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与贫困
鉴于上文提到的适度去商品化，在美国现金收益只占到平均收入很小的一部分（８%）。换句话说，人们主要是依靠工作、私人财产和私人养老金来获得“市场收入”。这与西欧福利国家尤其和瑞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８０年的收入分布数据充分显示：在这里所研究的福利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是最大的。收入最低的２０%的人是可支配收入最少的。不过，奇怪的是，那些收入最高的２０%和１０%的人还不如德国那部分人富裕。根据家庭大小调整后的基尼系数分布，１９７２ 年、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８０年数据显示的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虽然不如德国，但远远超过瑞典和英国。然而，在所得税和社会保障转移上，从基尼系数分布来看，美国比瑞典低得多，比英国和德国低得更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美国的收入分布应该更加不平等。所有这些数据说明，这是在穷人、低收入者和那些中等、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在美国相对要大一些。同时，可以认为里根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２年的减税计划带来了持续的收入再分配，尤其使得收入最高的１０%的人受益。（Ｅｄｓａｌｌ，１９８４；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Ｊｅｎｋｉｎｓ，１９８７；Ｒｕｇｇ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Ｈｉｇｇｉｎｓ，１９８７）
比较数据显示美国在１９８０年收入移转后的贫困水平大约是英国的两倍，是瑞士和德国的三倍。在福利国家中，美国发展出了一个国家的贫困定义。自从１９６４ 年美国开始向贫困宣战，联邦社会保障署每年都会确立不同大小的家庭在获得营养、房屋、衣服和健康照顾等方面的最低收入水平。这是官方的贫困线，它包括了来自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收入，但是并不包括像粮票这类福利。这必然有不当之处，而且也被批判认为过于粗鲁、慷慨，过于卑贱（ＤｉＮｉｔｔｏ ａｎｄ Ｄｙｅ，１９８３：第３章），但是它仍然被广泛地接受和引用。１９８５年有１４%的人口以低于贫困线的收入水平过着家居生活，还有４ 。７%的人以低于贫困线标准１２５%的收入水平生活。州与州之间的贫困人口的比例差别非常显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贫困人口比例最低，占５。６%，而密西西比州的贫困人口比例最高，占２５ .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改革使得整个贫困比率下降了一半，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贫困率又再次攀升，尤其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经济不景气的时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白人的贫困数减少要比黑人贫困数减少相应更多一些，而西班牙裔和单身母亲的贫困数显著上升。黑人家庭的贫困数量是白人家庭贫困数量的三倍，这个比率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
养老金
１９８０年美国公共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的总体开支占ＧＤＰ的比例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而且远远低于我们这里提到的其他几个福利国家。医疗保健开支正好与此形成了相反的对比，可能反映了相对不太积极的私人养老金行业。美国的老年人尤其依赖有薪工作，这份报酬占到老年人家庭收入的２６ .８%，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德国和瑞典。大概是因为受到了唯意志论以及美国的私人福利程度的普遍影响，美国养老金主要由公共部门提供。１９８０年公共部门提供的７９%的养老金支出大部分来自社会保险基金，并为战争中的老兵和一些公职人员增补了特别基金。１９８０年当企业年金所占比例已经远远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也只是占到总支出的１７%。这种状况主要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２０世纪的前３０年是福利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主要基于职业上的福利和服务供给。根据布兰德斯（１９７６：１０５）的研究，“养老金计划是在雇主们反对工会的斗争中得到支持的”，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大约有超过３００万的工人被覆盖在内。然而，这只是工人中的一小部分精英，而且不论雇主还是雇员对该计划的热情都不高。养老金计划并没有动摇工会主义，而且工人们也非常憎恨雇主利用养老金作为规训和控制他们的手段。（Ｌｕｂｏｖｅ，１９６８：１３１）正如威尔逊（１９８７：４４）的研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约５０%的工人正在争取建立企业年金的权利，约三分之一的退休人员实际上在领取企业年金。然而其覆盖率远远不足，而且低收入者、非熟练体力劳动者、女工以及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从业者都没有这种附加的保障”。
