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我浑身肿痛，奇痒无比，不知不觉，双眼肿得眯成了一条缝，脸上、背上、胸脯上，到处都是紫色的肿块。乡卫生院的胡院长是老医生，他诊断说是被毒蜘蛛爬了。办公室和卧室虽然铺了地板砖，但多雨季节，依然是十分潮湿的。高温加上潮湿，正好适合毒蜘蛛的生长繁殖。几乎每一间办公室，随时都可以看见蜘蛛在屋顶的天花板上或者阴暗的角落里爬来爬去。今天打扫了，明天又有。在城里很少见到蜘蛛，至于蜘蛛毒不毒，从不曾考虑过，因此开始也没在意。
我被毒蜘蛛“爬”了没几天，乡政府也有几个干部同样被“爬”了，都患上了“红眼病”。坐不能坐，看不能看，更不用说“写”了。我整天躺在床上，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甚至打针吃药也是拜托卫生院的医生到我的床前来。所长问我是不是需要告诉家属，我说你千万不要给我妻子讲，她一个人在家里忙得很，不能再让她为我牵挂担心。妻子和孩子偶尔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我也总是说好着呢，快乐着呢，避而不谈生病的事。
病痛最厉害的几天，我的神志几乎模糊，情绪极度低落。大概是15日，我接到政治处主任张兵打来电话，说市公安局《雾都剑》杂志执行主编宋小平要来看我，我突然高兴起来。宋小平是我处女作的编辑，那时他在《重庆公安报》编副刊。到《雾都剑》后，他也经常打电话勉励我写出好作品来。我马上找到所长郭洪平，我说：“宋老师要来罗围，他不但是有名的警营作家，还是穿白警服的高级警官，恐怕罗围派出所还没有穿白警服的警官来过吧。”
郭洪平也很高兴，他立即叫来戴斌和联防队员，把屋子打扫了，把窗户、窗台、办公桌椅擦得干干净净。
可是，下午政治处又打电话来说：宋小平有急事，已经回重庆了，估计过几天再来。
宋小平果然没过几天又到了长寿。这次他非要到罗围来看我不可。我的病情差不多好转了，只是精神状况不佳。
宋小平在政治处张主任陪同下走进我的办公室，他抓住我的手，端详着我，说：“小但，你脸色不正常，人也瘦了，要注意休息！”
他的关切，一时间使我百感交集，眼里噙满了泪花。我努力克制着，没让泪花滚落出来。一个作者，能够在踽踽孤行于文学道路上时遇到一个好编辑是幸运，能够长期得到一个好编辑的扶持帮助，则是福气。这样的福气不是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都可以碰得上的。
宋小平看了我工作、写作的环境，问了我最近的写作情况，要求留在罗围和我一块儿吃午饭。
罗围乡场上没有一家稍微像样的餐馆，张主任和所长都建议到山下的双龙场去。双龙场是“撤区建镇”前的区府所在地，比罗围场大得多，繁华得多。
宋小平不同意，他说：“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了，老朋友见面何必谈什么吃好吃孬呢！”
所长拗不过，说：“那么，我去弄两条鱼回来吧！”说完，他就带着联防队员买鱼去了。
吃过午饭，我和宋老师就公安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讨。谈到《萍水相逢》三部曲，他说：“既然构思好了，就抓紧时间写，一拖往往就会拖得无影无踪了。”
考虑到夏天写作很热，宋老师当即表示由杂志社广告部赠送两台空调给我们派出所。
半个月后，空调送来，我们高高兴兴地装上了。办公室里安装空调，这在罗围乡场上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区公安局实行包干经费，乡下派出所每个民警全年的办公经费是1000元，空调带给我们清凉的同时，也使得我们的负担更加捉襟见肘，不得已，我们只好自己掏超支的电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