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的舞台则是一个没有灯光的舞台。舞台上，他们用躯体和灵魂演绎着轰轰烈烈、似幻似真的史诗；然而，当曲终人散，他们走出这个舞台的时候，却发现躯体和灵魂已经分离了，间谍的命运注定他们人生的扭曲。
只有国，没有家
间谍，作为国家与国家或集团与集团之间进行军事、政治、外交斗争乃至经济、科技竞争的有效手段，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可以说，从国家产生的那一天起，各路间谍就纷纷被染上国别色彩，他们以隐蔽的方式打入对方营垒，进行发展组织、窃取机密及其他各种破坏活动，以颠覆对方国家政权。使用间谍搞离间和颠覆活动，消灭异国，扩大势力范围，已成为了国家冲突中一种不动兵戈、制伏政敌的有效手法。
而就在这些间谍被染上国别色彩的同时，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灵魂也被夺走了，他们被迫走上一条舍弃伦理、亲情乃至生命的不归路，演绎了一段隐匿于黑暗之中的别样人生。可叹的是，拥有如此命运的人并不占少数。
实际上，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间谍战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时各国的主要间谍机构像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苏联的克格勃一处、英国的军事情报六处等都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下的间谍从国外搜集、传递、分析信息，获取情报，力争在战争中做到知己知彼。与此同时，各种反情报机构像美国联邦调查局、苏联的克格勃、英国的军事情报五处等也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和手段铲除潜藏于内部的间谍，以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
为了从抓获的间谍口中得到重要情报，反间谍机构要对他们进行审讯，偶尔也拷打他们。当国家荣辱和个人存亡发生了激烈撞击的时候，一些间谍选择了自杀，因为他们不愿冒险被逼迫吐露情报，从而危及间谍任务和其他参与间谍的安全。
以国家为重的鲍尔斯
美国曾指使中情局的人去破译法国的密码，苏联人曾派人去搞芬兰的经济情报，德国外交官因刺探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被驱逐出境。即使这些光荣的“使者”明知前途的坎坷，他们毅然踏上旅程，激励他们的正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荣誉宣言。美国的间谍飞行员弗兰西斯·加里·鲍尔斯便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间谍一直密切关注着冷战中的对手——苏联，因为他们要洞悉对手的一切。U-2飞机研制成功后，弗兰西斯·加里·鲍尔斯立即被委以重任，成为其首批驾驶者之一。
1960年5月1日的莫斯科，红场上正在进行庆祝劳动节的阅兵式。此时的鲍尔斯已经驾驶着U-2侦察机进入了苏联领空。他的侦察飞行将穿越整个苏联，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拍照侦察。
在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蔡斯·布兰顿看来，U-2侦察机是一架最先进的飞机，飞得很高也很安全，所以鲍尔斯一定能顺利完成任务。但隐形战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们无法自我防卫空对空导弹，以及目测引航的地对空导弹的威胁。
起飞4个小时后，U-2侦察机还是被苏联的防空雷达发现了，苏联的防空导弹马上锁定了目标。
苏军一共发射了14枚防空导弹，其中的一枚在鲍尔斯的机尾附近爆炸，巨大的冲击波摧毁了机尾，严重破坏了U-2飞机的构造。鲍尔斯心里十分清楚，要想完成这次任务已经不可能了。
富有戏剧性的是，防空导弹成功击落鲍尔斯的技术，正是由另一名美国间谍泄露给苏联的。
飞机被击中后，他迅速启动弹射座椅并打开了降落伞，当他在空中自由坠落的时候，苏联人早已在地面上等着他了。接下来是三个月的不间断审讯，每天的审讯都要持续16个小时。
刺眼的聚光灯下，苏联人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鲍尔斯的意志十分坚定，打定主意绝不投降。当苏联人气急败坏地对他施以酷刑时，沦为俘虏的鲍尔斯只能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继续忍受这非人的折磨，要么用中央情报局发给他的毒针自杀。
1960年夏天，鲍尔斯在莫斯科受到了公开审判。他走过宣判礼堂中间那条长长的过道，最终站到了被告席上：“我恳求法院把我当做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敌人来审判。”
但是，苏联人面前的鲍尔斯就是一个空中间谍，就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敌人。最后，鲍尔斯因间谍行为被判有罪，并将在苏联监狱中服刑12年。
