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必须要给继母写点什么了。村庄里的亲人，就像遗失在故乡田野里的麦穗，远远的，散发着灵光。我能目及的，都已经被我捡拾起来，放进记忆的篮子里了。关于母亲的文字最多，怕有十多篇吧，我几乎倾注了所有的泪水来礼赞我的母亲。我对继母一直不曾有过好感，尽管她与我的父亲生活了近二十年，我却没有为她写过一个方块字。同样都是我父亲最亲近的两个女人，却遭遇不同的待遇，这不公平。这种想法，自父亲离开我们的那一天起开始，已经困扰我好几个冬天了。
我该从哪里着墨，切入关于继母的话题呢。我的思绪一片混浊。周围都是一些问题的碎片在飞。这是我从来没有遭遇过的。
就从其中的一个疑问开始吧。
继母算不算真正的母亲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自我拷问。没有答案，我想很多人也和我一样面临这个难题。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对继母的感情不好也不坏，就是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与那种“熟人”关系差不多吧。那时候，也曾冒过些小孩子似的想法，很幼稚的。比如，暗自把母亲和继母比较。母亲的地位肯定是家庭里的皇后或者皇太后，应是无人替代的吧。那么继母呢，想了半天，冒出了一个很阴戾的形象，巫婆，就是童话里专门吓唬小孩的又老又丑的那种女人。为什么会有这种阴暗的想法呢。我也说不清楚，但我的确是那样把母亲和继母对比的。这样一来，就怎么也难把继母与慈祥、和蔼等一些温润的词语联系在一起了。那些词语应是用来歌颂母亲的。
直到我的父亲去世。终于忍不住又想起了那个让我困惑不已的命题。我该叫继母一声什么呢。那时候，我的继母已经很苍老了。汪曾祺老先生，曾经把他的两个继母和他的亲娘写在同一篇文字里，题目叫《我的母亲》。相比汪先生的宽容，我显得多么的自私和狭隘。
一个人的身世是不能选择的，成为我两个母亲的儿子，我别无选择。我无法选择父亲的婚姻。让我与亲娘和继母产生瓜葛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我的父亲。母亲和继母倚靠在父亲的身边，一前一后。我该怎样权衡父亲的两次婚姻于我心中的分量呢？
二
我管继母叫“娘娘”。在我们老家，小孩管父母亲的姊妹叫“娘娘”，就是姑妈和姨妈。与父母亲远一些的同辈女子也一概呼作“娘娘”，所以有些叫“娘娘”的甚至连亲戚也不算。父亲把小他十多岁（比我的大姐大不了多少）的那个女人领到家里来介绍给我们几姊妹的时候，就让我们这样唤她的。我把脸转向一旁，应了一声“娘娘”。虽是不情愿，但寻思反正也不是喊母亲，就叫了。声音很小，轻描淡写，甚至心不在焉。以后，就这么一直喊下来。那一次，父亲为什么不让我们叫“妈”呢。也许父亲还是底气不足，叫妈与叫“娘娘”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是那样，只有两种结果。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唤继母是“妈”，尽管很别扭。二、跟父亲怄气，打死也不叫一声“妈”。这后一种结局更具可能性。
继母是一位善于经营爱情的女人。她的经验是，驾驭一个男人，甚至就是驾驭围绕这个男人的一群人。继母初来乍到的很长一段时间，不被我们几姊妹所接纳。所有的人都保持着对她的排斥力。后来，我们发现原先设计的对继母发号施令报以反抗的一些策略，几乎不能派上用场。我们像一群公鸡，四处俟机斗架，又无架可打，锐气被愈来愈强烈的困惑冷处理掉了。继母容忍了我们没叫她“妈”，甚至压根就没有在我们面前展示过一次母亲的威严，真是奇怪。倒是父亲不时向我们摊出一张张牌，不动声色把我们引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圈套。比如在抚养子女的问题上。父亲先是把继母的小女儿带到我们家，察言观色数日后，又领回了继母的小儿子。见我们也没闹什么动静，干脆大大咧咧把她的大儿子也带到家里来了。再如，对大哥和我，越来越吝啬，赞助一次比一次少，最后老人索性把钱存起来，当起了守财奴。我们觉得这可能不是父亲的初衷，但碍于他的情面，也就作罢，一次次地妥协。父亲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们遭遇了更大的困惑。