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虽然由于它的审美属性，而带来一系列的特殊性，但它毕竟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因而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冶淤因此，当我们宏观地考察文学艺术的时候，就不能不考察它的社会联系，特别是它与哲学、宗教、政治的相互关系。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一、哲学对文学的影响
哲学是一门概括性很广的学科，它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哲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指导作用，对于文学艺术也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哲学对于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认识事物的原则和方法上。文学是一种认识———审美认识，既然是一种认识，当然就有认识事物的原则和方法，这样，就和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挂上了钩。尽管有许多作家并不一定有明确的哲学观点，但他们在观察事物、认识事物时仍离不开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你是按照客观事物原来的样子去认识事物呢，还是将自己的想象色彩涂到客观事物上去？你是全面地观察事物的普遍联系呢，还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你是静止地观察事物呢，还是看到事物的发展趋势？这些，实际上都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而有些作家口头上标榜的是某一种哲学观点，实际上遵循的却是另一种哲学观点。譬如，有些作家声称自己是辩证唯物论者，但他们却不能如实地反映生活中的矛盾斗争，而是从某种既定的观念出发，根据某种需要去剪裁生活，甚至歪曲生活；他们也不能写出人淤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只抽取一面，无限突出，成为绝对化的形象。这样，他们实际上既不唯物，也不辩证，不过其中仍有一定的哲学观点支配着，那就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可见作家在观察生活、反映生活时，总是受一定的哲学观点所支配，只不过重要的并不是他自己标榜什么，而是实际上遵循什么原则和方法。
其次，有许多作家，常常从哲学家那里吸取精神养料。因为作家们的观察力不是天然的，为了探索人生的奥秘，他们必须求助于哲学。我国古代文人，文史哲不分家，《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哲学著作是案头必备之书，还有些文人爱读佛典，也因为那里面有许多人生哲理。外国古代文人，对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也很熟悉。而现代作家涉猎哲学书籍的面就更广了。例如鲁迅，既爱读老庄、韩非，又精研佛典；既心仪于赫胥黎的《天演论》，又广泛吸取西方的个性主义思想；此外对尼采哲学也很感兴趣。这些哲学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影响。他时而峻急，时而随便，这是韩非、老庄的影响。“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冶淤———这显然夹满佛家语，不过鲁迅持的是批判态度。他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这是进化论观点；而号召青年起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冶于，这又是主张个性的张扬。尼采的哲学也在鲁迅著作中留下了影响，这不但从《热风》中某些随感录的文风和用语上可以看出，如《四十一》中所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冶，就是典型的尼采式语言；而且他对于传统的批判，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多少从尼采哲学中吸取过力量。当然，上述种种哲学思想在鲁迅作品里并不是拼凑的杂拌，而是统一在彻底反封建的思想格调中。到后期，鲁迅接受了“史底唯物主义冶，用唯物史观来观察问题，对社会问题就看得更加透彻了。还有些作家，本身就是哲学家，如法国的萨特，既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又是存在主义作家，他的存在主义，同时贯串在他的哲学著作和文艺创作中。
淤《华盖集·题记》。
于《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再则，各种创作方法也总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各种哲学思想渗透到创作原则中去，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如：古典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唯理主义，因此它崇尚理性，蔑视感情，强调普遍性而忽视个别性；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因此它只注意表面现象的描写，而否认现实的客观法则；现实主义遵循唯物主义原则，主张按照现实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现代主义诸流派是在叔本华、尼采等强调主体意识的现代哲学影响下产生的，所以这些流派虽有不同特色，但都比较强调自我意识。总之，哲学思想是贯穿在创作方法之中的。
二、文学对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但是，并非只有哲学对文学产生影响，而文学对哲学就不起什么作用。世上的事物，影响和作用总是相互的。不但文学常受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哲学思想也每受文学作品的启迪，从而获得丰富和发展。正如钱锺书所说，文学与哲学思想，是“交煽互发，转辗因果冶的。
文学对于哲学的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只要反映得深刻，就会表现出许多人生哲理，这种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生哲理，可以作为哲学的养料，并能够启发新的哲学思想。譬如，《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冶，就有哲理性，不管是属于辩证法还是历史循环论，它总是一种历史哲学观点。《安娜·卡列尼娜》开头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冶；《红楼梦》里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冶；《故乡》里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冶，等等，都蕴含着生活的哲理。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里引用过《水浒传》的例子来说明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的道理：“《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冶淤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在他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里，论及“此在之为烦的生存论阐释冶时，就引述了16世纪作家海基努斯《寓言集》中有关“烦冶的一大段拉丁语全文，说是先获我心；而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海德格尔等人之前，被奉为存在主义之先觉。