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时，经常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又指出社会意识的能动性，充分显示出他们唯物论的辩证性。我们正是要在这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探讨文艺的社会功能。忽视上述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正确估量文艺的社会作用，而过分夸大或缩小文艺的作用，也都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
当然，正如文艺对于现实的反映有它的特殊性一样，文艺对于现实的反作用也有它的特殊性：它也是通过审美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是审美教育作用。
文学对社会的影响
一、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对于文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对它估价很高，以为它作用很大，有些人却把它说得一钱不值，似乎毫无用处。例如，曹丕和曹植兄弟二人的说法就截然相反。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冶淤曹植则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冶于这与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有关，各有着不同的用意。曹植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但却很不得志，所以把自己擅长的文章辞赋说成无足轻重的小道；而曹丕在政治上占了优势，洋洋得意，想做风雅雄主，所以把诗文与立功、立德相提并论，因为文章算是立言，本属于三不朽范围之内。而他的所谓不朽，并非全指社会作用，大抵还是指个人扬名而言：“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淤《典论·论文》，《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159页。
于《与杨德祖书》，《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166页。
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冶淤这与本题所论，应该是有区别的。
有时，一个人前后的看法，也会大不相同。例如，鲁迅早期将文学的社会功能看得很重，他认为一个国家最要紧的是张扬国民的个性，改造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则当然要推文艺，所以认为提倡文艺运动最要紧。这是启蒙主义思想，而启蒙主义者往往是过高估计思想的力量的。后来，在实际斗争中，经过事实的教训，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是在段祺瑞政府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他感到文学的无用。因为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而文学家即使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也不能阻止有实力者的压迫、虐待、杀戮，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接着，在北伐战争时期，他更看清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冶所以，他表示“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更要好听得多似的冶于。这说明，鲁迅此时已更看重武器的批判，把社会变革看得比思想变革更为重要，而对批判的武器———文学的力量，倒看得轻了。不过，这里面也有愤激的成分，只要看鲁迅后期仍坚持用文学的武器从事社会斗争，可见他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还是相当重视的。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的正确看法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冶盂这就是说，社会变革首先要靠物质力量来推动，精神的力量是其次的；但精神力量也可变成物质力量，可以起一定的作用。辩证唯物论者虽然注重精神的因素，看到它对社会的反作用，但认为它毕竟是第二性的，是从属的。如果把意识形态的作用看得太重，便不自觉地走向唯心主义了。
在我国，过高估价文学社会作用的看法是相当普遍的。梁启超就把文学的作用夸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冶这种说法，感情色彩极浓，虽有非凡的宣传效果，但显然是夸张得过淤《典论·论文》，《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159页。
于《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分，与事实并不相符。其实，无论是小说或是其他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改造一切的力量。
但是，夸大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还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夸大观点大约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文学家本身，为了抬高自己，过高地估价文学的力量。特别是一些革命文学家，往往以革命先觉自居，以为革命运动是靠他那几篇诗文鼓吹起来的。我国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冶运动，就有这种倾向。其实，由于意识的偏差，在他们的笔下，对革命歪曲的描写很多，即使是真正的革命文学，也只不过反映了群众中酝酿着的革命情绪而已。激起群众革命情绪的，主要是物质关系的变化，是现实的矛盾，而不是文学作品。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总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对文学的作用估计过高，那是“唯心冶之谈。
另一方面是卫道的正人君子，他们以为天下的坏人坏事，都是由文艺作品教唆出来的，《水浒》“诲盗冶，《红楼》“诲淫冶，都要不得。最好是禁止青年人阅读文艺作品，让他们一心只读圣贤书，可以清心寡欲，不至出事。殊不知《水浒传》出现以前就有盗，那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不读《红楼梦》的人也要谈情说爱，那是人的青春期的一种需要，正如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卷首诗中所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冶。《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所受庭训甚严，家里请了个陈最良老夫子，教她读的是《诗经》，那是经过孔老夫子删削过的，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然而还是要少女怀春，见景生情，闹出游园惊梦等种种风流韵事来，真是无可奈何啊。这种为了防范文学作品的影响而禁止青年人阅读之事，后来又打着革命的旗号进行，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写的就是这回事。
