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集体主义与撒切尔主义
自由集体主义一词最能够准确地概括英国战后的福利共识，撒切尔主义以此为自己的核心。“自由”成分是合适的，因为福利共识的缔造者是凯恩斯和贝弗里奇，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贝弗里奇本人在一战之前就投入到爱德华时代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当时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根据引入社会保险和俾斯麦主义社会政策的内容进行了修正。当然在“一个国家”，保守党的迪斯累里传统和工党的适度社会民主主义在凯恩斯和贝弗里奇理论的自由主义上总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事实上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早期开始，“巴茨凯尔主义”一词就被广泛用来描述战后工党和保守党政见上的基本一致，这一词是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保守党发言人巴特勒的姓的前一半和５０年代工党领袖盖茨克尔的后一半合成的。“集体主义”一词重点强调战后福利收益和服务的直接性公共供给、这些收益和服务的普遍可及性以及制度在国家层面上的统一性。因此，战后自由集体主义共识的核心在于它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一方面接受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扩张性角色，同时也保证全体公民的社会权利。定义国家福利义务和公民福利权利的准确内容是留给政治实用主义和社会斗争去解决的。事实上，英国女性、黑人和穷人的福利身份不是由战后福利国家来保证安全的。就福利身份所承载的寓意以及其暗示着将部分人排除在福利身份收益之外来说，居于战后福利共识核心位置上的福利身份观念是意识形态上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２５－２６）
邓利维（１９８９）恰如其分地将自由集体主义共识表述成建立在继承战时动员机制的“不稳固的国家主义”之上，并且严重依赖于国家直接提供福利和服务，同时相对较少地重视自愿团体、工会、慈善组织以及表面上是公共性实质上是营利性的组织。除了在学校和看护服务上有一定政策行动空间之外，地方政府也几乎没有多少正向政策的空间。英国的国家主义既没有稳固地扎根于类似瑞典的强有力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当中，也没有扎根于类似德国的更为保守的法团主义国家经济传统当中。因此，在英国，
国家干预的国家经济统制模式在这一政治制度中得以实现，其特点在于右派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社会民主主义观念处于非支配性状态。这一干预模式在这样的社会中比较普遍，即法团主义发展的明显的比较弱势，在宏观经济管理上缺少政策稳定性同时福利受益的真实水平比较低。（Ｄｕｎｌｅａｖｙ，１９８９：２５６）
当然，在自由集体主义共识上的“国家主义”程度没有必要被夸大。贝弗里奇福利国家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建立在缴费保险原则基础上的福利“社会最小化”观念，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安全网也鼓励人们自我提供高出最小社会福利的私人福利。事实上，“在贝弗里奇看来，为了能够获得比最低社会福利更高的福利水平而进行的强制性缴费对于个人花钱的自由来说是一种冲击”（Ｇｅｏｒｇｅ＆Ｗｉｌｄｉｎｇ，１９８５：６４）。正如蒂特姆斯（１９５８：３５：１４８）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强调的那样，保守党内的反集体主义者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早期之后在限制福利国家的资源和进一步发展上扮演着主要角色，他们认为建立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战后福利国家已经远远超出了必须的福利最小化规模。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理论瓦解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反映了福利需求得不到满足和国家的财政危机，保守主义中的反集体主义流派探讨战后国家主义的不稳定特征。由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新右翼指责自由集体主义福利共识作为一种旧秩序已经失败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极力主张货币主义、供给主义宏观经济以及在国有企业和社会福利中引入私有化和市场导向的竞争。然而，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和８０年代初瑞典、德国对经济衰退的应对以及上文中的美国里根主义相比，英国的转型因为以下两个原因更为激进。首先，英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根本性衰弱相比之下在更大程度上减少了对福利国家的资源供给。其次，从需方来说，要求公共提供福利收益和服务的大众压力和政治支持相对而言更好地组织化了，另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失业的增长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大众压力和政治支持的力量不断增长。因此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英国的自由集体主义捍卫者和撒切尔主义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斗争。撒切尔主义的支持者宣称取得的成功远不止一场变革，同时实现了一种建立在由国家培育的竞争性个人主义和市场力量基础上的新福利共识。撒切尔政府试图针对性地抑制和阻止推动福利国家扩张和提升的社会压力与社会运动。但是这并没有完全成功，比如这激起了由英格兰教会捍卫的对贫困的进一步再发现运动。然而，１９８７年后的撒切尔主义更为激进的社会政策成功击败了贝弗里奇的社会最小福利主张，同时扭转了英国社会政策的国家主义。