父亲和继母一道生活了十八个年头。一个春天和一个秋天，季节轮回一次，一个生命甚至已经完成了从孕育到诞生再到成熟的全部历程。何况是十八年！我不知道，是一个女人在十八年里塑造了一个男人，还是爱情在十八年里浸润了我的父亲。当我们终于看清那张底牌的时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父亲已经被继母精心编织的爱情之网牢牢掌握，就像父亲编结父爱将他的儿女们牢牢笼罩一样。婚姻对一个女人而言，只是一种摆设和形式。继母需要给她的婚姻注入实质性的内容。于是，她通过爱情的手腕驾驭了一个男人。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父亲通过血缘和亲情，驾驭他的一群儿女。我们是父亲孝顺的儿女，这是我们被击败的致命之处。继母深谙其道。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继母逢人便津津乐道和我父亲的那一段婚姻的某种原因。
步步为营，滴水不漏，是继母为继母之道。这是投机爱情的阴谋，还是经营爱情的哲学？
三
作为一个“后娘”形象，继母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但这并不影响她成为我心目中的家族女能人，而且其地位的不可替代，随着三大动作的相继出台而日渐巩固。
继母的前两个重大举措，与老屋有关。继母刚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住的房子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两间老屋，两间耳房。老屋虽然腐朽，但高大威武，是祖上唯一传承到父辈手上的遗产。按家族分家惯例，父亲和老爸一人一间。老爸和婶成亲的时候，就离开老屋另起了炉灶，属于他的那间老屋被我们家占着，直到母亲离世。老婶一向对我母亲耿耿于怀，我怀疑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建一座真正属于自己房子的想法由来已久，母亲终于忍受不了老婶异样的眼光，去世前的那一年，不惜举债，也在老屋旁拼凑了两间耳房——母亲唯一镌刻在我们家里的物质性烙印。关于这件事情，我在一篇文章里作过专门讲述。
新官上任“三把火”。1982年的春天，继母开始筹划她来到我们家的第一个形象工程——改造老屋。说做就做，继母还没有凑齐改房的钱，就急着请来匠人，匆匆上马了。一个月后，老屋被肢解。一间房料，老爸搬回了家。另一间，刨的刨，锯的锯，很快就被翻新了，用继母的话说就是“操了重来”（方言，掀了重新来的意思）。母亲建造耳房，更像是在建造一座尊严的塔。观照母亲的无奈，继母就显得有些急不可耐了。同我的母亲一样，继母大兴土木是有针对性的。母亲针对婶娘的轻视。继母针对母亲的那两间偏房的那一个“偏”字。继母说，老屋黑咕隆咚，耳房又矮又窄，不撞到鼻子也要撞到耳朵。她竟然这样藐视我们家的老屋和母亲毕生的心血！分明就是托词！但你能说她说的不是理吗？谁不希望自己住的房舍宽敞舒适一点？所以，继母的第一个改造工程，被守旧的父亲通过也顺理成章了，而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后来，老爸把他分得的那一半老房子木料搬回了家，老婶也破天荒到我们家走动了。这是继母需要实现的效果——一石二鸟。掀开包裹在老屋皮肤上的衣物，打上她的印记，这是收获的一只鸟。接下来再顺便解决与老爸家悬而未决的房产纠纷，这是收获的另一只鸟。捕获这第二只鸟，更显得深谋远虑，不动声色。
继母在顺利解决老屋的问题后，抛出了第三个动作——化解家族隔阂。村里的沈姓人家，其实从老疙篼理起来，应是同一支，但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逃离族”。“逃离族”，指家里有人在外上班挣钱的，比如我们家。一派是“留守族”，娃儿读书没读出头，全家清一色披农皮，比如老爸家。“逃离族”有面子，万事不求人，是少数派。“留守族”人穷气不短，是多数派。家庭经济情况的差异，像横在两派人家之间一道无形的隔膜。除了遇上家族里的红白喜事，两派人家少有往来。就是平日里见面，也只是礼节性打声招呼。谁都憋闷，但谁也不说，也不想去改变。村庄就像一摊毫无生气的死水。这种情形至少持续到了我们这一辈的时候。