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派出所，所长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嘉奖证书和100元钱。在过去的一年里，因“工作出色”，我被区公安局评为优秀民警。
我挨过无数的批评，也写过不少检讨，从懂事的那一天起，我鲜明的个性和锋芒毕露的棱角便不停地受到父母、老师、领导的修正。我是在人们的指手划脚中肆无忌惮长大的。习惯便成了自然，因此对什么奖什么赏毫无兴趣。除了文学创作获过几个不起眼的小奖和念大学时10000米长跑、800米蛙泳分别获得过二等奖和三等奖外，获奖几乎与我无缘，或者说是擦肩而过。小学、中学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所有的奖都给了根正苗红的“甩膀子”劳动积极分子。大学四年，奖和学分“亲密接触”，我是60分万岁的崇拜狂，如果把奖赐给我，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到山区教书，20岁刚出头，任何一个老师都可以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自封为“前辈”，我没有理由去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前辈”们争。到了警营，从头学起，论资历我太浅，排辈份我太嫩，纵然努力工作了，认真敬业了，奖也不会“下嫁”到我等愣头愣脑的年轻民警身上。十多年过去了，年轻媳妇熬成了婆，自己也跨入了公安机关“前辈”的行业。终于，我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嘉奖”。
不要以为我是在发牢骚，不要责备我的话讲得太刻薄，这是我们自己无法回避也难以改变的现实。该奖的没有奖，不该奖的奖了，并不单是公安机关，在中国，有多少机构组织不是如此？就拿我们派出所来说，由于写作分了心，身体又不大好，办的案我的确没有所长郭洪平多，做的事我的确没有民警戴斌多，他们任何一个人获奖我都毫无怨言，而我千真万确是不该被评为“优秀民警”的。我获得嘉奖，只是因为我资历相对于他们来说稍微“老”一些，他们不好与我争，分配的一个名额，便轻而易举地砸到了我的头上。
我凝视着嘉奖证书，心里不是滋味。中午，我叫上他们，说：“走，去把那100块钱吃掉，荣誉是我的，但血汗却是大家的，我独自占有大家的血汗，心里不安哪。不是说心安理得吗？心安的前提是理得呀！你们推选我为优秀民警，给我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不安，是深深的内疚与自责。假如你们不和我一道去把这荣誉消化进肚子里，我会将这个嘉奖退回区公安局去的。”
我说得出就做得出。所长担心我真的会将嘉奖退回去，便答应了。吃饭间，我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说我们派出所，所长也好，戴斌也好，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都是具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在奖赏方面，一定要摆脱传统的束缚，要真正做到奖赏分明；对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要公正客观，要站到公道的立场上。如今人少，谁得优秀谁评先进似乎不重要，今后有机会到了人多的环境和岗位上，那就不一样了。奖励的目的是调动工作积极性，如果适得其反，这个奖还不如不奖。
郭洪平说：“你在住院，没征求你的意见，不过，推选你，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要说公正，依我看，谁获奖都应该，我们来了后，短短一年的时间，罗围派出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得到了组织和辖区老百姓的好评，这功劳谁没有份儿？但是，优秀民警并不只是看谁办的案多谁做的事多，而是综合各个方面。你在派出所的所作所为，组织认可，同事认可，老百姓也有目共睹。你应该明白，这奖评给你，你受之无愧，相反，不评给你，那我们的心里才真正的不是滋味……”
也许所长的话是对的，不对的是我过于偏激。然而，在荣誉面前，所长和戴斌他们谦让的态度，却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惊喜恐怕比嘉奖本身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