福利支出
根据战后社会福利的公共开支占国家经济资源的比重，英国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占据中等位置。英国真实社会开支占ＧＤＰ的比重在１９６０年略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到了１９８１年又略低于平均水平。１９８１年英国在这一数据上要远落后于瑞典和德国，同时美国也缩小了与英国的差距。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中期号称英国福利支出的繁荣时期，用国际标准来衡量这一支出水平也是非常有限的。真实收入弹性的数据显示，与美国和德国不同的是，英国的福利国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经济衰退以来起到了缓冲作用。换句话说，虽然英国的福利国家没有瑞典保存得那么好，但是占ＧＤＰ一定比重的真实社会开支在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１年之间维持连续增长。这实际上反映了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９年的工党政府保护福利国家核心内容的斗争。自撒切尔主义出现以来，福利开支的分析为政府有关公共开支出版的统计数据上的重要变动所困惑。从１９７９年开始政府就使用现金数字来衡量根据一般的经济通货膨胀校正过的公共开支。１９７９ 年之前，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每一个福利领域使用不同的物价折算指数，这给出了一副更加准确的每个领域真实投入的图画，英国物价膨胀在这些领域通常比较高。因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公共开支数据倾向于掩饰真实的开支缩减程度，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上。政府发现自己在提供公共开支统计数据上处于两难的境地。这需要政府在削减公共开支和全力支持医疗保健、国家养老金和免费国立学校教育等福利国家的一般内容上都宣称取得了绝对成功。因此，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开支（除去国有企业和私有化收益）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３年几乎占到 ＧＤＰ 的 ４７%下降到 １９８８ 年到 １９８９ 年占 ＧＤＰ 的 ４０%以下（ＨＭ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１９８９：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这表示政府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成功地控制了福利国家的膨胀。另一方面，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年和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政府也可以宣布卫生部的支出增长了３７%，同时社会保障部的支出增长了３６%，虽然由于相对价格效应和社会保障申请者和老年人口的增长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使这些增长被抵销掉。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英国福利国家无论是相对于ＧＤＰ还是需求来说毫无疑问都真正下降了。
收入支持政策及其结果
根据社会保障收益的综合去商品化程度确定的英国的排名明显低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相比，特别是与大部分西欧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英国的社会保险收益在消除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影响上的作用要微弱些。英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爱尔兰被艾斯平－安德森（１９９０：４８）称之为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救助传统之上的福利制度。这一传统的特征在于运用家计调查或者收入调查。这些制度没有适当地扩大公民权。在英国，最小社会福利的自由集体主义观念嫁接到垂死的济贫法传统上，这导致了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救助和社会保险的一种不稳定的联合。英国的收入支持制度从两个重要方面来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首先，贯穿战后的家计调查为基础的社会救助在操作上实行收益和权利的全国统一规定，并且由数以百万的人依靠的中央政府进行管理。