在最近的经济衰退过程中，许多企业年金计划遇到了困难甚至陷入困境；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联邦政府采用了从紧的制度。
在２０世纪的前３０ 年里，各个州都为推动社会保险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大部分遭到了需要支付保险费的企业的反对。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在大萧条时的大规模贫困期间，为争取实现彻底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对年老、失业和穷人救助的平民运动出现了。其中，汤森运动（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是历史上有关老年人群的第一次规模性运动，其要求是建立一个统一费率的普遍养老金制度，这一运动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达到顶峰，拥有几百万的支持者。这一运动“兴起了美国政治上一种新的力量：老年人”（Ｌｅｕｃｈｔｅｎｂｕｒｇ，１９６３：１０６），它保留了同一时期利益集团政治和游说的重要意义。虽然汤森计划没有被采纳，却是“新政”的核心内容之一，１９３５ 年社会保障法案实施了针对老年人的法定保险，并增补了基于经济状况调查之上对老年穷人的救助。从１９３５年以来，社会保险已经逐步扩展并覆盖到孤寡（寡妇及其孩子）、残疾人，而且医院也为老年人支付一些费用。这一计划被称做老年、孤寡、残疾和健康保险（Ｏｌｄ Ａｇｅ，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ＯＡＳＤＨＩ），是美国福利国家的基石，也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的“社会保障”。收入关联的福利其缴费是由雇主和雇员各负担５０%，在１９８８ 年相当于工资税的１５.２%。这对于低收入者而言有着轻微的压力。其资格条件限制并不是很严格但也不算很宽松。这一福利在１９７４ 年以来就已经根据生活消费指数进行了调整。社会保险基金并没有来自税收的补助，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保障体系就频繁面临财政危机，主要是因为有资格申请老年、孤寡、残疾和健康保险的老年人数量增长，从而导致孤寡和老人的保险基金出现赤字。这一危机随着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新保守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者在华盛顿官僚政治框架内激烈的权力争斗而告终。（Ｌｉｇｈｔ，１９８５）结果形成了１９８３ 年的社会保障修正案，生活费用指数的调整暂且搁置，工资税计划再次上调，高收入者享有的福利需要纳税，社会保障的保险范围被强制实施以增加缴费收入，并且设想在长期内提高退休年龄到６５岁以上。由此看来，自由主义者似乎成功守卫了“新政”，但是并没有为妇女和低收入者争取更多的权益。尽管新保守主义者仍然在继续寻找削减有资格申请社会保险的人和按物价指数调整工资的办法，但是这在老年、孤寡、残疾和健康保险受到普遍支持的情况下显得非常困难。
官方（有可能过于乐观）显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超过９０%的人接受了老年、孤寡、残疾和健康保险福利，而且这是他们大多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老年、孤寡、残疾和健康保险保险并没有如此普及；１９８５ 年有９１%的雇用工人被覆盖，但这只占到整个劳动力人口的８５%。自从保险金与收入关联之后，整个国家的月平均支付费用发生了相当可观的变化，这反映了收入与缴费记录之间的差别。１９８５ 年给退休者平均每月支付最高的是康涅狄格州，达到５２５ 美元，最低的是密西西比州，４０３ 美元，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是 ４７９ 美元。据官方估算，老年、孤寡、残疾和健康保险的收入替代水平在１９８３年低收入者为５０%，达到平均收入水平者为４０%，高收入者为２３%。（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７：４５）不过，又如阿什纳姆（１９８６：１２４）所言：“老年、孤寡、残疾和健康保险有关资格认定的方法对那些雇用和挣钱的经历不同于‘一般’白人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对于女性而言，社会保障对那些结过婚而没有就业的女性更有利，因为她们的福利是和她们丈夫的缴费记录相联系的。这一制度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家庭工资”模式基础之上。然而，“实际上有三倍数量的女性是在她们自己缴费的基础上领取养老金而不是作为受养人来领取养老金”（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７：４６），因此，她们享受的福利常常比她们作为全职太太所享受的福利要低，因为她们的缴费和收入记录相对比较低。大多数年老的女性，她们既有居家不工作的经历，也有工作挣钱的经历，这些人经常因为申请资格的规则限制而不能从她们的社会保障缴款中获得福利。（Ｆｏｒｍａｎ，１９８３：３８）离婚、残疾和丧偶的女性作为家庭主妇也会因为男权制的资格申请规则而在享受福利方面处于不利的位置。来自妇女运动的压力使得一些改革取得了成功，这些改革有利于离婚、残疾和丧偶的女性争取她们的福利（Ｆｏｒｍａｎ，１９８３：３７－３８），但是为确立老年妇女也能享受福利的平等权利的改革建议遭到了反对（Ａｓｃｈｅｎｂａｕｍ，１９８６：第６章）。老年、孤寡、残疾和健康保险福利制度也许因此可以在阶层的基础上而不应当是在性别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重新区分。