这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样，诚如钱锺书所说：“故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形象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冶，“盖文艺与哲学思想交煽互发，转辗因果，而今之文史家常忽略此点。冶淤其次，历来大作家、大艺术家都是大思想家，他们虽然未必都有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们的思想却都有丰富的社会内涵，他们在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可与伟大的哲学家相互辉映。但丁和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狄德罗和卢梭是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浪漫主义先驱雨果以他富有魅力的作品，诉说着人间社会的不平，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无情地揭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以极其出色地深刻理解现实关系著称；普希金在俄国社会还处于严冬的时期，以美妙的歌喉唱出了春天的声音；托尔斯泰对于改造俄国社会提出了一整套的主张，形成了托尔斯泰主义；中国近代开风气的诗人龚自珍以河汾之道自诩，他憧憬着隋代经学大师王通在思想界的地位；而代表中国新文化方向的鲁迅，则一生不懈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对中国社会剖析得入骨三分。不管这些大师们的思想是否完全正确，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但由于他们对生活真理作过认真地独立地探讨，因而他们有独到的见解，在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艺术大家们从来不作无病呻吟，都是有所为而作。他们或者有政治抱负，因遭挫折，愤而著书；或者有社会理想，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冶虽然这里所说的有许多并非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也是包括在内的。正因为有所为，有识见，所以作品才有思想深度，才能在思想史上具有价值。
可见抱负与识见对作家、艺术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三、学诗者以识为主
我国古代史论家向作史者提出了才、学、识的要求，文论家认为这同样适用于诗人、作家，而且还强调以识为主。袁枚就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冶于。刘熙淤《致胡乔木》，《钱锺书散文》，第423、42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于《随园诗话》，第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载也说：“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冶淤有类似看法的人还很多。譬如，严羽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冶于；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冶盂；叶燮说得更具体：“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冶“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冶榆西方作家和理论家们对于认识力和判断力也很重视的，贺拉斯说：“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冶虞；布瓦罗批评有些有才智的人，说“他们不明晰的思想，总是被浓厚的乌云层层遮上；纵然是理性的光芒，也不能把它穿透冶，因此要求作家“写作之前先要学构思清楚冶愚；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总集《人间喜剧》前言中说：“只要严格摹写现实，一个作家可以成为或多或少忠实的、或多或少成功的、耐心的或勇敢的描绘人类典型的画家、讲述私生活戏剧的人、社会设备的考古学家、职业名册的编纂者、善恶的登记员；可是，为了得到凡是艺术家都会渴望的赞词，不是应该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寻出隐藏在广大的人物、热情和事故里面的意义吗？在寻找了（我没有说：寻到了）这个原因、这种动力之后，不是还需要对自然法则加以思索，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或者在什么地方同它们接近吗？冶是的，作家必须具有器识，这才不会跟随别人的脚跟转，人云亦云，这才不会成为只能描写生活表象的编纂者、登记员之类。
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作品，它们总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话，而不能引起读者的思考，不能给我们新的东西，正如罗丹所指责的：“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别人的眼镜。冶舆而艺术家应该是生活的探求者，像地质勘探一样，要向地壳内层钻探。还是巴尔扎克说得好：“一个见信于人的作家，如果能使读者思考问题，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冶余淤《艺概》，第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于《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盂《说诗晬语》，《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第187页。
榆《原诗》，《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第29、25页。
虞《诗艺》，《诗学·诗艺》，第154页。
愚《诗的艺术》，《西方文论选》上卷，第293—294页。
舆《罗丹艺术论》，第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余《致掖星期报业编辑意保利特·卡斯狄叶先生书》，《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第37页。
为了使自己具有识见，作家应该掌握哲学思想。巴尔扎克在《幻灭》第二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里曾通过对一个有识见人物的描写说：“大丹士认为不精通形而上学，一个人不可能出类拔萃。那时他正在挖掘古往今来的哲学宝藏，预备吸收融化，他要像莫里哀那样，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思想和事实，书本上的世界和活生生的世界，他都研究。冶当然，我们提倡作家研究哲学，并不是要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写哲学讲义，而只是希望他们能运用哲学思想来观察社会，提高识见。在艺术作品里，哲学的意蕴是应该融化在诗情画意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