其次，社会保险制度一直以提供较低的工资替代、很少的风险覆盖和相对严格的获取资格来换取雇主、雇员和国家的缴费。英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相对欠发展，因此社会救助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普遍认识到这并不是贝弗里奇所设想的，而社会保险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甚至在美国占主导地位才是更多地贯彻他的理念。在雇员、雇主和国家不能承担缴费负担这一疑虑重重的背景之下，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英国工党政府没有能够建立起资金充足的社会保险制度。持左派看法的平等主义者反对收入相关的社会保险制度，该制度不可避免地强化了由劳动力市场产生的社会不平等。
战后英国社会保险计划的“普遍性”也带有一点神话色彩。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女性，要么没有被完全覆盖到要么就是缴费记录不充分，因此他们不能享受国家养老保险、失业、疾病和生育保险以及其他福利。许多已婚妇女可以从她们丈夫的缴费中获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这也包括大量在职女性，她们选择贝弗里奇关于已婚妇女可以大幅减少国家保险的缴费方式，导致她们丧失原本属于她们自身权益之内的失业、疾病和养老保险权。这一缴费选择不再适用于１９７８年的新就业者，但是仍然继续影响到１９７８年４月以前开始工作的许多女性。除了这些女性之外，哈吉姆（１９８９）估计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大约有２００ 百万人，大约占到劳动力的７%，从事正规工作但没有被国家保险覆盖，他们中大约８０%是女性，大部分从事与家庭相关的兼职低薪工作。如果再考虑到诸如使用非法外籍劳工这样的非正规经济的其他特征的话，大概有超过１０%的劳动力事实上没有被国家保险覆盖，这一比重随着兼职就业和非正规经济的增长而上升。
收入不平等
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８０年根据家庭规模修正过的净收入分配数据表明英国的贫富差距处于中等水平，不像德国和美国那么不公平，但同时没有瑞典那样公平。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相比之下也处于中等水平，没有瑞典和美国那样明显，但要比德国明显得多。对于英国来说，有可能使用来自家庭支出调查机构（ＦＥＳ）的“最终收入”分配的数据比较福利国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和８０年代中期的不同影响。这里的“最终收入”是将现金收益、直接和间接的税收（包括抵押税减免）和公立教育、国民卫生服务、住房和公共交通津贴等实物形式的福利收益。在政府的统计学者看来，“至少这种变化部分是因为在收入分层的不同五分位的家庭组合情况发生了如下变化”，即“在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中，老年家庭越来越少而年轻家庭越来越多”（中央统计局，１９８９：９７）。奥希根斯将未校正过的家庭收入分配和根据家庭规模以及成人与儿童构成校正过的“等效家庭收入”进行比较。他发现“使用等效收入而不是未校正收入能够降低收入五分位分配的表面不平等，但是会与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在１９７６ 年到１９８２年之间的趋势图略有不同”（Ｏ’Ｈｉｇｇｉｎｓ，１９８５：３００）。这一点为斯塔克和中央统计局（１９９０ｂ：９３－９６）所证实。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可靠结论，英国在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６年之间工人阶级内部的“最终收入”分配扩大化了，特别是穷人更加地被抛在了后面。在这一阶段，收入分配中最顶端的五分之一群体最终家庭收入所占的比重实质得到了提高。正如奥希根斯（１９８５）指出的那样，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由经济衰退和失业导致的初次分配的恶化。从这一特殊统计数据来看，这一阶段税收变化并不明显，同时福利国家其他部分的变化也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
这些变化还体现在英国不同税收／福利制度阶段基尼系数的历史上。１９７５ 年和１９８６年的基尼系数之间最大的变化在于就业、投资和年金养老金的初次收入上的不平等不断扩大。总的可支配性最终收入上的不平等扩大程度要小得多。然而，实物福利收益只是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来计算的，忽略了收入，因此实物福利收益对收入分配明显缺少影响只是某种统计学上的假象。整个２０年代８０年代初次收入不平等都在扩大化，同时在２０年代８０年代中期，其他形式的收入不平等的增长集中化了。以同样的家庭支出调查机构的数据为基础，可以估算出在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８年之间，位于收入分配分层中最低端的２０%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了６%，而同时位于收入分配分层中最高端的２０%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上升了３８%。（Ｌａ-ｂ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１９８９ａ）
