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只好收拾铺盖，悻悻地返回莫斯科。不久，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立了“罗易事件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罗易事件。幸运的是，因为此事涉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罗易并没有因泄密问题受到追究，斯大林只是批评罗易不支持北伐的错误。拖了两年之后，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罗易终于以参加“反对派”为名，被开除出共产国际。
“罗易事件”是大革命时期最扑朔迷离的事件之一，长期以来，国共双方各执一词。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引起了国共两党共同反感，是没什么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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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会议还没等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冯玉祥就已经抢先表现出分共的态度，充分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不准确的。
鲍罗庭此前有一个著名的“马吃草”的理论，用来比喻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的微妙关系。他说：“我的马槽还有草，它还要吃我的草，不至于跑掉。”“马槽里的草”无疑是指苏联的援助，包括金钱和武器。蒋介石这匹马吃过这些草，但没有拴得住，跑了。剩下的汪精卫和冯玉祥这两匹马会不会跑呢？
马的本性是吃草，哪里的水草丰美，马就会跑去哪里。
因此，鲍罗庭马槽中的几根枯草，未必能拴得住汪精卫和冯玉祥这两匹马。
最先跳槽的是冯玉祥。
郑州会议结束不久，冯玉祥就派人去南京与蒋介石秘密联络。随后，冯玉祥亲赴徐州与蒋介石会晤。河南战役之后，冯玉祥在中原地区一枝独大，他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兵力远远超过武汉的唐生智。新成立的开封政治分会推举冯玉祥任主席，负责指导陕、甘、豫等省的党务；根据协议，唐生智、张发奎率部退回武汉，河南地盘悉数由冯玉祥接收。
徐州是苏北重镇，南北向的津浦铁路和东西向的陇海铁路在这里交汇。武汉国民革命军北伐河南的时候，蒋介石从南京分兵三路向苏、皖挺进，于6月初占领徐州，将奉系军阀赶到陇海线以北，控制了陇海线东段，与占据陇海线中段的冯玉祥会师。
6月20日，冯玉祥、蒋介石在徐州会面，双方签订了八条盟约。
蒋介石答应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二百万元，这个数字是武汉方面的两倍，以换取冯玉祥联合反共。会后，冯、蒋联合通电全国，冯玉祥公开致电武汉政府，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逼迫武汉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设法使鲍(罗庭)归国，武汉与南京国民政府合而为一”。
冯玉祥的通电给了鲍罗庭当头一棒。此前两周，社会已经风传冯玉祥与蒋介石即将同流合污的消息，共产国际的刊物还出面辟谣，斥责这种说法是“帝国主义的谣言”。现在“谣言”终于成了现实，冯玉祥这匹马不仅要跳槽，而且要掀翻马槽。
徐州会议结束后，冯玉祥回到郑州，立即将分共的主张付诸行动，要求其下属“勿为第三国际所利用”，下令将所有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遣送回国，并将所有共产党员从军中清除出去。但冯玉祥也留了一手，并没有像蒋介石和李济深那样大开杀戒，而是采取比较和平的手段，给遣散的共产党人发放了充足的路费，美其名曰“礼送出境”。这也为冯玉祥日后再次与共产党合作，留了一个见面之机。
既然主人下了逐客令，鲍罗庭也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谢幕的时间终于到了。
鲍罗庭离开武汉的时候，汪精卫假惺惺地到车站去送行，临别时还不忘提醒鲍罗庭，苏联原来许诺援助的款项还差一部分没有寄来，请他回去后向苏联同志催要。
汪精卫这匹马还要吃到最后一口草，才肯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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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的印度老乡泰戈尔曾经感慨道：“是我们看错了世界，反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冯玉祥和国民党左派的急刹车，固然有其投机和趋利避害的一面，但根本原因还是与共产党志不同，道不合。如同出身赤贫的夏斗寅反对农民运动一样，冯玉祥贫苦出身并不保证他支持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被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喘不过气，有些不知所措，决定自行解散汉口的工人纠察队，交出了枪支以免留给国民党武装挑衅的借口。邓演达也主动辞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表现出主动缓和国共关系的姿态。
中共中央的软弱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