１９８０年，美国有２０ .５%的老年人家庭是贫困家庭，虽然比率没有英国高，但是比德国的两倍还多。１９８５年３月，房主达到以及超过６５岁的家庭中有１５%的家庭生活在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以下；所有老年人家庭中有２０%要求至少一种如粮票或者医疗救助这样的非现金福利，但只有９%的家庭获得家计调查式的救助以增补或者代替社会保险金。几乎所有这些针对老年人的家计调查式的救助都来自于１９７４ 年以来实行的补充保障金（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ｃｏｍｅ，ＳＳＩ）计划，这一计划始自１９３５年的社会保障法案，主要覆盖了对残疾和老年人的家计调查式的救助。补充保障金的申请者中大约有一半的人正享有社会保险金，而剩下的都是没有参加保险的。１９８５ 年，在补充保障金的申请者中，女性占６５%，黑人占了２５%，这一年老年人每月平均获得的补充保障金是１６４美元。补充保障金是美国唯一的全国性统一的家计调查式补助，虽然大多数的州给予的补助是联邦政府的最低水平。在１９８５年，超过６５岁的人中有３１ .５%的黑人和２４%的西班牙裔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白人中只有１１%。所有这些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还有很大比例的老年人没有被覆盖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内，而且他们生活在贫困线水平甚至在贫困线以下，几乎不能从福利国家中获得任何帮助。老年人中的不平等非常明显地是由“种族”和性别造成的。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老年、孤寡、残疾和健康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使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老年人的比例减少了一半，但是这一改善成果在白人中要比黑人和西班牙裔人中显著得多。
社会救助
迄今为止，针对穷人的最重要的福利是叫做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ＡＦＤＣ）的计划，该计划和福利一样有名。和补充保障金一起，形成了美国福利国家梯级的最底一级。该制度的起源要追溯到２０世纪的最初几年，当时包括一些早期女性主义者在内的进步人士成功地动员政府给予贫困的单身母亲救济以使得其子女免予送往教养院。１９３５年的社会保障法强制性规定了国家必须提供具有与之相匹配的联邦津贴这样一份福利，该计划的原则在于给贫穷的单身母亲提供直接的救济帮助使其免于家庭破裂。该计划从来没有被当做类似英国收入支持计划那样的社会救助安全网，但是在零星或不充分的形式上已经达到了社会救助安全网的效果。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计划的两个显著特点是，首先，每个州有自己的计划，这导致各个州的福利水平和获取资格很不一样；其次，双亲家庭还不能申请这项福利。这似乎看起来反常，但是正如皮文和克洛（１９７１）所说，该制度在迫使人们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上扮演着核心角色，通过威胁否决其基本生活福利申请对“福利母亲”和失业男性都起到了作用。与１９世纪的济贫法管理不同的是，地方政府的判别力和福利水平的巨大差异允许福利制度能够适应地方政治和劳动力市场环境。这不是过去的一种过时的遗存，而是一种由英国新右派提出的在高失业率地区降低工资的制度。在１９８４年密西西比州的平均月福利支付只有９１美元，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亚州是４８９美元，美国的平均水平是３２５ 美元。很显然，加利福尼亚州的生活成本并不是密西西比州的５倍。普拉尼克（１９８９）计算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福利在何种程度上降低了穷人的福利受益前收入和贫困线之间的距离。这提供了一种能够缓解贫困的有效福利措施，虽然这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贫困线以上还是远远不够的。普拉尼克（１９８９）计算出福利受益前的收入差距下降的中位值是２０ .２%，数值的变动区间从慷慨的威斯康星州的４２%到吝啬的内华达州的１０ .９%。１９６１年以后，各州允许授予那些父亲失业家庭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但这在操作上仍然比较少见。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双亲家庭依赖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计划的比重逐步上升，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上升到大约１０%，差不多其他都是单身母亲家庭。至今人们普遍认为给予失业的父亲福利支持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１９８８ 年的家庭支援法中要求各州在有限时间内将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资格扩大到所有有需要的双亲家庭，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计划的管理总是倾向于认为申请者的处境不应得到该项福利：
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计划中心属于典型的昏暗、冷酷的地方；长长的等候队伍以及诊所一般的氛围给人以毫无人性的感觉。一旦申请被要求与社会工作者见面，他们的生活就要被彻底而没有隐私地调查。通常他们被置于监管之下，福利工作者还会告诫他们“恢复”自己的地位，同时被要求证明自己不是骗取福利的人。这一系列贬低人的过程也有效地限制了那些潜在的福利申请者，他们将会宁愿去获得仅能保障生活的工资也不愿意去遭受享有这种福利的后果。（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ｓｓｅｌｍａｎ，１９７９：１９３－１９４）