家庭支出调查机构的数据还显示福利国家对英国最穷的那部分人群是如何重要的。在没有福利国家的情况下，最贫穷的２０%家庭来自于工作和财产的平均初次收入在１９８６年只有１３０英镑，而福利国家将他们的最终收入提高到了平均４ １３０英镑。中央统计局计算出福利国家对按照初次收入排序的五分位数家庭的现金价值。因为没有包括对养老金的税收减免以及假设所有初次收入排序的五分位数家庭得到的实物收益是一样的，该表低估了更为富裕的群体从福利国家获益的程度。正如罗格朗（１９８７）所述，事实上按比例来说，中产阶级消费更多的实物福利，比如国民卫生服务和更高的教育等公共服务。收入层级中的前２０%和４０%的人群得到越来越多的福利国家的好处，这一过程自２０年代７０年代中期福利危机爆发以来加快了。事实上数据显示，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因为有意愿支持这些国家提供的主要由中产阶级成员使用的服务，削减福利开支和福利国家私有化的保守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被制止了。（Ｌｅ Ｇｒ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８７：１６５）第三任首相任期内的撒切尔主义在１９８８年３月的预算中达到了顶峰，在此后最激进的收入税改革中，将５项较高的税率削减到了只留下两项，４０%是针对高收入者的，２５%是针对其他人的。很可能这项改革导致了收入分配层级中位于顶端的２０%的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一位政治评论者在１９８８年预算演讲当天写道，这代表着撒切尔式的政治宣泄。它带着我们在走向税收的美国水平上迈出了一大步，同时支持将社会公正和个人财富、公平和机会之间的正确关系的美国式观点作为全社会支持的价值观。（Ｙｏｕｎｇ，１９８８：１）英国的净收入不平等慢慢变得和德国及美国比较接近，因此英国可能正在失去它在收入平等方面的中等排序位置。
贫困
从１９６０年初期贫困现象开始卷土重来以后，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贫穷政治学更有活力。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在自由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工人阶级对于福利国家在战后没能实现充分且适度的社会保险制度的背景下从纸上谈兵转为现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英国的穷人在战后几十年中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可能更少被边缘化。由于压力和利益群体（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１９８１：第７章）以及大众传媒中的自由派别和英格兰教会的作用，穷人的需要能够反映到国家层面上来。和美国一样，英国的穷人也通过游行示威、暴动的威胁和现实来将他们的要求提到政治议事日程。１８８７年暴动、战争期间的饥饿三月运动以及１９８１ 年和１９８５ 年的暴动都是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所谓的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５年城市中心区暴动，和他们造成的威胁对撒切尔主义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毫无疑问放缓和改变了对穷人的攻击。然而，随着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持续性大规模失业卷土重来和福利国家的削减，人们普遍感觉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同时穷人变成了由失业者和单身母亲组成的新底层社会，并且日益从主流工人阶级中脱离出来。当然，相似现象在其他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也存在，但是相比之下英国的情况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更为恶化。英国没有官方的贫困线，但是直到最近社会救助水平或是超过社会救助水平４０%已经被看做非官方的贫困线。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充分的方法来衡量贫困，因为这些方法在使人们达到随便定义的“社会最小化”福利水平上也只能意味着实施社会救助。然而，后来这些衡量贫困的方法被广为运用，展示了过去３０ 年间按年代的变迁情况。１９６０ 年到１９７５年贫困的明显增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救助收益水平的提高。从１９７５年开始出现的贫困的增长反映了失业和下层社会现象的增长，因为从那时起社会救助上很少有真正的提高。
对贫困的比较充分的衡量方法是那些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平均等效收入５０%的人所占的比重。这一办法测量出了穷人和一般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但这只是一种相对收入贫困的衡量办法。以此为基础，欧洲委员会发现英国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从１９７５ 年的６ .７%增长到了１９８５年的１２%，同时欧共体整体贫困率大致在同一时期从１２.８%增长到了１３.９%。（Ｌａｂ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１９８９ａ）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早期开始英国从１２个欧共体成员国中贫困水平第二低的国家到１９８５年变成排名第６位。