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美国是唯一没有普遍儿童津贴和法定产假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没有任何一项福利能够获得立法通过。很明显，也没有关于以确保母亲和儿童的福利安全或是鼓励人们生小孩或是不生小孩为目标的普遍性计划的联邦家庭政策。虽然这与瑞典和法国相比形成了显明的对比，但是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的情况则变得越来越接近于美国。联邦德国和英国都允许通货膨胀侵蚀儿童津贴，同时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提高人口出生率几乎退出了政治议程。在美国，家庭政策的观念一般是与形塑社会政策的唯意志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尼克松总统反对针对日托的国家计划，因为这会使得美国家庭陷入“苏俄化”的威胁。对这方面的推论基于在美国家庭通常比在欧洲甚至更多地被描述成“残酷世界的避风港”（Ｌａｓｃｈ，１９７７）、可靠个人主义的堡垒。美国唯意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强调家庭养活自己的责任。当时尼克松提出以家庭救助计划来代替福利并且给予所有家庭稳定的最低收入，国会以这将会削弱家庭的责任和工作积极性为由否决了该提议。美国家庭政策表面上缺席但背后的另一中心议题在于生育率的政策问题。在欧洲，国家家庭政策通常是由以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措施来阻止生育率下降这一焦点问题进行引导的。在美国，一般的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措施从来没有提上过国家政策日程，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口持续增长，但首先可能是因为阶级和种族偏见的优生学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制度化影响。公共和私人部门通常通力合作寻求限制贫穷白人、黑人、美洲土著和其他少数族裔中的出生率，同时试图鼓励中产阶级女性生育更多的孩子。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１９０５年的一次著名评论中攻击不少女性使用节育手段，将之称之为“反种族的犯罪。并且是健全的人嘲弄和鄙视的对象”（转引自 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７７：１３６）。“种族自杀”一词被用来形容这种被广为支持的观点，对该观点的反对意见仍然是表面上的。从１９世纪晚期开始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就寻求可以使儿童也包括母亲免予遭受贫穷和寄居制度之罪。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冷战期间，特别是在苏联成功实施太空计划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以儿童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同时人们将苏联的成功归因于其明显的干预主义家庭政策。（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１９７９：２３２－２３４）自从１９０９年以来就有一系列关于儿童的总统咨文，这几乎可以被看做是联邦政策干预的替代品。在地方上，这种自由主义的社会压力有助于在联邦协作或资助相对较少的福利国家基础上形成社会工作、计划生育、家庭护理和社区照顾机构在内的网络。因此，美国的家庭政策具有两个方面——与隐私、自给自足和日常的，特别是家庭中推崇母性这样的观念相一致的以穷人和种族化少数族裔为目标的规训性质的福利和服务。然而，并不是说这一正统说法就是完全高枕无忧的或是没有人挑战的。黑人控告自由主义的生育控制政策是在进行种族灭绝。人们普遍认为福利制度是在破坏双亲制的家庭结构。
也许最重要的挑战来自于妇女运动，其在家庭政策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领导角色。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女性与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一起开始争取志愿母性、节育和母亲退休金。一直以来，美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就团结起来争取法律之下的平等权利，但是社会女性主义——为女性争取社会福利及服务——通常与平等权运动密切相联。近几年来，妇女运动为扩大和捍卫堕胎权及服务、女性为中心的医疗保健服务、针对受虐待妇女的服务、儿童看护服务、产假等而斗争。
