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周文雍同志系最高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之一，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连带负责，同时系赤卫队总指挥，关于赤卫队错误更负重大责任，所以周文雍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3）陈郁同志系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之—，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负责任，所以陈郁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4）杨殷同志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完全未执行职务，所以杨殷同志应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5）恽代英同志担任苏维埃一切工作，工作毫无成绩，所以恽代英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6）吴毅同志系广州市委负责同志，又参加指导机关会议，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负责，所以吴毅同志应予以开除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候补委员，请中央批准。
（7）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8）徐光英同志任红军参谋长职务，表示非常恐慌退缩，前因南昌暴动已犯了错误已经留党察看，所以徐光英同志应予以开除党籍。
（9）雷荣朴同志临急欺骗潜逃，应即予以开除党籍。
这个以处分为主的决议案，与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在上海处分南昌、秋收暴动责任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相比，不过是照着葫芦画瓢。但李立三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这是一种创新：“过去党只有组织纪律，没有政治纪律。同志在组织上犯了很小的错误，便有处罚，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尤其负责同志，从未加以处罚，并且党内的地位，还是得以提高。”所以这一次，要“对于广州暴动指导机关负责的同志，都加以严厉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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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的这种“乱世用重典”的做法，后来被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冠之以“惩办主义”的帽子。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被处分者基本上没有多少机会为自己申辩。
《决议案》共点名处分了九个人，除了最后一个被开除党籍的雷荣朴在党史和军史上消失外，其余八位的下场都不太好，大部分被惩罚性地派到最危险的地区再次组织暴动，以“考验他们是否真正改正了错误”，有几位因此牺牲了性命。
黄平后来被捕失节，供出了自己同志，成为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后半生抑郁而终。
徐光英的情况比较复杂。李立三对徐光英的评价是“徐光英更是力不胜任，故太雷同志一死，全盘都失其联络”。作为参谋长，徐光英的主要错误在于事先没有制订出一个恰当的撤退计划。徐光英被开除出党之后，曾写了一封书面意见给新的广东省委，请求给他一个机会，保留他的党籍，被省委拒绝。
被开除出党后，徐光英到广西搞兵运工作。他与李济深私交甚厚，当过国民党南宁警备司令，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抗战期间的“皖南事变”中，徐光英为营救叶挺出过很多力。新中国成立后，徐光英到了香港，据说负有共产党给他的“特殊任务”。去世时中共中央特拨款为他治丧，后来潮州市官方编撰的文史资料中，称徐光英是“肩负特殊任务的无名英雄”。
叶挺受处分后的经历最为复杂。他到广州的时间最晚，没有参与暴动计划的制订，由于不适时地提出撤退主张而被临阵撤换。作为红军总司令，他只发布过一道书面命令，即《广州苏维埃政府红军总指挥叶挺向商人借取粮食的命令》，这唯一的一道命令并不是作战命令。因此，李立三对叶挺的评价是“赤军总司令叶挺同志之消极等于虚设，且他于暴动前一夕方到广州，什么事都不知道。”
与徐光英一样，叶挺也为自己进行了申辩。他奉召去莫斯科之后，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坦率地提出在革命低潮时，举行广州暴动很难取得胜利；坚持自己在暴动初期就应该及时撤离广州、到海陆丰与农民运动结合的主张。
这种申辩不仅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招致更严重的后果。共产国际已经给广州暴动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次暴动“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第一道最伟大、最壮烈的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暴动”，“广州暴动这种大城市的政权形式之建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从此苏维埃将为全国暴动之政权的模范”，“中国工人阶级正在广州第一次起来夺取政权，列宁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内进行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已经第一次见诸实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还再强调广州暴动不应该坚持，叶挺的不识时务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遭到无情打击也在预料之中。共产国际对叶挺的态度强烈不满，负责中国事务的米夫严厉斥责了叶挺“政治动摇”，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则责骂叶挺是“消极怠工”，并撰文批判了叶挺转移农村坚持斗争的主张。
