的已不是传统的“信、达、雅”，而是“创造性叛逆”。已经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走向了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化/文学研究，那么译介学就不能用简单的实证影响关系作为研究范式了，它已经超出了媒介学研究的范畴。由此，我们应把研究的注意力从语词翻译研究转向语词变异研究本身，也就是将文学变异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研究，又称形象学。形象学产生在20世纪中叶，基亚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就专列一章“人们看到的外国”来论述形象学，并称之为比较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形象学就是要研究在一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在这里，他国形象只是主体国家文学的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象，所以使变异成为必然。比较文学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然是要注意形象产生变异的过程，并从文化/文学的深层次模式入手，来分析其规律性所在。
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是文学性和文本本身，所以文学文本之间的变异必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上文谈到，文学接受之所以不能归属于文学关系研究，就在于后者是实证性的，而前者却渗透着美学和心理学因素，是无法实证，而属于文学变异的范畴。首先，它包括有实际交往的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文学接受的研究领域。其次，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还注重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中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通过不同的文学文本与不同读者的接受，更有效地展开不同文学的对话，从而更为明了地总结人类的文学规律。
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文学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穿越，必然要面对不同文化模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然面对的事情，其中以文化过滤现象最为突出。文化过滤是指文学交流和对话过程中，接受者一方因为自己本身文化背景和传统而有意无意地对传播方文学信息进行选择、改造、删改和过滤的现象。同时，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误读，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现象。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它们所造成的文学变异现象内在的规律性是什么，这都将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3. 平行研究。
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旨在打破法国学派的局限，将没有实际接触和影响的两国或多国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艺术门类加以比较研究。在存在实际影响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也可以通过平行研究对作品、现象加以比较分析、发现其异同，探讨内在联系、共同规律和民族特性等。力图通过求同辨异，把握文学发展、艺术创作、文本结构等方面的规律以及作品的审美特点和价值等。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极大地拓宽了学科领域，使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因而也使学科进一步体制化。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以一种整体的观念来看待世界，认识到文学在本质上与人类的想象力和审美活动密不可分。这就使没有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的不同文学之间具备了可比性。具体而言，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研究，其实就是一种类同性的研究，就是在没有直接影响的不同国家的文学现象之间追寻契合之处和相似点。同时，由于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本来是统一的整体，不同学科的划分使学科知识趋于单极化和零散化，日益表现出其局限性的一面，所以美国学者以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中寻求一种科际整合，把文学放置在多种学科关系系统中加以考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也有助于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平行研究还是跨学科研究，目的都在于寻求文学现象的普遍规律，这正是美国学派的学理基础。
4. 总体文学研究。
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上，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关系一直是被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认为，从平行研究到总体文学研究，实际上是比较文学的必然趋势。这主要是由比较文学的学科理想所决定的，“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而总体文学正是这种文学规律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总体文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重要的一环。但由于学界的种种误解，它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从基亚的否定论到韦勒克等人的取消说，都没有真正注意到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理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影响下，中国学者虽然期盼通过中西文学、东西方文学和东方各国文学的对话和比较来获得一种世界文学时代和共同的文学理论的到来，但都没有注意到总体文学在这个环节中的关键过渡作用。总体文学研究的缺席已经阻碍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而这也是我们提出总体文学研究的缘由所在。
提出总体文学的另一原因就是当下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所赋予总体文学新的契机。全球化当然不应该是西化，而应当是不同文明共存的多元化，但是它的话语生成方式又是什么？我们如何处理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关系？多元的本土文学因素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全球话语呢？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将直接涉及总体文学生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多元文化时代的全球化语境中，总体文学将如何确立自己的学科定位。实际上，从歌德、马克思分别关于“世界文学”的设想开始，比较文学就具有了世界性胸怀和开放的多元化视野。这种视野使我们能够通过文学比较研究而达到一种总体文学的构想，同时总体文学又给国别文学以新的视角和启迪。多元文化所带来的对话和启发，正是我们提出总体文学研究的新契机。
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实践来看，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切入总体文学的研究领域：第一是从跨文明异质性与互补性研究入手，探讨多种文明间的异质性、变异性与互补性问题；第二是跨文明阐发研究问题；第三是跨文明对话研究问题；第四是从比较诗学到一般诗学研究；第五是文学人类学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比较诗学到一般诗学的研究问题。通常是将比较诗学放在平行研究之中，我们却把它放到总体文学研究之中。这是因为，比较诗学的基本特点是总体性的。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比较诗学是一个相对稳固的研究领域，其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很多成就。艾金伯勒在反思法美学派研究方法的时候认为，“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这种比较诗学由于结合了文学史研究和美学批评的优势而成为一种从实际中归纳出来的“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美学”。实际上文学的跨国、跨文明研究，必然要将文学史研究和美学批评研究互相结合，最终走向比较诗学。只有比较诗学才能更深层次说明不同文学体系的差异和类同所在。可以说，对这种一般诗学或总体文学规律的探寻一直是比较文学学科理想之一，正是由于比较文学这种世界性的胸怀和跨越性研究的优势，使得“比较文学研究总体上似乎比民族文学研究更易于滋养普遍概括性的理论思考”。总体文学研究就是要探讨比较诗学研究如何使得一般诗学或者总体诗学成为可能。其次，总体文学学研究的另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是文学人类学研究。之所以把文学人类学归入比较文学，是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根本特征就在于总体文学性。从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开始，文学人类学就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分支。目前来看，文学人类学学科领域和研究范式仍在不断调整和发展，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它的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理想看出它的总体文学性。文学人类学学科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族群比较研究的重视，它“注意在以族群为单位的前提下，通过多元比较，努力把握由想象和虚构等表达行为所体现的人类‘整体性’。而这就暗合了从‘国别文学’到‘比较文学’再到‘世界文学’的逻辑推进”。这种族群比较研究，使我们可以在一个总体性的高度来认识人类文学的深层类同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说，文学人类学“通过研读各种具体的地域和民族性作品，再经由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阶段，去理解弗莱所说的‘文学总体’(the literature as a whole)”。从这里我们看出文学人类学和总体文学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将成为可能的总体文学出现的必要研究阶段之一。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