在所有这些多种政治压力和结构性经济变化中，家庭政策逐渐不规律地发展着。只有１４%的家庭遵循传统的男人养家模式，数量上不及单身母亲家庭的数量。双份工资收入家庭成为迄今最为普遍的家庭模式，因此，
福利国家部分起因于家庭生活模式的改变，同时对于家庭生活来说也产生了有意和无意的结果。白人已婚妇女加入到劳动者之中，增加了离婚率；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足以揭示出传统男权主义家庭中过时的一面。国家正被迫重新制定一种动态的不再单单依靠传统家庭模式的男性特权。（Ｅｉ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４：１１４）
出现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家庭政策之下的“新男权”在美国也是明显的，美国女性现在正越来越多地在经济上依赖福利国家和就业。因为男性和女性之间日益扩大的工资差距，以及美国福利国家的不充分，休利特（１９８７）甚至认为美国大部分女性在许多方面过着一种“虚弱的生活”，并且迄今为止女性解放某种意义上还只是一种神话。作为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新右派特别是其中的福音传教士道德多数派，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起了对福利国家的攻击，认为他们是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一种危害。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得到了里根总统的支持，１９８１年的统括预算调整法在福利和与此相关的救济和服务上的削减根据传统家庭价值被正当化。也许新右派最重要的斗争集中在堕胎问题上，但是他们寻求在更大范围内改革福利国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新右派将他们的家庭保护法案提上了议会议程，虽然没能获得通过，但是这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计划。该法案寻求重新定义并且延伸父母的责任，比如要求父母承诺给未成年人开具避孕药或是允许他们堕胎，同时对于那些违背这些条件的机构撤回联邦资助。该法案试图对于那些“不允许志愿学校祷告、父母参与到与学习宗教相关的决定以及。父母审查教科书内容”（或者正如比切斯基翻译成“检查制度”）的学校断绝联邦财政支持。（Ｄａ-ｖｉｄ，１９８３：３６）该法案还建议联邦资金不应该被投放在那些没有反映一般的男权主义家庭价值观和女性传统角色的教材或是那些对同性恋持中立或赞同态度的教材上。这些观念在地方层次上产生了持续性影响。新右派和道德多数派没有在联邦政府层次上取得成功，反映了他们没有从新保守主义者那里获得支持，这些人通常在家庭和堕胎上持相对自由主义的立场。新保守主义者关注于福利预算削减和削弱支持行为计划。正如爱森斯坦（１９８４：５８）推论说：
新保守主义者正在逐步建立起这样的国家，即反对男女平等并且选择性别差异性，但将其隐藏在机会平等的自由主义华丽辞藻中。就这一点而论，他们并不是主张反对男女平等的立场，但是。在这里性别和政治以及作为政治的个人的议题又一次令人费解。
甚至该计划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没有得到成功的实施，下面我们对黑人家庭、堕胎、日托和父母权利的讨论中将会尽量体现这一点。
黑人家庭
美国家庭政策和贫困政策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黑人社区中单身母亲家庭数量的日益增长。黑人家庭中单身母亲家庭的比重从１９６４年的２５%上升到１９８４年的５９%。大约６０%的此类家庭生活在贫困当中。在近３０年的时间里，人们越来越关注所谓黑人家庭的危机，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明显脱离男权主义的家庭模式总的来说对于黑人的生活产生了破坏性的负面影响。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都将之看做下层社会现象的重要诱因，也是社会政策应当应对的一种社会疾病。