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所谓的福利扩张为止，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计划都只是美国福利国家相对次要的部分，此后１０年间接受福利的家庭数量增长了４倍。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该计划的受益人数量稳定在１ １００万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５%。福利扩张是民权运动的主要成就之一，该运动第一次给予绝大多数的黑人享受福利国家的权利。部分来说，这是对美国南方的农业现代化（Ｐ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Ｃｌｏｗａｒｄ，１９７１：２４９）和由此导致南部黑人大规模失业并且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迁往北方城市所造成的国内混乱局面的反应。部分也是因为，福利扩张和“伟大社会”计划实际上是对作为新政治力量的黑人选民出现的反应。联邦政府被迫通过资助享有福利权的公共服务，挑战法庭上的地方法律，管理以及支持穷人地方组织，从而干预地方政府的福利管理。因此，“男人在家的统治地位、居住权法案、称职母亲的规定以及大量限制人们的其他法规、政策和管理最终都被取消了”（Ｐ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Ｃｌｏｗａｒｄ，１９７７：２７２）。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围绕着福利改革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经历了持续的斗争。对于外在围观者来说，这是穷人和国家之间最显而易见的冲突。无论是自由主义者保证最低收入的建议（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１９７３）还是新保守主义废除福利的观点（Ｇｉｌｄｅｒ，１９８１）都失败了。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开始，联邦和州政府努力强化该计划中的工作刺激压力。在里根政府１９８１ 年的统括预算调整法中，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计划申请者明显遭受申请资格和福利削减之苦：支付拖欠，对低收入就业者的救助几乎取消了，诸如食物券和住房福利相关的福利大幅度削减了，家计调查变得越来越严格，同时与物价水平脱钩的福利水平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程度。（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４；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８７）统括预算调整法的结果是，大约４０万个家庭失去了获得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计划的资格，同时另外２６万家庭相关的福利被削减了。
失业与劳动力市场政策
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的官方失业率从经合组织国家来看，大大高于英国、瑞典和联邦德国以及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官方失业率在两次最近经济衰退时期的１９７６ 年和１９８３ 年达到顶点，在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达到９ .５%。然而，在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的官方失业率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接近，反映了美国实质性的就业增长，同期欧洲就业增长比较慢。当然，这些官方失业数据并不包括那些身处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隐性失业者。在美国似乎没有对这部分人数量的可靠估计，但是处于就业年龄但无事可做的美国成年人的数量可能要远远高于西欧。比如，由马罗波尔（１９８４ ａ：１９）提到的一项调查中显示２０%的处于就业年龄的黑人处于失业状态，明显高于官方统计数据。
最初在１９３５年的社会保障法中获得立法的失业保险与老年、贫困、残疾和健康保险，补充保障金及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计划一起构成了社会福利新政的另一主要支柱。该计划由联邦工资税提供财政资助，但是在一些特别内容上各州管理自己的计划，从联邦基金获得补偿。与收入相关的收益的最高值根据各州情况有所变化，基本上维持２６周的在失业前总收入的５０%到７０%之间，在一些个案和州这一期限延长到一年。为了省钱和相对较低的目标给付，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对失业保险收益征税。大约９０%的在国有部门就业的劳动者被国家失业保险覆盖。反映出各州工资水平和失业保险计划的差异性，在１９８５年每周的平均失业救济支付在田纳西州的８９美元和明尼苏达州的１５３美元之间变动，美国的平均水平是１２７美元。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随着新保守主义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兴起，失业保险的资格条件、超过２６州的救济延续以及对该计划的资助明显从紧了。