7月10日，苏联《真理报》公开发表了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将回国的鲍罗庭公布了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的训令。这个训令早已发布，扣在鲍罗庭手里已经十几天了。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被停职去莫斯科“学习”，理由是过分妥协；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常委会（称“五人小组”），履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原则决议利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动兵变，并在相关的省份举行农民暴动，领导即将开始的土地革命。
7月13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对政局宣言》，指责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地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当天，共产党在武汉政府中担任民政部长的谭平山和农工部长的苏兆征以强硬姿态辞去政府职务，以表示共产党绝不与武汉政府同流合污，国共关系交恶已经完全表面化了。
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汪精卫对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主张进行了重新解读。汪精卫此时讲的不再是“联俄联共”，而是“联俄容共”，容忍不容忍成了核心问题。
7月15日，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汪精卫决定彻底摊牌，他拿出怀揣四十天之久的秘密武器——罗易给他看的共产国际密电，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们作了展示，并语调沉痛地说：“严重的时期已经到了，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蛋了。”大部分国民党中常委都表明要分共，在召开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全会正式清党之前，制止共产党人一切违反国民党政策的言论与行动。
这就是“七一五事变”。当时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但国共两党正式撕破了脸皮。
共产党也不甘示弱，在武汉市面广发传单，宣传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也散发《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书》，严厉声讨了汪精卫政权“背叛工农、屠杀民众”的罪行。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申辩说：“我们几时杀过人？”并指责共产党和共青团“毫无道理的造谣”！
7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统一本党决议案》，主要有三条：一为国民党员即日起声明退出中共，否则停止职务；二为中共不得妨碍国民革命局面，不得以国民党名义进行工作；三为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派。
同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共党员自动脱离，并禁止共产党的秘密会议。
昔日革命中心武汉三镇暗流涌动，武昌、汉阳之间俨然成了两个世界。驻防在汉阳的何键发出反共言论，扬言要“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扬言缴他们的械。武昌则革命空气浓厚，驻防在武昌城的张发奎已经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与共产党关系融洽。他的部队中容留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秘书长高语罕是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的郭沫若也是曾经的共产党员。
驻防汉口的卫戍司令李品仙，则持中立态度。
此时汪精卫之所以没有大打出手，倒不是因为他生性仁慈。年轻的汪精卫曾经行刺过清政府摄政王载沣，当过一回“人肉炸弹”。汪精卫被捕之后，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表明了必死的决心。如果不是日后当了汉奸，汪精卫的这两句诗几乎成了千古名句。
在军队中清党的主要障碍，来自张发奎。
张发奎的基干部队第四军是北伐的主力之一，素有“铁军”之称，其中的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比较强，叶挺的部队就是其中之一。汪精卫若想分共，必先争得张发奎的支持。而张发奎内心并不想这么快就分共。分掉了共产党员，他的部队即使不瓦解，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
于是汪精卫给张发奎看了罗易的密电，张发奎的态度这才有所松动。
共产党也在争取张发奎，想利用张发奎与何键、唐生智之间的矛盾。
唐生智是二次北伐的前敌总指挥，但担任主攻的却是张发奎的部队。河南战役期间，根据曾帮助救治伤员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统计，国民革命军仅伤兵就超过了一万四千人，约占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又以张发奎部的伤亡为多数。
但张发奎分得的北伐战争红利却少之又少。唐生智掌控的军饷少说也有一两千万，子弹运往前方四五百万发，张发奎部仅得到子弹二十七万发，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张部的饷款也拖欠很多。张发奎率部自河南归来后，对唐生智的不满意几乎达到了要爆发的程度，想回广东老家。
为了争取张发奎，共产党曾将农民协会的部分枪支送给张发奎，并答应给他种种的帮助。邓演达、高语罕、郭沫若等人也做了张发奎不少工作。张发奎成了国共双方都争取的“香饽饽”，“七一五”事变之后，中共湖南省委还想请中共中央出面，“可否商张发奎辈开一政治训练班，将来派充政治、军事下级干部人才”。
直到南昌暴动，共产党也没有完全对张发奎失去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