因此，１９６５年莫伊尼汉在其著名的申明中强调“黑人社会机构恶化的核心在于黑人家庭的恶化”（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１９６８：２９）。作为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莫伊尼汉主张用一份稳定的最低收入作为恢复双亲家庭的一种手段。诸如默里（１９８４）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准备清除掉福利及与此相关的实物形式的救济，迫使穷人去工作或者是依赖于慈善、亲戚和朋友。他暗示强化工作刺激将会从某种角度以难以解释的方式鼓励一般意义上的温馨家庭生活。研究证据表明福利收益的水平和可及性对于家庭结构只有很少或是完全没有影响。（Ｎｅｃｋ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马罗波尔（１９８４ａ）描绘了“黑人家庭对晚期资本主义结构性失业的破坏作用”，特别是黑人男性失业的增长以及将黑人男性制度化到监狱、军队和精神病院中。也没有必要将男权主义家庭看做一种理想模式。黑人单身母亲家庭数量的日益增长是对大量严重压力的理性适应，这些压力包括结构性失业、不给予双亲家庭福利以及十几岁的下层社会中黑人的绝望和对自尊的渴求。事实上，背离男权主义家庭模式可能被看做反映了在压力下黑人社区的力量，这和在奴隶制下发展起来的非正式亲属关系并没有什么两样。单身母亲家庭比重的增长只是一般欧美核心家庭下降的一部分，同时也说明包括同居、男女同性恋父母身份以及缺少父爱在内的替代性家庭模式的增长。后一种现象在由斯达克（１９７４）进行的贫困黑人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中非常普遍。不论其是否是人们所希望的，迄今为止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显然都没有成功地复活传统家庭模式，特别是在黑人当中。导致单身母亲增多的结构性和社会力量并没有弱化的倾向。
堕胎与绝育
美国的堕胎问题一般是根据宪法赋予女性的权利和胎儿的权利（如果有的话）进行讨论的。事实上核心议题应该是在本质上私有的医疗保健制度中对安全合法堕胎的可及性问题，特别是对于贫困妇女和少数族裔妇女来说更是如此。在１９７３ 年自由堕胎法改革之前，女性获得医院堕胎手术的机会主要控制在私人医生手中，这导致贫困和少数族裔女性只有很少或没有堕胎的机会。因此，成百上千的堕胎手术在一个阶层分化的制度中得以实施，贫困女性只能在贫民窟中非法堕胎者的危险和肮脏的环境下实施堕胎手术，而富裕的中产阶级女性通常能够在医院和私人医生的诊所中获得安全、卫生的堕胎手术。（Ｐｅｔｃｈｅｓｋｙ，１９８５：１５３）虽然１９７３ 年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清除了这种阶层差异制度，但是缺乏公共资金以及廉价、可及性的医疗服务意味着在这个国家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对于贫困女性来说，直到她们怀孕２０周都可以堕胎的法定权利仅仅停留在书面上，难以成为现实。１９７３ 年的改革必须置于种族和阶级分化的背景中检视。
１９７３年的改革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生的两种现象：现代妇女运动的兴起，该运动高调地将堕胎权置于议事日程上，另外一个是对人口控制的自由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观念的修正，该观点逐渐支持将堕胎作为一种控制穷人和少数族裔人口出生率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医学会在１９６７年承诺在女性的健康受到危害的时候可以实施堕胎手术。因此，“医学和优生学在生育政治占统治地位一个世纪之后，堕胎成为合法。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社会需要、女权主义行动和控制人口增长的观念聚合到了一起”（Ｐｅｔ-ｃｈｅｓｋｙ，１９８４：１３２）。
１９７３年的自由改革是高等法院对保罗伊诉韦德案宣判的结果，该法案将妊娠前１２周之内的即时堕胎合法化。在怀孕１２周到２４周之间，州立法机构可以根据孕妇的健康状况管理堕胎相关的程序。２４周之后，州立法机构可能禁止堕胎，除了遇到孕妇的生活或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在１９７６年的海德修正案中，议会授权联邦医疗补助基金对那些生命受到威胁或是因为强奸或乱伦怀孕的女性提供帮助。１９８１年对于强奸和乱伦受害者的医疗救助资助被取消了。有１０个州继续对即时堕胎提供医疗救助资助，但是另外４个州要考虑受资助者的“医疗必要性”。