收益水平只是在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８２年之间与通货膨胀保持一致。在美国如果失业保险计划与劳动力市场或接受再培训压力之间有什么关联的话，也是很少的关联，这与联邦德国和瑞典不一样。美国就业措施上的公共开支是由失业救济方面的开支来决定的，而在瑞典另外一个极端是其就业措施的公共开支是由积极劳动力市场措施决定的。与法国比较类似，但不同于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没有针对已经失去资格领取失业救济的长期失业者或是失业保险没有覆盖到的人群的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救助。这可能依然是福利国家如何通过默认压力迫使人们去就业的最明显的例子，哪怕收入很低，或者是非法的和其他非正式的收入来源。由希尔（１９８８：３１２）所提及的１９７９年的一份主要调查中揭示了隐性失业水平和失业保险在黑人群体中的未覆盖程度两方面的情况。这份调查显示只有１１%失去工作的黑人养家者正在获得失业救济，１８%的人已经用完了其失业救济，其余的人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喜欢工作，但是甚至在那些已经被解雇的人中，只有２０%的人近来在接受救济，同时有５６%的人从来没有资格获得失业救济。对于黑人来说，失业保险明显不是一项普遍性的社会计划。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福利扩张以来，联邦和州政府已经制定了一揽子政策对福利收益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要依靠福利而是去寻找工作，最明显的是１９６７ 年、１９７１ 年、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８０ 年的就业刺激方案。从本质上来说，所有这些措施都包括了胡萝卜和大棒，大棒包括收回福利的威胁和现实；同时胡萝卜包括日托、节育服务、失业救助所、培训、咨询和旅费等等。１９８１ 年的统括预算调整法，该法案颁布了里根已经提到的福利国家削减的大部分内容，要求除了有６ 岁以下儿童的母亲（１９８８ 年修改为３ 岁以下儿童母亲）之外，所有“身体能动弹”的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计划接受者为就业或培训进行登记。统括预算调整法还鼓励和帮助各州推进“以工代赈”计划，该计划要求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计划接受者从事一些无报酬的工作，为他们的福利受益而“工作”。虽然“以工代赈”计划被英国的新右派大为赞赏（Ｂｕｒｔｏｎ，１９８８），但是其在美国的直接影响是相当微弱的，当然它的推行间接给穷人施加了更多压力。正如贝佳斯（１９８７），与基本原理大不相同的是，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大约两万人处于“以工代赈”计划中，并且只有四个州完全实施了该计划。贝佳斯对“以工代赈”计划政策研究的回顾，主张该计划对于通过找到工作或是提高工资来帮助那些以前有过工作经历的人来说收效甚微。从以工代赈中适度获益的人是那些没有或只有很少工作经验的人。几乎“以工代赈”计划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以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或重回失业状态而告终的。
女性、劳动力市场与收入支持
战后美国女性参与就业的增长一直维持着十分稳定的动力，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晚期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刚好超过经合组织平均水平。这主要归功于白人已婚女性就业人数的增长，黑人妇女中就业变得更为普遍。正如其他国家存在明显性别化的就业结构，劳动力的分割现象由于作为女性主要雇主的福利国家的增长而被进一步强化了。因此，根据戈登等人（１９８２：２０６）的研究，“女性就业的四种类型——无关重要的制造业、零售业、办公室岗位以及医疗和教育部门——在１９７０年占到了女性就业的９５%”。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福利国家中的就业扩张是“女性和少数族裔经济状况进一步改善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Ｅｉ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４：１１８），但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女性和少数族裔在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就业遭受公共开支削减的严重冲击（Ｅｉ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４：１１７－１１８）。
美国女性中的兼职就业比重明显低于英国和瑞典，但接近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和联邦德国、瑞典和绝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一样，女性中的标准失业率一直以来都比男性高。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虽然预算在削减，但是因为私人和服务领域就业岗位扩充，女性失业率基本保持稳定，同时男性失业率持续上升，唯一相反的是德国。战后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太大变化。相对于男性收入的每个美元，女性的实际收入从１９５５年的６３.９美分下降到１９７３年的５６ .６美分，虽然从那以后有所增长。福利国家根据阶级、家庭结构和种族对美国女性分层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帕尔（１９８８）主张美国女性可以有效地分成三群人，这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分化：首先，处于贫困状况的被边缘化的女性；其次，从事文员、服务业、社会照顾和蓝领行业的大部分女性；再次，属于少数精英群体的从事专业工作或经理工作的女性。贫困女性通常就业不稳定，但是当她们有较低收入的工作时，通常也一样依赖福利。许多贫困女性“在完全自立阶段，同时她们也需要在补充福利和完全依赖福利阶段‘循环’，这主要取决于诸如国家经济、工作周期性和她们自己以及子女的健康状况”（Ｐｏｗｅｒ，１９８８：１４８－１４９）。
