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在女性角色和家庭方面形成了明确的战后国家政策，即强调传统的男权价值，而这些价值在战后特别遭到了女性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９年的基本法本身可能就反应了一种最根本的矛盾，一方面基本法宣布了女性的平等权利，同时另一方面它又暗地里支持男女各负其责的传统男权的家庭形式。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及其支持者都将基本法的这两项原则当做其对立面。基本法的第三条规定男性和女性拥有平等权利并且“禁止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Ｇｅｂｈａｒｄｔ-Ｂｅｎｉｓｃｈｅ，１９８６：２７）。这一条款是女性组织在１９４５ 年到１９４９年之间持续运动的结果，并且是在魏玛宪法基础上的明显提高。基本法的另一条款规定“婚姻和家庭在国家法令的特别保护之下”。在战后，这被广泛解释为作为民主社会基石以及不受直接国家干预影响的私人制度下双亲家庭的复兴。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关于联邦政府应该如何执行这些政策原则，学术界和政界都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保守主义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认为男权制家庭是“由上帝决定的自然法则”，这一法则必须通过男性养家人的工资足以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得以维持。保守主义者建议雇主应该建立一项特别保险基金来为那些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帮助，但是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直接的国家介入，甚至是以儿童福利的形式，都被认为是与社会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并且至少是被纳粹的家庭政策所污名化的。这一对家庭政策的保守主义阐释对单身母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由于战争单身母亲大约占到了父母亲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德国的福利国家当中，单身母亲的特别和紧要的需要从来都没有真正被明确提出来。因此，德国福利制度只是成功地将贫困单亲家庭的数量降低了一半，这与英国的情况类似。有关单亲家庭净收入占双亲家庭净收入比重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这一比重是７８%，与英国基本相同，同时比瑞典要低很多，比美国要高出很多。然而，虽然许多单身母亲依赖于社会救助，但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德国单亲家庭的贫困率要低得多。可能部分是因为福利制度的阻遏效应，德国单身母亲的比重比英国要低，同时比瑞典和美国低很多。
战后对家庭政策更为自由的看法来自于妇女组织和左派，他们迫切要求普遍的儿童福利以及取消严重退化的被看做纳粹时期遗产的儿童税收津贴。１９５４ 年保守主义政府允许对有三个或以上孩子的工资收入者提供十分有限的儿童补助，同时将大部分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家庭以及父母没有工作的家庭排除在外。直到１９７５年，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才废除了儿童税收津贴，同时推出根据抚养儿童数量而增加的普遍儿童补助。儿童补助与通货膨胀不挂钩，对于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来说，儿童补助从１９７５年设定的每月５０马克以来一直没有提高。对第二个孩子的补助是每月１００马克，第三个孩子是每月２２０马克，这反映了提高生育率主义的遗迹。１９８３年后来的保守主义政府针对儿童补助推出家计调查，实际上对于那些处于中等收入或更高收入的家庭来说，儿童补助削减了三分之一。（Ａｄａｍｓ，１９８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于儿童补助不按照物价指数变化，其实际价值逐渐消失了。
至少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妇女运动兴起为止，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在有关家庭，特别是家庭薪酬以及母亲作为一种全职无薪角色的问题上大多持保守主义立场。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最重要的政策性文件——１９５９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中支持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的权利，这不仅是女性天然的义务同时也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转引自Ｍｏｅｌｌｅｒ，１９８９：１５５）。正如哈根（１９８６）所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新妇女运动极大地冲击着社民党政策上的正统主张。但是，哈斯克斯（１９８８：４６）总结说：