从１９７３ 年开始由于黑诊所的堕胎导致的死亡和疾病已经大为下降，同时每千名年龄在１５岁到４４岁之间的妇女的合法堕胎率从１９７２ 年的１３ .２‰上升到１９８３ 年的２７ .４%。从１９７７年以来，总的堕胎比例维持在２５‰到３０‰之间，而非白人的堕胎比例则在５０%和６０%之间波动。贫困女性的堕胎率大约是一般人的３倍，这意味着，即使有公共基金方面的障碍，这项改革仍然明显提高了穷人和劳动阶级女性获得堕胎服务的可及性，虽然这些女性中的许多人不得不为堕胎而背负大量债务。据摩根（１９８４）所说，“１８%到２３%需要堕胎的有资格获得医疗救助的女性因为缺少资金不能得到救助”。国家不同地区的堕胎率变动非常大，反映出许多医生和医院不愿意实施堕胎手术。１９８２年每千名１５岁到４４岁女性的堕胎率在哥伦比亚特区的１６９ .９‰到西弗吉尼亚的７.７‰之间变动。私人慈善组织和营利性诊所发展起来满足堕胎的需要，但是其可及性是不均衡的。１９８３年，９０ .５%的堕胎手术是在１２周之前实施的，相比之下英格兰和威尔士是８５ .４%。美国的堕胎率超过了英国、瑞典和联邦德国的两倍。这也许反映了美国更为自由的立法，但是也反映了美国更高比重的遗弃儿童、更低水平的性教育和较少使用节育措施。范金（１９８６：１５５）主张，“通过更为理性和透明的通往性欲之路，美国的堕胎率可能会大幅下降”，但是从新右派的“家庭保障”动力来看，这似乎很难实现。比切斯基（１９８５：１５９）推论说，美国堕胎的现实情况是复杂的：“看起来贫穷妇女通常不能得到她们所需要的堕胎手术；通常在她们不想实施堕胎手术的时候在外部压力下被迫堕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她们需要，有必要，而不是口头上‘选择’堕胎手术。”
从１９７３年开始，反堕胎“生命权”运动和道德多数派以及新右派的众多支持者一起发起了一场反对改革的暴力运动。堕胎诊所遭到燃烧弹的袭击，被栅栏团团围住。游行示威与反游行示威迅速蔓延，同时妇女运动强烈捍卫改革。合法性斗争在１９８９年７月最高法院关于允许州立法机构限制合法堕胎机会的决定时达到了高潮，该决定包括禁止在公共资助的机构实施堕胎，有效促使超过２０周孕期的堕胎为非法。比如爱达荷州的立法机构决定在１９９０年３月实施这些权力，通过立法，该法案提出该州９５%的堕胎都是非法的，同时对于那些不遵守该法案的医生实施犯罪性制裁。然而，该措施被州政府否决了。类似的反堕胎法案在全国范围内都失败了，正如保守主义政治家发现反堕胎的立场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政治现实是１９７３年的改革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不仅是在一般大众那里，而且也在政治和司法体制内获得了支持，不论该改革是支持女权还是人口控制。自此，推进反堕胎运动停顿了下来。
美国家庭政策中种族主义和优生学主义的普遍影响因为滥用绝育议题的斗争而进一步显现出来。在１９０７年到１９４０年之间三分之二的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优生学法案。该法律允许对被认为有遗传性缺陷的女性实施非自愿的堕胎手术，有时候甚至包括那些被贴上“社会性不足”标签的女性或是仅仅只有身体缺陷的人。在这项法律之下，１９０７年到１９６４年之间在美国及其殖民地——波多黎各有６３ ０００人被实施绝育手术。她们中的绝大部分患有精神疾病并且绝大部分是贫穷的黑人或西班牙妇女。最近至少有１０个州认为有必要对福利申请者实施强制性绝育手术，虽然这还没有变成法律。根据罗德里格斯—三叠系（１９８２：１４９）所说，“子宫切除，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最常见的大手术，其比率是瑞典的４倍多，已经成为另外一种估计在没有得到本人许可情况下被实施绝育手术女性人数的办法。接受福利救济的黑人女性是最大的受害者”。医疗救助将会承担９０%的自愿绝育手术的费用。在“自愿”绝育这一人口控制计划实施以来，据估计在１９８２年有４１%的印第安妇女被实施绝育手术。（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８４：７０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妇女加紧反对滥用绝育，试图迫使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该手术并且发展绝育手术接受者的知情同意权。（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Ｔｒｉａｓ，１９８２）
日托与产假