人们普遍认识到福利具有将边缘化女性用作劳动力后备军的支持作用。第二类人群中女性大众就业者的增加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维持中等家庭的收入上扮演着关键角色，这段时间个人的真实收入下降了。对于这部分女性来说，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部分在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在法律上实现权利平等以及强制执行机制的建立。对这些措施的影响很难作出解释。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就业者的总体处境依据收入和横向与纵向的性别分化来看可能进一步恶化了。有证据表明支持行为、权益维护和其他反歧视措施反而适得其反地鼓动男性反弹，同时这也因为“潜在的刻板印象并没有随着法律机制的发展而有效改变”。然而，“女性的处境因为没有关注歧视、女性的困境和总体经济状况而实质性恶化”（Ｌａｒ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Ｇｕｔｅｋ，１９８４：２５５）。女性争取平等权利运动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遭遇两次主要的挫折。首先，在妇女运动进行了多年斗争之后，主张男女平等的平等权利修正案（ＥＲＡ）尚未被批准和写入宪法。其次，虽然没有废除已有的平等权利法案，里根政府成功地通过削减管理机构的人员和经费削弱了这些法律的效力。（Ｂａｗｄ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ｌｍｅｒ，１９８４：２０１－２０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美国司法部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攻击公共部门的支持行为和权益保护政策。（Ｐｏｗｅｒ，１９８８：１５３）虽然争取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斗争遇到了这些挫折，但是捍卫男女平等的权利机制仍然需要继续下去，同时里根政府不可能在抨击女性权利上取得完全成功。虽然缺乏有力的证据，但是似乎从事专业和经理岗位的中产阶级女性比从事工人阶级岗位（包括蓝领和白领）的女性更为普遍地从平等权利政策中获益。通过比较美国和英国的女性就业者，戴克斯和肖（１９８６）得出结论，对于大多数女性就业者来说，美国就业上的男女平等权利政策比英国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女性的全职就业占主流，对儿童照顾开支进行减税以及针对大部分全职就业的由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方案促进了美国女性的全职就业。总的来说，美国妇女运动的力量和英国相比更大程度上反映在立法方面，这导致美国妇女更为积极地追求平等权利，这也提高了女性就业者在雇主眼中的总体地位。（Ｄｅｘ ａｎｄ Ｓｈａｗ，１９８６：１２８）这意味着英国雇主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更倾向于将他们的女性雇员当做“边缘化和可任意处置的”。
从有效证据的基础上来说，不可能十分精确地在这些女性群体或阶级之间划出变动性的边界来。穷人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女性，相当一部分单身母亲家庭处于贫困状态。美国的福利制度在使得单身母亲家庭摆脱贫困上的作用十分有限。以１９８０年的卢森堡收入研究为基础，现金救济只是成功降低了１１ .６%的贫困单亲家庭数量，同时５１ .７%的单亲家庭还是陷入收入转移后的贫困之中。因此，虽然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计划是以单亲父母为目标，但是与联邦德国和瑞典相比，该计划在使得大部分单亲父母脱离相对贫困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单亲家庭的净收入占双亲家庭净收入的比重只有５７%，这在本书研究的四个福利国家当中是最低的。虽然事实上在美国有比英国和联邦德国更大比重的单身母亲就业。随着单身母亲家庭数量的不断上涨，最近几十年间美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到１９８４年超过四分之一有孩子的美国家庭是单亲家庭，在这当中８９%是单身母亲家庭。这在经合组织国家中迄今是单亲家庭比重最高的国家，甚至比瑞典还要高出许多。因此，单身母亲家庭导致穷人比重的不断上升。同时女性贫困人口的比重在过去３０年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她们大多是生活在单身母亲家庭中。因此，正如希门尼斯（１９８９）所说，还没有存在贫困的女性化，但是贫困女性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从依靠贫穷男人到依靠福利制度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