正因为文学作品是社会矛盾和群众情绪的反映，所以要防止出事故，首先要解决社会矛盾，消除产生事故的社会条件，而不是是禁止文学作品的流通。而且，受到群众欢迎的文学作品是无法禁绝的。从文学作品的传播史上看，这些作品是愈禁则流传得愈广。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作品毫无用处。文学家毕竟是敏感的，他往往率先发现社会矛盾，大胆地加以描写，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例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揭露了农奴制度的罪恶，推动了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被称为是“一部点燃火种的书冶。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揭露了美国南方蓄奴制度的野蛮与残酷，激发了人们酝酿已久的反蓄奴制的情绪，林肯总统称赞作者是“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冶，这虽然是风趣而夸张之赞语，但不可否认，这本书在解放黑奴的战争中，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解放农奴和黑奴，本身却是历史的要求，而非文学的煽动。
由于过高地估计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我们一些领导机构对文艺界的掌控，也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接连不断的文艺批判，就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到得“文革冶期间，甚至连一部电影能否上映，也要由执政党的政治局来讨论和中央主席来决定，可以说是走到了极端，这对于文艺发展，决没有什么好处。改革开放之后，文学艺术的地位逐渐跌落，引起了作家、艺术家们的不满，其实，过去对文学艺术的过分重视是不正常的，而现在的相对跌落倒是逐步走向常态。过去，领导者之所以特别重视文艺，是把它看做政治斗争的工具，用来作为政治运动的先导，在这种氛围中，群众也通过文艺界的风云来观察政治动向，所谓“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赋予文艺以太多的政治因素，文艺本身的作用倒削弱了。
文艺与其因非文艺的原因而引人瞩目，倒不如回归文艺自身而趋于平淡。
二、干预生活与改造灵魂
但文艺本身毕竟还是具有社会作用的。就文学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并不一样，这与他们的文学观有关。
有些人抱非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认为自己的写作，有如夜莺的歌唱一样，只是有一种情绪要发泄，发讫即罢，别人感到好听不好听，是无所谓的；或如草木开花，乃自然之本性，至于所开之花有毒无毒，则与草木无关。非功利主义者不顾及作品的社会效益，“为艺术而艺术冶的口号就是他们提倡的。
有些人抱着纯市场主义的艺术观，写什么和怎么写，全看市场的需要而定，他们追求的是票房价值和书籍印数，即所谓市场效益，而非社会效益和艺术水准。这类作品娱乐性很强，而艺术性较弱，也缺乏社会效益。
而艺术上的功利主义者，则讲究文学的社会效益。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抱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目的而写作。“为人生的艺术冶是他们的口号。普列汉诺夫说：“所谓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即是使艺术作品具有评判生活现象的意义的倾向，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乐于参加社会斗争的决心，同情的时候产生和加强的。冶淤在我国，由于儒家的文化传统占统治地位，入世的文人较多，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居主导，所谓“诗歌合为时而作，文章合为事而作冶，等等，都是积极有为的。文人们喜欢讲究文章的教化作用，似乎没有教化作用就不是好文章，以致像《金瓶梅》、《肉蒲团》这样以大量篇幅直接描写性生活的作品，在序言中也一定要特意声明，他们写这些情节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读者，使他们知道过度宣淫是要遭到报应的。
至于革命的文学家们，则以文学为社会斗争的武器，为革命宣传的工具，其社会目的性就更明显了。文学家总有自己的社会主张，他笔下的文学作品也总会流露出一定的思想倾向，所以革命的功利主义本也无可厚非，但走过了头，变成只顾宣传而不要艺术的政治宣传品，就脱离了文艺领域了。
文学的确有自我表现的成分，但不讲社会效益只重自我表现的非功利主义艺术观显然是错误的。艺术作品毕竟不同于夜莺的歌唱和草木之开花，后者是一种自然现象，人们可以听之任之，“花开花落两由之冶；而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有倾向性，也一定会产生社会作用。因此，文学家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以自己的艺术促使社会进步。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学家追求市场效益也并非坏事，但如果毫无艺术性可言，这种作品就不是艺术品了，如果社会效果不好，也就把自己置于社会的对立面了。文学，还是要讲究社会效果的。
那么，文学应该起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呢？这大致也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文学要干预生活，一是认为文学应起改造人们灵魂的作用。所谓干预生活，是指文学直接介入当前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对社会事件或政治事件发言，其效果是快速的，反应是强烈的。如左拉对德莱孚斯事件发言的《我控诉》，鲁迅抨击时弊之杂文，以及当代的许多报告文学、纪实小说，等等。
所谓改造灵魂，是说文学不必对当前的社会事件做出反应，而着重揭露人们思想上的弊病，对人们的灵魂进行鞭挞、改造。这种作品，不求一时快速的社会效果，却能产生长远的影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显示灵魂的深为特色；鲁迅的小说，以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为己任。
我们很难说这两种见解孰是孰非，事实上这两种文学都存在，而且都起着积极作用。甚至同一个作家写着两种作品，起着两种社会作用。例如，鲁淤《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域），第829页。着重号原有。
迅是因为文艺能改造灵魂，他才从事文艺工作的，他的小说和一部分杂文，都并不直接反映当前的政治事件和社会斗争，而着重剖析国民性的弊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一当投身社会运动之后，便有点身不由己，直接介入了当前的斗争，如前期的声援女师大学生运动和谴责“三一八冶惨案的制造者及其帮凶，后期的反对国民党专制主义的斗争，鲁迅都写了许多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起了很大的社会作用。他说当时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他的杂文就起着“感应的神经冶，“攻守的手足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