我相信继母无疑是家族里的新派人物，很多人也相信。从继母来到村庄的那一天始，家族里由来已久的沉沉暮气，被一种新的元素渐渐替代。继母凭着她那一副无人匹敌而且充满戏剧色彩的伶牙俐齿，为两派人家牵线搭桥，两头讨好。用村里顽固派的话说，就是“墙头草，两边倒”。拿“墙头草”比喻继母是比较恰当的。不偏袒、不说长道短，不搬弄是非，保持中立。“墙头草”原本带贬义，是指没有立场的人。消除家庭和家族的隔阂，就是要消灭“立场”。这样一想，继母作为摇晃在村庄里的一株坚韧的“墙头草”，其喜剧色彩也就凸现了。家族的派系问题，是老虎屁股，谁都不敢摸，但最终由一个来自村庄之外的女人驯服了，并且除了口舌，还真没费多大周折。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不知道是继母苦心经营的结果，还是她暗地里采用了什么秘不示人的手段。也许是抓住了家族里的关键人物，也许是她的随和与宽容，受到了家族里老人、女人这些弱势群体的拥护，总之一切已经不得而知了。我相信继母的性格魅力是有着如此的杀伤力的。
继母的三大动作，一环紧扣一环，密不透风。不待父亲、老爸以及族里的许多老人缓过气来，继母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她的“三大改造工程”——改造老屋，改造父亲和他的兄弟，改造我们家族。家庭的目光，家族的目光，村庄的目光，开始围绕一个外姓女人聚拢而来。继母渐渐成为主宰村里大事小事红白喜事鸡毛蒜皮事的唯一人选。跟很多上任的新官一致，继母的“三把火”烧得家族里的一些腐朽人物毛焦火辣，也烧得一个村庄红红火火。那时候，继母的一身缠绕了三个重要的身份：家族里唯一学历最高的女性长辈、生产小队和生产大队的妇女主任。“三把火”直接造就了继母作为“家族政治家”的巅峰时代。
关于继母的“三把火”，我是这样评价的：改造老屋，倒是应了不破不立的道理。如果没有那一次的大改造，兴许没有我们家现在的景象。开篇之作，笔势飞扬，有男人气派，赋予了一个“后娘”的存在意义。但继母的动机实在可疑，其结果也欠妥，我持反对意见。改造家庭和家族隔阂，我认为可以打八十分。我是一个骨子里热爱和平与寻求认同感的人，想来没有谁喜欢勾心斗角，人人为敌，家和万事兴嘛。这样评价我的继母，免不了带有某种感情色彩。还好，“二比一”。我的继母即使不能像我的母亲和几个姐姐一样，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某一部分，至少也应该作为家族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进入我用力抒写的行列。
四
写到这里，我得简要补上一件事情。属于“三把火”之外，但与我有关。
1982年的秋天，继母同父亲商量，要我转到山外一所坝区初中读书，周末就叫我到她的老母亲（就是我的第二个外婆）那里去玩。继母说，那所学校的升学率很高，她就是从那所学校毕业的。守着家门口的学堂不上，跑大老远去念书。那所学校究竟是哪座山头的庙子我都还不知道哩。那个秋天和冬天，离家远走的我，情绪低落。是不是继母看我不顺眼，找个茬把我支开啊。我脑子里总是反复跑出一个词语——“鸠占鹊巢”。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种恶作剧一般的想法。但我只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家庭里的许多事情还轮不到我来评头论足。我只能把对继母的怀疑深藏起来，我不想让我的父亲为难。还好，那所学校没有让我失望，我庆幸认识了我今生中又一个值得尊敬的语文老师——杨大全先生，学习成绩也很快上去了。那年秋天，我十四岁，我的母亲去世不到两个秋天。
继母一直看好我的那次转学，简直就认为是她的一个引以为荣的得意之作。继母逢人便夸，夸我读书用功，有出息，转了学后，成绩噌噌噌往上爬。如果不是那次她提出来，又张罗着办手续选老师，我就没有今天的好单位和好文章了。这哪里是夸我，分明就是在变着花样标榜她的功劳！继母深层次的含义是：母亲生了我，她则打造了我，这后者甚至比前者重要。也许，假若我没有转到那所学校借读，我的命运的确像她说的好不了多少。但这只能是个假设，没有谁能说得准根本就不曾发生的事情。诚然如继母所说转学是她提出了的，但钱是我父亲掏的，工夫也是我自己下的。我们谁也说不服谁。关于这次转学，我在很多篇文字里一直保持低调。
五