德国女性主义运动主要强调创造基本选择和实现女性之间的差异。而很少强调通过制度和采取国家机器进行操作。当人们试图采用制度和国家机制时，比如在工会和社民党内，男权主义的阻碍依然十分强烈。
因此，以战后对纳粹主义的反思以及普遍反对对家庭生活进行国家干预为特征的社会政策的去政治化，有助于维持男权主义政策和福利实践，与本书研究的其他国家相比这一点似乎更深刻地根植于德国社会政策之中。
堕胎
新妇女运动的首要目标是长期存在的限制性堕胎法律，即通常所说的刑法第２１８节，该法案几乎将所有终结妊娠行为都视为非法的。中产阶级女性长期以来可以出国堕胎或者在德国获得安全的非法堕胎服务，但特别是那些贫困妇女则苦于缺乏安全和廉价的堕胎服务。女性主义者的核心要求之一就是社会医疗保险应该承担合法堕胎的费用，这一点现在已经实现了。放宽限制性堕胎法律的最初努力主要建立在反天主教会的基础之上。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３年间由女性发起的持续性的游行示威最终将堕胎法改革推上了联邦议会的议事日程。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议员们分裂成两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主张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堕胎，另一阵营主张必须由医生根据社会医疗情况决定能否堕胎。保守主义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在野党也分裂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支持因为健康原因和道德原因而进行的堕胎，另一部分只是支持当母亲的生命受到危险这样严格的健康原因而进行的堕胎。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提出的关于在妊娠的前３个月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堕胎的法案最终在１９７４年４月获得了议会下院的通过，但是保守主义者成功地通过高等法院将这一新法律暂时冻结了。最后在１９７６年２月新的堕胎法律得以实施，该法允许在妊娠的前３个月因为健康或道德原因进行堕胎，但必须得到由医生和相关顾问组成的专门问题小组的判定。如果根据医学发现孕妇的生命或是身体、精神健康以及胎儿的健康处于危险状态，那么直到妊娠的２２周进行堕胎也是合法的。（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８４：２４９）因此，根据需要进行堕胎肯定是不可能的。寻求合法堕胎的女性必须向相关顾问说明堕胎的原因，正如科纳（１９８６：４４）所说，这一谈话的目的在于鼓励女性将婴儿顺利生出来。如果这位女性在谈话后仍然需要堕胎，他必须去看医生，医生必须给出堕胎的健康理由。绝大多数的一般性合法理由是“社会因素”，也即“女性及其家庭的社会状况是生育小孩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家庭冲突或负担”（Ｋｅｉｎｅｒ，１９８６：４４４）。很明显该法案给予医生宽松的自由裁量权，正如阿德（１９８７：１７０）所说，“这一法案在执行过程中地区和地区之间区别很大。在德国北部的大多数地区，堕胎很容易办到。但是在南部农村信奉天主教的地方，不但裁定是否允许堕胎的专门问题小组比较严格，而且很多医生和医院以良心为由拒绝进行堕胎手术”。换句话说，在德国一些地方获得合法堕胎手术的实际障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德国育龄期妇女每年堕胎的数量要明显低于瑞典、英国和美国。预计每年有２０万西德女性到国外进行堕胎手术。（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８４：２４９）自从１９８２ 年保守主义政府重新执政以来，反堕胎运动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它们提出一项法案将源于“社会因素”的堕胎定为非法，不过这项法案迄今一直被政府搁置。必须捍卫现有的堕胎法律以反对反堕胎主义者围攻医院。主张堕胎合法的运动寻求废止堕胎前的强制性忠告谈话，但是根据科纳（１９８６：４５６）所说，“绝大多数女性已经适应了１９７６年的堕胎法案”。社会市场经济观念，正如其在家庭隐私和个人自主性上的主张一样，不太可能支持女性有权控制其生育。
由于德国在１９９０年１０月统一，堕胎成为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在东德，９０%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从１９７２年开始在妊娠的前１２周内根据需要自由堕胎已经是合法的了。１９９０ 年６月来自东德和西德的女性在波恩进行大型游行示威要求将东德自由的堕胎法律推广到西德，而不是将西德限制性的堕胎法律推广到东德。然而罗马天主教会就堕胎问题在西德持强硬立场，这将会阻碍已有堕胎法案的实施。根据统一协议，宣布实施两年的过渡期，在这一阶段允许东德和西德仍然维持其原来的堕胎法律。因此争取堕胎权利的进一步斗争仍在进行之中。
产假与日托
虽然面对妇女运动的不断兴起以及面临欧共体对有效平等权利措施的压力，但是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德国的法定带薪产假一直没有变化。法定带薪产假给予产妇产前６ 周和产后８ 周的全薪假期。１９７９年为了回应欧共体和女性的压力，德国推出了由收入相关补助支撑的附加的４个月产假，同时保证产妇生产后能够重回工作岗位。根据黑森（１９８４：７７）所说，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有９５%符合条件的女性享受这些权利，虽然只有一半的人在休完产假后能够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保守主义联邦政府发现自己面临多重压力，其中包括扩大和提高产假、鼓励父亲产假以及鼓励女性待在家中或从事兼职工作等。结果诞生了１９８７年父母津贴法案，其中规定：