不过，鲍尔斯的牢狱生涯提前结束了。服刑仅仅18个月后，苏联人就用他换回了苏联的间谍鲁道尔·阿贝尔。鲍尔斯终于得以回到美国。鲍尔斯不仅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同时也是一名忠于国家的间谍。
他从来没有因被俘后的坚强不屈而把自己当英雄，只是觉得为国家做了一件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对这位间谍来说，对国家命令的绝对服从、对飞行的无限热爱和一次绝密的侦察任务，几乎葬送了他的美好青春。
从事特种军事行动工作的人，像其他部队士兵一样，必须面对枯燥的军事生活。而且面临着随时而来的危险，就像鲍尔斯一样。同样，在情报部门也有许多不同的工作角色。每一个国家都有类似的工作角色和组织。
通常，有一个情报部门搜集高度机密的情报，又有一个反间谍谍部门以对付敌方间谍。官员和间谍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大部分官员是该部门的职业人员，而间谍的身份则因国、因人而异，或者取决于他们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工作。对于间谍来说，充当何种身份和角色仅仅是战略需要和技术问题，而真正的牺牲则是忘却自己，全心全意地报效祖国。
惨绝人寰的计划
1938年深秋，在英日两国谈判破裂之后而奉命出海巡逻的英国“切尔切克”号远洋侦察船，突然在日本海附近发现了一艘白色的橡皮艇。
随波逐流的艇上有两个日本人。背上插着一把匕首的男性早已气绝身亡，秀美绝伦的女性因疲劳和寒冷也昏迷了过去。随船医生使那名左嘴角上侧长有美人痣的女性恢复了知觉。
这位自称松岛长卷的日本姑娘，醒来便恳请前往英国避难。她自述毕业于东京海洋军事学院，父亲松岛平健是一名进步的国会议员，不久前父亲突遭暗杀，她本人亦被强征入伍，从事潜艇设计工作。
为了誓报杀父之仇，便私下将日军最新的潜艇资料偷拍下来，藏在一把匕首的柄部，独自划艇投奔英国。英国情报机关从东京各报得到松岛平健遇害的消息，确证左嘴角长有美人痣的姑娘正是松岛长卷。不久，鉴于松岛长卷慷慨地提供情报这一贡献，应她的要求及其本人专长，一向谨慎的英国人破例同意康复的松岛长卷到那彼尔船厂去工作。该厂是英国最大的造船厂，其时正在秘密研制一种新型的军用潜艇。
没过多久，松岛长卷便以自己的风韵引起了新型潜艇总设计师司特伍斯的注意，两人坠入爱河。
1939年圣诞节，司特伍斯和松岛长卷决定举行婚礼时，新型潜艇正好计划在这一天下水试航。谁知正值喜庆达到高潮之际，松岛长卷突然由于急性心肌梗塞猝然死去。松岛长卷死后，日本当局提出了索尸的要求，经反复协商，英国最终“勉强”同意将松岛长卷的尸体交由日本红十字会运送回国。
当松岛长卷的尸体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时，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冥郎先是阴鸷地扫了一眼列队排满礼堂的敢死队员，然后狞笑着走上前去掀开裹尸布，转身仰天吼道：“瞧，这就是我对天皇的奉献，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东条枝子！”原来，这是东条冥郎的狂妄计划：他逼迫女儿东条枝子冒充松岛长卷投奔英国，企图窃取英军的造艇情报。
东条冥郎又挖空心思地请人为女儿装上了一个逼真的美人痣，并假装割除阑尾而残暴地在女儿腹部开了一刀，塞进去了一架极其精巧的照相机。一旦东条枝子偷拍到所需要的潜艇资料，便立即毁掉相机，再将微缩胶卷封入特制的胶丸内，然后视情况将胶丸连同催发急性心肌梗塞的药物一并吞入肚中，以便造成众目睽睽之下暴死的假象。
谁知当暴戾的东条冥郎找到本应藏有英军情报的胶丸而兴奋地伸手擢取时，引来的却是出人意外的爆炸声，伴随东条枝子尸体的鸡零狗碎，东条冥郎亦应声倒地。至此，这一惨绝人寰的计划终以日本人的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东条冥郎的诡计早就被东条枝子的“恋人”司特伍斯揭穿了。这些间谍用灵魂和命运虔诚地回报了祖国，其间的悲喜人生也被演绎成精彩的故事流传下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人成为间谍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就充分地融入了国家的命运之中。
“魔鬼”训练成就间谍
情报机构的新雇员被招募之后，会被安排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一些主要的情报机构，诸如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新雇员被招募之后，将接受更为广泛深入的强化训练。英国的SOE和美国的OSS战时设计的训练计划成为1945年以来许多西方谍报训练的基本内容的起源，这些内容构成了西方谍报训练的特征。
起初许多SOE的受训者都是通过口头推荐和类似的非正式接触发现的。那时需要的是外语技能优秀并且志愿去未指明的部门工作的人。SOE更喜欢招募具有中产阶层背景的人，因为这些人同极端的政治团体没有联系，同时也雇用一些有特殊技能但不怎么体面的人，像伪造犯和窃贼。