在莫斯科，叶挺受到有意识的孤立和冷落，好些人故意不理睬他。莫斯科东方大学邀请叶挺去作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进行了干预，不让叶挺去。叶挺实在忍受不了，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跑到德国过起了流亡生活，并宣布脱离共产党。虽然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又被重新启用为新四军军长，但他这段脱党的经历成了他的难言之隐。
广州暴动成了叶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德国打工期间，他也没有忘记探询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在学习了军事化学之后，叶挺突然悟出广州暴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攻下长堤，而没有攻下长堤的原因在于武器威力不够大。他曾对昔日的战友这样说：“暴动时，敌人在长堤的（第四军）军部老是攻不下，我们要使用毒气对付敌人，或使用更大的炸弹，也许可以取胜。”
肃反人民委员杨殷的主要错误是肃反不够积极。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担任过孙中山卫队的副官，为人有勇有谋，被称为“大元帅府师爷”。加入共产党之后，杨殷卖掉了家里的田产房屋，连同金银细软捐献给共产党做活动经费，来到广州从事工人运动。
杨殷到广州的时间虽然比叶挺稍早一些，但从建立肃反机构到实施肃反，仍然是时间不够。广州暴动的三天内因肃反被杀掉者不足百人，有案可稽的只有三个：广东省司法厅秘书长沈藻修夫妇和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这也体现了杨殷为人慎重。实际上被抓的人大约有两百多，抓他们的人没有移交被捕者的资料，杨殷不肯滥杀，只好先搁置起来。
张太雷遭遇狙击身亡之后，杨殷代理张太雷的职务。他一直忙着在西路指挥，顾不上肃反。旋即暴动失败，这些肃反对象捡了一条命。杨殷被处分之后也辗转来到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仍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后来在上海被白鑫出卖被捕，经周恩来等多方营救无效，最终被蒋介石下令枪杀。
恽代英的主要责任是组织工作不利。根据李立三的调查，原本在11日计划召开第一次群众大会，结果没有开成。第二次群众大会，也就是张太雷牺牲前最后一次主持的大会，仅到会三四百人。
恽代英后来被下放到上海沪东任区委宣传部长，不久因身上藏有红色传单被捕。在监狱中他化名王作霖，被判了三年徒刑。中共中央正设法保释他的时候，负责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他的情况，恽代英暴露身份，被追判死刑枪杀于狱中。
周文雍和吴毅是被重新派回广州而死的。
吴毅是中山大学高材生，当过陈延年的秘书，写一笔好文章。他被重新派回广州组织暴动，因事泄被捕，被秘密杀害于广州。
被处分的九个人当中，结局较好的算是陈郁了。他被派到汕头再次组织暴动，失败后撤回香港，被重新启用为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不久复任广东省委常委并兼省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务院首任燃料工业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省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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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事业从来不排斥忠贞的爱情。
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文雍，他的牺牲是当时广州最轰动的，也是最浪漫的事件。他被重新遣回广州之后不久，在准备广州“春骚”（即“春节骚乱”）活动的时候，与中共广州各区区委书记一起，在一次会议中被国民党一网打尽。
朱晖日亲自审讯了周文雍，动用了酷刑，如将十根钢针插入周文雍的指尖，如用烧红的烙铁烙，如坐老虎凳，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古怪刑具。朱晖日还假惺惺地劝他迷途知返，答应给他官做，给他金钱。周文雍自忖必死无疑，并不理会劝降，与其变节而死为人不齿，不如昂首捐躯流芳后世。
法官在军事法庭上曾向周文雍核实过张发奎的身份，希望从共产党一方找到张发奎通共的证据。周文雍据实回答：“张发奎不配做共产党，共产党不要这种下流无耻之徒！”没想到周文雍这一骂，反而洗清了张发奎通共的嫌疑。结果周文雍虽然死刑难免，但法官允许周文雍临刑前提最后的要求，并答应尽量满足他。
周文雍并无遗憾，唯一的要求是在临死前与陈铁军结婚。
陈铁军是与周文雍一同被捕的年轻女子，也是一位革命者。两人以夫妻名义同居一起，但这种关系只是掩护工作、照顾生活，并无夫妻之实。陈铁军是位知识女性，也做过很多革命工作，尤其是在广州暴动中表现积极，鼓动市民参加暴动冲在前头，国民党自然不在乎多杀她一个，也判了她的死刑。
陈铁军与周文雍两人日久生情，互相倾慕。现在两人都要死了，都觉得没有正式结婚是个遗憾，所以周文雍提了这个要求。法官同意了周文雍的请求。
行刑那天，陈铁军早早起来梳洗打扮，换上干净衣服走出牢房与周文雍会合，以牢房为背景照了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幅相片。两人脚戴沉重的脚镣，肩并肩，两颗青春的头颅偎依在一起，坚毅的面容中隐约透露出对美好生活的眷恋。
行刑的地点是广州红花岗。临刑前陈铁军取下自己的白色围巾给周文雍围上，两颗心紧紧依偎在一起，死刑的枪声成了两位爱侣新婚的爆竹。
陈铁军是幸运的，和自己心爱的人死在一起，遗体也没有受到游曦那样的凌辱。
他们死后，那幅两人的合影照片很快刊载在香港、日本等地的报刊上，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政府报刊炒作周文雍夫妇的死，本意或许是想吓唬青年人，不让他们参加革命。但事与愿违，人们在谴责国民党政府心肠太狠、竟然将如此年轻美丽的生命扼杀的同时，对这两位青年人在危难中不弃不离、凄婉中透着浪漫的感情大加赞颂。
中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国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都是传说中的人物。陈铁军与周文雍为着共同的理想生不同寝死同穴，这就是真人版的爱情绝唱，竟然引得无数青年心驰神往。
新中国成立后，陈铁军与周文雍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名字叫《刑场上的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