鉴于家庭政策的背景已经阐述过了，人们对于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拒绝为学龄前儿童提供公共资助的综合日托服务并不感到意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例外和暂时性的资助托儿所使得妇女能够从事工厂劳动。１９７１年，国会通过了儿童综合发展法，该法提出为一个遍布全国的日托服务中心网络提供联邦财政资助，但是该法案遭到了尼克松总统的否决，他十分准确地传达了政策的正统观念，因此：
好的公共政策要求我们提高而不是降低父母的权威以及父母和孩子的互动——特别是在那些具有决定性的儿童教育早期，他们的社会态度和道德意识开始形成并且他们第一次被灌输宗教和道德准则。对于联邦政府来说轻率地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支持儿童发展会将国家政府的道德权威置于通过国家模式来抚养儿童一边，同时反对家庭模式。（转引自Ｅｌｌｉ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ｃｈｅｓｋｙ，１９７２：１２）
家庭和母爱的私人神圣性必须免于国家的干预。在过去的３０年间有３种因素破坏着这种正统说法，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国会对日托的持续支持上。首先，日托和早期教育干预被看做是解决贫困和虐待儿童的重要手段，而不仅仅是通过鼓励生活在贫困中的母亲寻找工作来发挥作用。其次，高质量的家庭之外的看护对于所有儿童发展的好处正日益被人们认识到，特别是在美国教育成功被看做使其具有竞争力的首要因素。最后女性就业的扩大制造了来自几乎所有阶层的对日托的绝大部分需求，妇女运动将日托看做更多平等机会中的首要内容。所有这些压力促使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开始日托的大规模扩大，在这过程中联邦和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母亲从事劳动就业的６岁以下儿童的比重从１９７０年的２９%增长到１９８５年的４９%，预计到１９９５ 年要增长到６５%。在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５年之间对于３岁以下儿童来说由亲戚或保姆负责日托的比重出现了快速下降，同时由保育员，特别是由日托中心或是托儿所照看的比重相应地增长了。相似趋势也出现在母亲在工作的３岁到５岁儿童的照看上，与此同时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公立和私营领域的幼儿园数量都出现了快速增长。正如卡恩和凯默尔曼（１９８７：４）所说：“一半的州要求所有的学区向３岁到５岁的儿童提供幼儿园教育，有５个州事实上对所有５岁大的儿童提供了幼儿园教育。没有一个州为所有４ 岁大的孩子提供幼儿园学龄前计划，但明确的是正在逐渐朝这一方向发展。”家庭日托的增长大部分处于无管制状态，因为在绝大多数州只有看护３个或更多的保育员才被要求接受管制。
至于美国家庭日托的质量、工作条件和经费状况我们不得而知。似乎家庭日托主要是由那些既贫困又不富裕的父母使用——既没有穷到符合反贫困日托计划的条件，也没有富到足以将孩子送到私人日托中心。休利特（１９８７：８９）发现许多父母拼命地变着戏法一样运用各种非正式的安排照料孩子，她们将自己的时间、亲戚的时间、邻居的时间以及付费服务的时间混合到一起以提供足够的日托服务以确保她们能够正常工作。日托中心（托儿所）有两种类型，为中等收入家庭提供服务的营利性机构和通常由公共资金资助的服务对象更为复杂的非营利性机构。只有大约５００ 所由雇主提供的在工作单位的托儿所，它们所做的贡献相对来说微不足道。政府资助在１９８８年占到了日托中心收入的１７%，相比之下这一比重在１９７７年是２９%，这是营利性日托中心获得的联邦政府资金的四分之一。营利性日托机构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增长了一倍，特别是在幼儿护理学习中心的带领下（该公司在４０个州有１ ２００个中心），在专门从事日托服务的企业联盟中数量增长很快。到１９８８年有５１%的日托中心中的孩子是在营利性日托中心，相比之下在１９７７年只有３７%。绝大部分非营利性日托中心由教会、慈善组织等私下管理，通常和其他公共机构开设在一起。近几年日托的私有化十分明显。日托中心黑人孩子的比重在１９７７ 年到１９８８ 年之间从２８%下降到了２１%，这反映出中产阶级儿童的相对增加。最近一项有关日托中心的调查发现在非营利性日托中心看护的工资、条件和质量明显比较高，同时“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进入较低质量日托中心要比来自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中的孩子多”（Ｗｈｉｔｅｂｏｏｋ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１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收入的父母似乎更容易在非营利性日托机构中获得高质量的日托服务，这一点为沃克（１９９０）证实，他发现在华盛顿特区富裕的父亲们整夜在日托中心外露营。