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生前友好的捐款和接济，北京大学发放的抚恤金也成了李家遗属的重要经济来源。
学校给的抚恤金是有时间和金额限制的，规定期满后抚恤金还发不发？李家的遗属仍住在北平，生活极其贫苦，谁能忍心看着她们孤儿寡母沦落街头？
就延长对李大钊遗属抚恤金发放的问题，北京大学召开过一次校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延长李大钊遗属抚恤的议案刚一提出，就有人表示反对。反对者抬出了规章制度：北京大学从来无此先例，不好独为李大钊遗属网开一面，要是别的遗属攀比怎么办？反对者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李大钊是政治犯，学校“划清界限”犹恐不及，反而延长了他的抚恤金，会不会被政府理解为对着干呢？
时任校长的蒋梦麟静静地坐在会议桌旁，听完了反对者的理由，然后轻轻地、一句一顿地说道：“诸位同仁说得也许有道理。但如果本校之中，谁要像守常那样，为了主义而被他们绞死，我们也可以多给一年的抚恤金。”
蒋梦麟人长得小小的，瘦瘦的，貌不惊人，他本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也未必赞成李大钊的学说，甚至跟李大钊本人也没什么深的交情。但他的这番话却像锤子一样，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良知。
会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没有人再说话，仿佛大家都在扪心自问。
议案表决的时候，反对者的手再也没有勇气举起来。
李大钊的灵柩整整停了六年，最后才被安葬在北平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蒋梦麟为李大钊的公葬和遗属赡养发起了募捐。曾经的北京大学同仁蔡元培、马叙伦、许德珩等以及李大钊的生前友好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为李家捐了款，款额达六百余元。李大钊出殡的时候，送葬队伍越聚越多，以致“车辆拥挤，不能通行”。共产党北方地下组织送来了刻有镰刀斧头的石碑，当时不敢明摆，仿照六朝墓志的办法，将碑埋在了墓内。
李夫人在丈夫下葬一个月后，因思念成疾，贫病交加去世，安葬在李大钊墓旁，由好朋友刘半农写了墓碑。两次葬事开销以外，捐款还有节余。钱交给北京大学会计课，后又存入北京金城银行，以所得利息供李大钊的孩子们生活。
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进占北平，北京大学南迁，这笔钱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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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中国革命！”
李大钊惨死的消息传到武汉之后，对于刚刚经历了“四一二”事变的中共中央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联合在武昌为李大钊举行了近万人的追悼会，张太雷报告了李大钊殉难的经过。
回想起李大钊的为人，满场的人，包括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内，很多人都遏止不住悲痛的情绪，有人号啕大哭，会场上哭声一片，“申讨奉张军阀，誓不与共戴天”的口号响彻云霄。
李大钊被捕与被绞死的时间，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的时间大致吻合。于是南北两家著名的左翼报纸——北京《晨报》和汉口《民国日报》几乎同时披露了一个消息，内容大致是“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死以免后患”，以此来证明蒋介石与张作霖是一丘之貉。
李大钊之死使武汉国民政府下定决心：暂时搁置东征蒋，集中力量继续北伐，消灭共同的敌人奉系军阀张作霖，然后再图东征讨蒋。
这一次北伐不同于从广州开始的第一次北伐。起点是武汉，目标是黄河流域。
前线的战事还算顺利，有冯玉祥在西北接应，北伐军一路斩关夺隘，驰骋中州。
问题出在革命的后院。
在这一年的5月13日和21日，在相隔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武汉和长沙相继发生了国民革命军夏斗寅部和许克祥部叛变事件。
夏斗寅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如果以出身而论，夏斗寅是典型的贫下中农，他早年丧父，母亲靠帮别人织麻纺线、缝补浆洗养活了夏斗寅。十三岁时母亲也因病去世，少年夏斗寅生活困窘，背井离乡，只好在武昌当了新兵。
夏斗寅的发迹颇具传奇色彩，他虽然出身贫家，却生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很快就被提拔成湖北新军的大队副，出任湖北陆军第一师掌旗官。后来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孙中山的“护法战争”中作战英勇，深得上司赏识，被提拔为工兵营营长。
夏斗寅独立门户是缘于一笔意外的横财。在军阀混战中，夏斗寅兵败逃跑，途中忽见路旁水田有一口大号皮箱半浮半陷于淤泥之中。捞上来打开一看，竟装满了钞票！也是夏斗寅命该发迹，换做一般人，此时早就携带飞来横财回老家买房置地、过安逸生活了。偏偏夏斗寅不甘就此罢休，心想这箱钞票莫非是上天助我？于是雄心陡起，决定重起炉灶，大干一番。