1982年的秋天，我一步一步离开村庄，从那次转学开始，而一发不可收拾了。这后来的许多年，我对父亲的不满对继母的不满，渐渐随着我对故乡的淡漠而远去了。故乡在我的心目中，大致是几种简单意象的叠加：老屋、父亲和母亲，以及我诗文里一些模糊不清的记忆。逢年过节，几姊妹带着一大帮子孙，浩浩荡荡地开回老家。同父亲拉拉家常，在继母的面前“嗯”、“啊”地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孩子们再讨几个压岁钱，闹哄哄地折腾几日，走了。剩下老屋还是那老屋，陪伴老屋的人还是那人。我们几乎就是冲着父亲才回老家的。父亲身边的那个女人——我的继母，是父亲爱情的另一半。我们在乎的是她与父亲的婚姻名分。她在一大帮作揖叩头的子孙面前，作为偶像的象征意义甚于浓浓的亲情。
每一次回家，我们都会从父亲忧郁的眼神里找出一种感觉。父亲像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但难以启齿。几姊妹都心知肚明，知道他眼神的深刻含义一定与继母的将来有关。
我的父亲已经愈来愈止不住地苍老了。
父亲带着一直未得以与我们商量的那件事情，在与继母生活了十八年后，不无遗憾地离开了他的子孙。父亲去世的时候，继母宣布了两个重要的决定：把父亲留下的房产全部给我们兄弟俩，不要我们承担赡养义务，甚至也不与她的儿女生活在一起，独守老屋；拿出私房钱，请人在父亲的坟茔旁预留了一个位置，那是她百年之后的去处。继母做出这两个决定，与她一贯的做派是不相称的。在我们的想象中，父亲离世之日，就是继母和我们这些子孙大吵大闹分道扬镳之时。然而，一切都没有按照我们的臆想发生，这让我们始料未及。关于继母作出让家族里的所有人都大感意外的举动，村庄里有很多种说法。有说，我的父亲背着儿女们，已经悄悄留下了足以养活她的存款，根本就不用愁。有说，继母当众宣布不要我们赡养，是为了争取我们几姊妹的自觉行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作秀”。两种说法似乎都有一点道理。父亲给她攒下存款养老，是父亲心甘情愿的，无可非议，那是继母苦心经营爱情应得的报答。大胆地作出一些与村庄里的其他老人不同的举动，付出一点什么，再慢慢收获，这倒是很符合继母一贯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她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难猜的女性。想到这一个层面，我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给他的儿女摊出最后一张底牌。
父亲的灵柩下葬，是在一个午后。送葬的亲邻都散了，剩下继母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门槛上。继母的影子明显苍老多了。那一刻，我蓦地发现，眼前那张苍老的背影，多像家族老树上的一枚黄叶！那是曾经多么熟悉而又熟视无睹的一枚黄叶啊！不对，应是老树上的最后一只麻雀啊。最后一枚黄叶已在冬天来临之前离去了，树上只剩下一只苍老无助的麻雀，以及一座鸟巢四面透风飘忽不定。那鸟雀那鸟巢，注定从此与我的下半辈子所要经历的许多重要事件息息相关。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父亲去世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父亲的遗言》。我试图通过那篇文字，努力地去接近父亲那个忧郁眼神的答案本身。这篇文章后来被继母读到了。继母就对我单位的朋友讲，刚看到这篇文章题目的时候，就想，我肯定在文章里面说过她什么坏话。带着好奇，继母就逐字逐句找，读了好些遍，还是没有什么发现——我的那篇东西，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她。朋友就笑，说那是文学作品，不可能面面俱到，父亲的遗言就只能说父亲。继母有些愤愤不平，说不是我写不写她的问题，分明就是我有意而为。我写我的父亲，竟然对她这么一个重要的女人，视而不见，只字未提！朋友给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忽然有一种被什么重重一击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