与本书中研究的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在１９８０年以“经济差距”衡量的贫困水平处于中等层次，比德国和瑞典高一点，但比美国要低许多。１９８８年英国政府正式采取经济差距方法来提供“低收入人群的统计数据”（“贫困”一词没有被政府正式承认）。这些数字也显示在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５ 年之间贫困现象扩大化了，但是与欧共体所显示的数据相比，这种增长要微小得多。因此，可以理解政府为什么要强调对那些实际上显示在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５年之间“经济差距”式贫困下降的数据进行修正。（Ｊｏｈｎｓｏｎ＆Ｗｅｂｂ，１９８９）与收入分配上的迹象一样，有关贫困的大部分迹象表明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英国的贫困现象明显增加了。
养老金
与大部分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为老年人提供了由４种收入维持形式组成的混合制度——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年金养老金或者离职金（国营和私营部门都有）以及私人个人年金和养老计划。直到最近，后面几种收入维持形式还是比较少的。作为国家经济资源的一定比例，英国在养老金上的花费明显少于瑞典和德国，但是比美国要高得多。根据在养老金缴费上的总花费，社会保障和年金养老金之间的平衡和美国、德国比较类似，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开支用于老年人的公共社会保障项目。然而这忽视了以各种年金养老金减税形式出现的财政福利的作用。财政部发现因为多重计算不可能计算出这些税收减免的总“价值”。关于税收减免价值的规模，在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８年总数上粗略超过１００亿英镑，同时花在公共养老金和老人福利上的金额是２３０ 亿英镑。（Ｈｏｇｗｏｏｄ，１９８９：１１８；ＨＭ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１９８９：４０－４２）因此，如果将税收减免纳入到养老金开支中，几乎或超过４０%的总体养老金支出可能被用于年金养老金计划。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之间，年金养老金计划平稳增长，但是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来年金养老金成员占到了将近劳动力的５０%。这一扩张部分是因为国家保险养老金的不平等性，国家保险养老金在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７８年进行了改革。工党政府在１９４８年的改革中只是推出了统一费率的国家保险计划，其所提供的养老金低于社会救助贫困线并且与通货膨胀不挂钩。因此这甚至没有履行贝弗里奇的最小社会福利主张，更不用说福利公民权利的社会民主主义观念了。因此，很大比例的老年人依然依靠社会救助，虽然一些老年人拒绝申请社会救助，因为他们将社会救助与济贫法的污名联系起来。作为对老年人口中贫困现象的死灰复燃和由发展年金养老金导致的阶级和性别明显不平等现象的反应，保守党在１９６１年推出了适度收入相关（分等级的）国家保险养老金。直到１９７８年英国的国家养老金才与通货膨胀相挂钩，这大大晚于绝大多数其他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这可能反映出英国养老金领取者力量的薄弱，同时也反映了工会对社会保障议题相对不感兴趣。国家养老金在工党和保守党政府进行轮替选举的时候会出现大规模增加的情况。最终在１９７８年，紧随着１９７５年的社会保障（养老金）法案，完全成熟的并且是与通货膨胀相挂钩的收入相关国家养老金计划（ＳＥＲＰＳ）被用来替代基础统一费率养老金，因为新养老金需要以２０年最佳收入作为计算基础，因此新养老金计划将会到１９９８才完全实施。雇员可以不参加收入相关国家养老金计划，参加相同质量或更好质量的年金养老金计划。撒切尔政府出于私有化的目的，在１９８５ 年将其注意力转向收入相关国家养老金计划，本质上为了降低日益上升的财政负担，同时为私人保险行业提供创业机会。经过激烈的公共辩论，日渐清晰的是养老金行业尤其要谨防承担巨大的潜在风险责任，同时人们普遍支持保留收入相关国家养老金计划。因此，政府在１９８６年制定、１９８８年得以实施的最终版本社会保障法案中作出了部分退让。收入相关国家养老金计划以大量削减的形式得以保留，这项养老金在未来建立在终身收入而不是最好２０年收入的基础上，这又进一步刺激人们不参加收入相关国家养老金计划而转向职业或私人个人养老计划。政府希望这些措施能够降低收入相关国家养老金计划最终成本的一半以上，这主要以那些普遍终身收入低的男女工人们为代价。随着１９８８年收入相关国家养老金计划的减少，政府推出新财政刺激措施鼓励年金养老金和私人个人养老金的扩张。理论上来说，私人个人养老金（包括养老金的转移方案）对那些在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从事临时就业的人来说有益。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这些刺激措施只是有利于小型企业主和熟练商人这样最高收入的就业者。１９８８年的改革似乎增加了在养老金获得上的职业社会阶级不平等，同时也增加了面临个人和雇主被养老金推销员任意摆布造成的混乱局面和复杂性。（Ｋａｙｅ，１９８７：２５）