他们在排队获得“少数免费学校中的少数免费幼儿园，中产阶级父母准备冒险将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地方”（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９０：２３）。在大城市，一个营利性幼儿园一年的费用从每年５ ０００美金起步并且可能会超过１０ ０００美金，而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大概是５０ ０００美金。
除了托儿所教育的联邦基金之外，日托中心和家庭日托的直接性联邦基金主要来自于以穷人为目标的三个计划——开端计划、社会服务街区补助计划和儿童托育营养计划。作为向贫困宣战和伟大社会计划的中心环节之一，开端计划发起于１９６５ 年，主要是为贫困的学前儿童及其家人提供业余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虽然该计划只是覆盖了大约１６%的符合要求的人。开端计划继续得到大量的政治支持，但是在１９８１年后的统括预算调整法主导的预算削减之下，针对日托的所有其他形式的联邦基金都遭到了真正的削减。联邦政府对日托的非直接性支持采取联邦收入税削减的形式（有时候也附加州收入税削减），削减最多时占到了日托花费的３０%。１９８６ 年财政部在被抚养人照顾方面的抵税金额估计已经超过了３４亿美金，按照实值计算，比１９８０年抵税金额的两倍还要多，并且比日托直接支出的１。７ 倍还要多。同时还将日托开支的减税当做雇员的次要福利。这些形式的财政福利使得中、高收入家庭受益，同时对贫穷和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很小。从所有这些数据来看，很明显日托制度是伴随着阶级分化而断裂的，这种情况在过去１０ 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联邦政府的政策被调整用以满足富裕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日托需要，同时以牺牲对相对不富裕的工人阶级和下层社会的服务资助为代价。近来发展的积极方面在于尼克松的正统言论正日益遭到父母们的反对，同时日托正逐渐褪去与“福利”相联的污名。１９９０年议会批准了另一项儿童照顾法案，该法案寻求转变联邦基金平衡，即从抵税金额转向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服务，预计每年投入５０亿美金，并且将来会更多地以此来提高和扩大日托服务的供给。然而，布什总统以财政赤字为由否决了该法案。
在美国没有法定的产假和父母津贴。１０年的政治压力和立法上的争论最终使得怀孕歧视法案在１９７８年获得通过。依据该法，雇主只是必须给予怀孕女性和其他暂时“失去劳动能力”的就业者同样的权力就可以了。该法案说：
基于怀孕、生育或是与此相关的身体状况的歧视是非法的。同时列举了一大堆歧视行为：对怀孕比其他伤残规定更大的扣除；从雇员累积工龄中扣除产假的时间；对雇员妻子支付怀孕津贴，但不给予女雇员同等待遇。（Ａｄａｍｓ ａｎｄ Ｗｉｎｓｔｏｎ，１９８０：３４）
虽然距离普遍性的提供产假还很遥远，但这对于妇女运动来说也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果。只有一部分州有强制性的伤残保险。因此，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６０%的母亲完全没有生育方面的权利，同时４０%就业的母亲没有被生育保险覆盖。虽然一些女性因为怀孕和生育获得伤残休假，但是给新生儿最初几个月的产假依然没有保证，并且“雇主仍然通常解雇女性，即使是他们因为生育而休短假”（Ｈｅｗｌｅｔｔ，１９８７：７２）。另外，
因为三分之一的单身女性和四分之一的已婚女性没有医疗保险，因此生小孩可能是一个昂贵的提议。甚至女性有一些保障。也不是综合性的。我所访问的１００多个就业的母亲中没有一个的生育费用完全是被保险覆盖的。（Ｈｅｗｌｅｔｔ，１９８７：７２）
毫无疑问，女性的生育保险的可及性以及生育的费用是嵌入在职业当中的。与西欧最低的法定规定相比，大公司一般都会在这方面作出规定，但是这也覆盖着不到四分之一的就业女性。因此，在获取资格上存在明显的阶级结构，也就是与许多只有很少保障或毫无保障的劳动阶级女性相比，为大公司工作的专业和经理女性能相对更好地满足生育方面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