SOE刚开始招募成员也是非正式的。然而到了1943年晚些时候，对人力的需求不断增长，便开辟了一条更为系统的招募途径。OSS同SOE联手建立了一套用来筛选新成员的心理评估系统。这套系统同训练计划结合起来可以在不同阶段淘汰不合适的受训者。两个组织的受训者都要经历一个基本训练期，训练内容包括野外技能（生存技能）、通讯、破坏活动和不同形式的格斗。接下来是更高级的训练课程，要训练间谍在特定的国家完成专业任务的能力。各国的情报机构在长期的间谍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专业特长，这些特长在间谍的专业训练上表现得格外突出。
苏联克格勃的性间谍训练
苏联克格勃和GRU的受聘人员学习的基本技能与上述的非常相近。克格勃的主要训练中心是莫斯科附近的101学校（后来重新命名为红旗学校）。GRU在军事外交学院训练它的成员。克格勃的训练基于一本名为《苏联情报工作基础》的课本，它包括间谍技能和情报官作为联络官所需的技巧。克格勃和GRU的征募人员不是受训如何收集情报，而是如何劝说他人背叛国家替他收集情报。在有第一手经验的老练的指导者的帮助下，受训者通过实际案例，学习招募间谍和操纵间谍的工作。训练的最终阶段是学习一门外国语，以更好地满足情报部门当前行动的需要。
苏联克格勃二局曾专门负责招募、培训男女性间谍，其中以女性间谍最具代表性。克格勃招募漂亮的女大学生并培训她们成为职业性间谍。
克格勃先是到各大学校挑选合适人选，然后找她们谈话，许诺让她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美好，称可得到丰厚的报酬，享受一切特权，之后在间谍学校里给她们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她们履行公民义务，甘愿为国家献出一切，立志成为性间谍。
随后的各种训练是她们面临的最初的、也是最大的考验。首先上生理解剖课和心理学课，播放各种类型的科教和色情影片，以解除羞耻感，克服心理障碍。训练时每4人1组，全部脱光衣服，互相观察、抚摸、戏弄，然后男女混合训练，并由有经验的老手进行实际示范表演。在顺利通过最初的心理障碍后，就要上实践课，进入实习阶段，先是女性同性嬉戏，发生关系，并有教员参加，然后与男学员配对练习，之后进行群体活动，并当场录像，最后集体讨论，详细分析、点评，特别要求她们熟练掌握性技巧，结合间谍工具，学会对准暗藏的镜头、以便清楚无遗地拍摄下全过程及特写镜头的技能。如果一切顺利，就会安排引诱目标并与之发生关系的毕业考试。女间谍要引诱毫无性生活经验的少年男子，消除他们的恐惧，挑逗老年男子，激起他们的欲望。
另外，男性间谍的训练要求也非常严格，他们不仅要熟练掌握各种间谍技能，学会使用间谍工具，还要精通心理学，掌握各种技巧，博得女性目标的欢心，激起她们的欲望，更重要的是要特别克服与那些丑陋、孤僻、冷淡、乏味的中年妇女或老处女发生关系时的心理障碍。“乌鸦”们必须充分施展自己的魅力，熟练利用各种技巧，满足她们，并让她们对自己言听计从，最终套取重要情报。
行动前，性间谍会事先认真研究目标，调查清楚其性取向和特殊癖好，然后安排非常巧妙、自然的偶然相遇，不让目标产生任何怀疑，然后在相识中施展绝招，让他们完全拜倒在石榴裙下。每次行动都会以一见钟情开始，以讹诈结束，中招的目标通常除了同意合作外，别无选择。
这些职业性间谍为苏联获取了大量情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克格勃窃听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项代号为“自白”的间谍行动。在冷战期间，为窃听美国使馆，克格勃放飞了大批“燕子”（女职业性间谍），她们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大剧院的芭蕾舞演员。这些女孩凭借美貌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美国外交官的卧室。经过多次侦察，克格勃终于查明美国大使馆的顶层是“要害”所在，这也为克格勃窃听计划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除了在国内发挥作用，“燕子”还经常飞到国外。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起特大间谍案。联邦调查局一名任职20多年的反间谍人员被克格勃少校斯韦特拉娜·奥戈罗德尼科娃策反。他交给克格勃的是《联邦调查局东部特遣站分布图》，使美国的反间谍工作蒙受巨大损失。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
OSS创立的训练系统对中央情报局采取的方法有很大的影响。在50年代期间，中央情报局的受训军官在一处代号为“隔离区”的军营里接受训练。这个弗吉尼亚州的前海军基地位处沼泽地中，受训成员称它为“沼泽营”。这里所教授的秘密行动的基本内容仍然采用OSS的教材。
受训者也要接受谍报这个特殊世界中的基础训练，他们学习不同种类间谍的差别和所需的技能。联络官的作用被表述为提供“想要情报的情报组织与接触情报的间谍之间的联系”。
技术专家给学员作有关间谍技能的讲座，例如秘密摄影、密文、监视与秘密交接。训练的后期阶段，受训者被带到附近的诺弗克城去实习他们新掌握的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