到１９８５年，虽然年金养老金只占到养老金领取者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但是有５１%的养老金领取者在领取年金养老金。年金养老金计划的特征自然而然十分紧密地反映了职业的阶级结构，年轻的兼职女性就业者、短期工作的就业者、大龄新就业者和不熟练的男性就业者通常不会被年金养老金覆盖。（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１９８５：１６９）虽然许多蓝领和地位较低的就业者现在也是年金养老金计划的成员，但是其收益只比国家养老金计划要高一点点。事实上，据沃克等人（１９８９：５７５）所说，“许多现有养老金领取者从他们的年金养老金中只得到少量或几乎得不到财务收益”。那些从前从事低收入或者是间断就业的退休人员，主要是女性，通常会陷入到“养老金陷进”之中，其中他们的年金养老金仅能够使其略高于贫困线同时又不具备申领社会救助的资格。目前和将来年金养老金的受益者当然是白领经理和专业人士，特别是那些白领男性。大约１０%的退休金领取者家庭的收入超过所有家庭的平均收入，他们属于精英阶层。虽然随着国家和年金养老金计划的扩充，近几年养老金领取者家庭的贫困水平下降了，１９８５年在英国有６５%的养老金领取者家庭的收入低于社会救助贫困线标准的１４０%，同时３６%的养老金领取者家庭事实上符合申领社会救助的条件。（Ｗａｌ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５７６）１９８０年的比较数据显示，英国养老金领取者家庭的收入占全部家庭平均收入的比重在我们研究的４个国家中到目前为止是最低的，同时英国养老金领取者家庭中的贫困率几乎与美国一样高，比德国和瑞典要高得多。英国养老金领取者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明显低于美国和德国，但比瑞典要严重，这十分紧密地反映了这些福利国家净等效收入的一般分配情况。
当前和未来养老金领取者中不平等和贫困的性别维度很难进行量化，但它产生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女性的无偿照顾家庭角色和其他根植于国家和年金养老金计划中的其他男权主义假定中。（Ｇｒｏｖｅｓ，１９８７）由于女性更加长寿，这些因素意味着贫困和需求得不到满足会在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中持续得更为深刻。（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７）在过去２０年间，妇女发起了持续的斗争来改变这一现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斗争的中心围绕１９７９年欧共体的平等待遇法案展开。直接的性别歧视下降了，同时高等法院强迫政府将退休年龄同一化。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院看到的例子（１９８９：１０６），寡妇的处境、为孤儿提供帮助以及女性的独立养老金权利等议题甚至被看做是立法要求都很遥远。虽然收入相关国家养老金计划的缴费记录承认因照顾家人而没有工作的时间段，但是“特别在私营部门，从事无偿的家务活动而中断缴费依然会导致养老金上的处罚”（Ｏｗ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ｓｈｉ，１９９０：７１）。由高等法院发起的平等待遇这一概念仅以精算为基础进行立法工作（Ｏｗ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ｓｈｉ，１９９０：７１），因此在铲除比简单的直接性别歧视更深的结构和制度因素所造成的结果性别不平等上收效甚微。（Ｍｉｌｌａｒ，１９８９ｂ：３１６）
社会救助
因为社会保险经费的不充足，如上文已经提及的，家计调查为基础的社会救助在战后英国福利国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英国福利历史上很具讽刺性之一的事件是，在经历了战争期间旷日持久的激烈反“家计调查”斗争之后，战后的解决方案普遍假定，就业者及其家属再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计调查为基础的贫困救济下降的困扰，而该方案中依然具有维多利亚时代贫困救济的色彩。事实上就是准确发生的情况，并且可以理解的是这经常被描述成是对英国福利国家的强烈控诉。然而，从激进和比较的视角来看，社会救助在英国的核心角色显得更为复杂和自相矛盾。尽管所有其他用途都失败了，但是英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向穷人提供了更为普遍，更少随意性、争论性和污名化的现金福利。英国是以国家统一形式提供社会救助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在本书研究的４个国家中也是唯一的例子。正如闵福德（１９８３）长期以来所反对的，这一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特征在于对新右派的倚重。闵福德倾向于将社会救助的受益水平与各地非技术工作的工资水平相挂钩，以此来阻止在高失业率地区社会救助制度诱导人们主动失业。这与美国许多方面的情况类似。而经过１２ 年的撒切尔主义，该建议仍没有上升到政策议事日程，这一事实说明了英国“穷人运动”及其支持者的力量。