夏斗寅找了一个三岔路口，将一块红布绑在树枝上作为招兵买马的旗帜，见到路过的散兵游勇便高呼：“跟我走吧，我这里有饭吃！”溃兵们见他军官打扮，相貌不俗，便纷纷聚拢旗下。那时的招兵很简单，只要年轻力壮，吃上一顿饱饭，给上几块钱就行，竟也招了数百人入伙。夏斗寅利用飞来横财作为启动资本，在湘鄂边界聚草屯粮，重新拉起了队伍，后来受了招安，官拜湖北新兵训练总监，后来又加入国民革命军。因其捡了一口皮箱而发家，人送绰号“皮箱将军”。
夏斗寅反叛武汉，主要是因不满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加之蒋介石许以重金收买，遂趁北伐军主力远在河南之机发动兵变，攻打兵力空虚的武汉。武汉乃革命的心脏，若武汉有失，则北伐前功尽弃。
为了对付夏斗寅，武汉政府紧急搜罗了一些留守的部队，包括正在武汉中央军校上学的学生，勉强成军交由大将叶挺率领，对抗夏斗寅。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时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几乎成了一种图腾。以军事长官名字命名一个团，这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在第一期的北伐中，叶挺率领独立团为正印先锋，一路斩关夺隘，一个团敢进攻北洋军阀的一个师。尤其是贺胜桥和汀泗桥两场硬仗，直杀得北军吴佩孚主力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为所在的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立下了汗马功劳。
叶挺的部队还是共产党最早控制的武装力量，之所以有如此强的战斗力是因为率先实行了官兵平等的新型制度。虽然军事指挥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在党内会议上则不分上下级，均可互相批评，少见其他部队长官欺负士兵的情况。
叶挺训练士兵十分严格，别人是“三操两讲”，他是“四操三讲”，总要比其他部队多一些。每天运动量要在十公里以上，不仅娴熟攻防战术，而且刺杀和队列训练要求也颇为严格，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做十几遍。有时一排人、一连人重复一个动作，直到整齐一致为止，以培养共同进退的集体主义。
叶挺的军队能打仗，倒未必因为武器好。战士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是汉阳兵工厂生产的“老套筒”步枪，这种枪是甲午战争那年中国仿造德国1888年式毛瑟枪生产的，因枪管外部有一个套筒，俗称“老套筒”。这还不算是最差的武器，比老套筒更旧的九响毛瑟枪也在使用。当然也有比较新的，如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近年来有的战争题材影视作品，主人公一开口就说汉阳造是破枪，这是不准确的，汉阳造在当时也算是好枪。
无论新旧武器，叶挺的士兵都要擦得一尘不染。在国民革命军中，叶挺部队武器未必是最先进的，但一定是保养最好、擦得最干净的。叶挺本人也十分注重军人仪表，人也长得精神。他是早期被共产党选送去苏联学习军事的少数高级将领之一，喝过洋墨水。回国之后，打扮跟别的军官也有所不同，别人的大檐帽上有帽圈，叶挺通常都将帽圈取下来，这样更像苏联红军的军帽，这也是识别叶挺的主要特征。
夏斗寅本来已经打到距离武昌城二十里左右的纸坊，正准备进攻武汉的时候，忽然有一彪人马杀将出来拦住去路，正是叶挺披挂上阵。刚刚被夏斗寅击退的士兵中有人认出了叶挺，高喊：“叶挺师长（叶挺已经因战功被提拔成师长）到了！”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儿”，战士们立即振奋精神转守为攻。有的军官受了伤正准备抬下火线，一听叶挺来了，立即翻身跳下担架，加入冲锋的队伍。
夏斗寅碰上了叶挺，只好引军撤退，武汉遂转危为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夏斗寅叛乱刚刚被压下去，那边湖南长沙的许克祥又起来闹事，突然带兵袭击了共产党控制的湖南省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杀害百余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释放了所有在押的豪绅，打出了拥护蒋介石的旗号。因为5月21日这一天按照电报“韵目代日”的规则，恰好排在“马日”，所以又名“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使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大受摧残，就连毛泽东苦心经营过的长沙文化书社也被许克祥查封。毛泽东虽然此时已经不在书社，但一直放心不下文化书社，现在全完了。
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中央立即对许克祥严加惩处。但国民党有意包庇，结果许克祥仅受“从轻记过一次”，摇身一变从三十三团团长升任第二师副师长。许克祥身后有军方做靠山，他的上司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实际上默许了他的行动；掌握军权的唐生智也不主张对许克祥动武，而且还亲自去长沙安抚他。
国民党左派对许克祥的处理如此轻描淡写，让共产党人深深感到失望，再一次体会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无奈。
没有军队，便没有一切。
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独立控制的军队呢？
每一个饱受摧残的共产党员都盼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