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晚上，政治处主任张兵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星期一到区政法委去报道。
我问他：“干啥？”
他说：“根据廖政委指示，临时抽到区政法委新组建的‘公正执法树形象’办公室开展政法系统公正执法树形象工作，为期4个月，公、检、法、司4个单位各抽1人。”
我又问：“还回派出所吗？”
他想了想，说：“不清楚，要问廖政委！”
我不喜欢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更不喜欢这样模棱两可的工作。不管单位多大，牌子多硬，或者条件多好，只要是“临时抽”或“临时借”我都总觉得像流浪儿，没有落脚的根。但考虑到抽我回来是组织的苦心，加上又才开了我的作品研讨会，我不便“不识抬举”，于是答应了。我说：“好吧，服从组织安排！”
去政法委报到上班前，妻子一再告诫我要“转换思想观念”，她说：“那儿不比罗围派出所，和你打交道的同事差不多都可以称为‘官’，凡事少说多干，要顺着领导的意图，不要惹领导不高兴！”
她还嘱咐我最好先去公安局政治处，由政治处的领导带我到政法委去。
我说：“不成了小孩子上幼儿园吗？既然组织通知了，就自个儿去吧，政法委的人有几个不认识我的！”
妻子摇摇头，说：“你呀，终归是书呆子，不懂政治！”
到了区委大门口，犹豫了一下，没进去，我还是返身到了公安局。在政治处，我找到了副主任刘建莉。她比我大10岁，从山区调回长寿的时候，一进警营我就在政治处，那时她是内勤，我是宣传员，彼此相处融洽，便习惯称她做“刘姐”。
刘姐见了我，说：“政法委刚打了电话来，要我们带你去！”
看来妻子的确比我有“政治头脑”，否则，冒冒失失地独自“闯”去，会自讨没趣的。
坐了一会儿，刘姐收拾了办公桌，就叫我一块儿去政法委。
在政法委办公室，刘姐代表组织将我“交给”了工作人员。
下午开了一个会，明确了“公正执法树形象”办公室的职责和总体的工作思路，我的分工是“宣传报道”并“联系公安局”。由于办公室是临时找来的，条件较差，不仅办公桌椅是凑合的，而且连一些起码的办公用品比如钉书机、文件夹等也还没有备齐。
次日要开公、检、法、司几家的负责人动员会，来不及休整，我就开始了忙碌的工作。起草文件、拟讲话稿、写简报……我天生不是写公文的料，所以，面对一大堆材料焦头烂额。有一个“告示”是登报用的，仅几行字，我居然写了5次没能交差。
开过动员会后，我和我的“联系单位”公安局的廖政委商量了一下，看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树形象”工作。
廖政委说：“远军，把你抽回来有两个想法。一来你两个孩子年幼，家庭需要照顾，整天坐车去坐车来，耽误时间不说，精力也不够使；二来希望你好好的宣传报道我们公安机关的好人好事，见证我们是怎样狠抓队伍建设的。你在公安机关呆了那么多年，都看到了，说实在的，许多感人的事迹没有及时地宣传报道出来，相反，出了一点差错，大大小小的媒体又总是扭住不放。不是不该曝光，而是曝光时要做到客观公正。警察也是人，也需要理解，需要关爱！”随后他告诉我，局党委决定在近期内重点抓“警车”和“警容”的整治。他说：“树形象就从‘形象’抓起，力争管好‘人’和‘车’，我就不相信管不下来！”
他的观点我是比较赞同的。这些年，影响警察形象最直观的可能就是“人”和“车”了。个别民警的内在形象好与坏姑且不论，单那外在的形象确实也难以令人恭维：身着警服，敞胸露怀，捞衣扎裤，或者嘴里叼着香烟的同时耳朵上再夹一支香烟。有一次，那时我还在法制科，我陪市公安局法制处的办案民警到某乡下派出所去复查案子，大热天，我看见派出所的某个负责人打着赤膊，只穿了一条内裤和几个社会青年在大街上喝酒，面红耳赤，满口脏话，于是便悄悄地劝他注意一下影响。他瞪了我两眼，说：“我在休息，你管得着吗？”严格说来，不是休息时间我也管不着，论级别他绝对比我高。我劝他，纯属作为警察在替他害臊。当然，硬是认起真来，“管”他也并非毫无理由，上班时间你是警察，下班时间你至少也是“公民”吧，公民就得讲一点起码的社会公德！至于警车就更不要提了。警车绝对是权力的象征。对外是执法权力的象征，对内是等级和特权的象征。在公安机关，公事没警车跑、私事警车跑不完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更有甚者，警车仿佛成了某些人的专用代步工具。有那么一个派出所，想尽苦办法，买了一辆警车，可是，民警却几乎不能“享用”。尽管所里具备驾驶资格的民警有两三个，可总是所长每天开着车回家，第二天又从家里开着车到所里来。执法资格培训时，所长要到区公安局学习4天，结果警车就在公安局院坝里“伺候”了所长4天，而派出所的民警呢，办案查材料、捉人，翻山越岭，竟全靠两条腿走路……民警提及此事时毫不夸张地说是“含血愤天”的。可以设想，类似的事情不解决好，将会怎样地伤害普通民警的感情和工作积极性！
因此，我对廖政委说：“政委，到时候我来好好报道，我相信只要下了决心，一定会抓出成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