父母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享受１８个月的产假。实际上包括对有工作的父母来说的一段时间的休假以及对那些一周工作不超过１８个小时的父母来说的一份现金津贴。在前６ 个月期间，所有父母都得到相同的每月６００ 马克的补助。（Ｍｏｓｓ，１９９０：１４）
６个月之后，补助支付要以家计调查为基础，只有大约４０%的家庭能够继续得到全额津贴。女性占到了现金津贴申领者的９８ 。５%。因此，虽然父亲陪产假是正式可行的，但女性休产假占到了绝大多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果父亲休陪产假的话，家中一般会丧失更多的收入。家庭中劳动力的传统性别分化并没有被打破。另外，一系列措施用来将母亲们当做廉价的不受保护的灵活就业的兼职劳动力资源，该法案也是其中的措施之一。该法案对于提高生育率主义游说者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关注的是德国的出生率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期间是欧洲最低的。因此，福格尔海姆（１９８８：１１６）得出结论说，“父母津贴法案不像一项旨在提高女性或家庭处境的政策，而更像一项人口政策同时致力于清除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贡献数据”。
大多数有５岁以下孩子的女性（在１９８５ 年的比重是６１%）不在劳动力之列，这可能反映出日托的缺乏、高水平的女性失业率以及家庭生活观念的不断增强。能够满足全职双职工家庭需要的全托服务非常少。只有３%的３岁以下儿童去公立托儿所，其中有３０%到４０%来自于少数族裔家庭。在３岁到５岁的孩子中，有７４%的孩子去幼儿园，绝大多数这些幼儿园是由有公共基金支持的教会开办的。（Ｍｏｓｓ，１９８８）少数族裔孩子进入幼儿园的比率要明显低于整体人口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对于城市中心的居民来说在孩子入托上存在一些不便。很少有幼儿园提供全托服务。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发展在德国非常不均衡，在农村地区就缺少发展。几乎很少有雇主提供日托设施。也没有对父母的儿童看护费用进行减税。只有１５ ０００处看护场所拥有注册保育员。很明显，有相当一部分职业父母的学前儿童由亲戚、保育员、朋友、邻居、奶妈等临时照看。这样一种儿童看护供给的比重、特征和妥善性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
联邦政府对儿童日托并不承担直接责任。“正规的家庭日托计划在德国更为广泛地被制度化似乎是不可能的”（Ｎｅｉｄｈａｒｄｔ，１９７８：２３５），面对公众的这一敌意，政府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发起了一项小型的日托试验计划来应对。社会化的儿童看护是与民主德国的国家集体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由地方政府公共资助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实质上得到了增长。但是从那时候起，经费的削减对已有的日托供给产生了负面影响，包括导致儿童与成人看护的比率越来越高以及工作条件的恶化、工作人员培训时间的不足，同时更多使用不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和短期工。（Ｍｏｓｓ，１９８８）总的来说，德国日托方面的公共政策看起来还是相当连贯的。这意味着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应该待在家中做他们的全职无薪护工，这也反映了传统的男性养家者的“家庭薪资”观念。接受资金补助的幼儿园绝大部分不是全托的，即故意鼓动妈妈们不要从事有薪工作。那些脱离了“男人工作养家、女人照料家人”模式的父母们大部分任凭不受资助和制约的私人看护的摆布。
在德国，女性的无薪照顾工作范围当然也扩大到对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照料上，这些人中有８０%以上是由他们的女儿或儿媳来照料的。随着这些需要照料的人数的增加，女性一方面要照料自己的小孩，另一方面还要照料自己的母亲甚至祖母，这样两头受压的“三明治”现象快速增长。（Ｅｒｌｅｒ，１９８８：２３６）这已经促进了对一种新的“福利合办”的再讨论，这种“福利合办”包括家庭中男性及女性的照顾角色和私立及公共福利机构的社区照顾角色之间的合作。正如埃勒尔（１９８８）指出的那样，要成功做到“福利合办”，必须重新评估传统的家庭价值、性别角色甚至全职工作的严格定义。
因此，总的来说德国的家庭政策是由强烈的反集体主义情感形成的，这种情感更多起源于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内容而非“社会”内容。德国的家庭政策包括家庭中男女各自性别角色的传统定义，女人在经济上依赖于男人以及家庭的隐私，同时较少考虑在提高人口出生率上的国家利益。在过去２０年间，妇女运动已经成功地削弱了固有观念中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在堕胎政策领域，但是改变男权主义福利国家的斗争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