英国社会救助供给中相对比较积极的方面不仅仅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斗争的直接结果，也是英国穷人持续斗争捍卫和提高社会救助这一福利国家最重要内容的结果。正如皮文和克洛（１９７１）所说，贫困救济和社会救助构成了反公共福利制度中阶级分化、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道坚固防线。通过强化阶级结构，社会救助在执行劳动纪律或者“工作刺激”上扮演着核心角色。整个战后阶段提供给失业救济申领者的受益水平在男性体力劳动者平均总收入的１７%到２１%之间徘徊。，为了确保不至于诱使申领者拒绝低收入工作。伴随着济贫法传统，社会救助管理继续形成申请救助的污名，这有助于制止申请者（起作用的大约在７５%左右）以及提高工人阶级中的个人和家庭资助的观念。社会救助申领者大部分是女性，这部分反映了社会保险制度在保护女性和给予她们一份独立收入上的失败。然而国家寻求将男权主义依赖性强加在那些通过同居的办法而不是抛弃男伴的办法来申请社会救助的女性身上。（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１９７９：８３－８８）在很多方面社会救助管理中的种族主义制度化了。社会救助在法律上禁止外国人申领，因此事实上或名义上的移民身份导致这些人无法获得此项福利。这项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导致护照检查和移民局与卫生、社会事务部之间的合作，结果导致对许多人来说将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当做移民局的一部分。这一措施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这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移民控制制度的结果，同时因为该措施首先用在黑人身上”（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ｎｈａｍ，１９８５：２９）。
在英国外来定居者必须由一位英国公民（通常是其近亲）提供担保，担保者要在法律上负责确保定居者没有占用公共基金特别是社会救助。在实际操作上，这导致了针对英国黑人公民的护照检查和监督，同时制造了一群永久性失去进入福利制度的在英国长期定居者。（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８６）在社会事业部（卫生和社会事务部的前身）官员中仍然存在种族主义态度和种族主义的老做法，而在决定申请人的需求上的管理灵活性传统又强化了这种种族主义态度。（ＮＡＣＡ-ＢＡ，１９９１；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ｎｈａｍ，１９８５：第３章）
在日常隐蔽层次上，战后英国社会救助申领者对所有这些过程的反抗很大程度上都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与１９４８年以来的众多其他变革一样，社会救助计划的三次主要重构本质上来说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同时为了应对来自社会下层的压力，政府一直试图抓住改革的主动权。（Ａｌｃｏｃｋ，１９８７：第７章；Ｎｏｖａｋ，１９８８：第５章、第６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贫困的卷土重来以及有关贫困的示威游行的增长促进了作为补充福利（ＳＢ）的国家救助的重铸。这一改革增强了社会救助申领者的合法权利，特别是他们获得灵活补助金和福利附加的权利。申请社会救助的污名减少了，同时申请大体上升了。甚至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的财政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重现，社会救助申请者及其支持者变得更为自信和组织化，工党政府寻找办法控制对这一制度的所谓“过度依赖”。这导致了由保守党政府实施的１９８０年社会保障法，其目的在于削减有利于申请者的灵活补助金，但由于福利权益运动对该法案的大部分持中立态度，该法案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到了１９８４年申请补充福利的权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和困难”（Ａｌｃｏｃｋ，１９８７：９１）。
这一情况使得政府和“贫困游说者”都不满意，同时政府推出１９８６年的社会保障法作为不满的回应，该法案在１９８８年得以实施，重新将补充福利看做收入支持。据说为了将目标锁定在那些政府确信更应当救助的诸如有孩子和残疾人的家庭，申请条件进行了改变。年轻人、失业者和那些不需要供养别人的身体健康的人被认为不那么值得救助。申请者获得补助金和附加补助的权利被剥夺了，同时在地方有限社会基金的形成上实施更为专制和严格的管理作为替代。１９８８年改革的影响引起了政府和福利权利运动的激烈争论。然而，政府并没有严肃地向统计数据发难，数据显示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８年之间补充福利或是收入支持申请者下降了９。８%（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１９９０），另外提供给有两个孩子的一对夫妇和一个单身残疾人的救助分别削减了４%和１５%。保守党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很熟悉的矛盾境地。一方面，它希望在削减社会救助成本和在更加严厉地规训穷人上宣布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它又急于通过宣布（并没有多大信心）将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穷人更多的帮助以在选民面前展现人道。
失业与劳动力市场政策
比较而言，英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的失业水平接近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这一水平要远高于德国和瑞典，但又远远低于美国。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７年失业上升远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在１９８３年达到了１２ .４%，这是经合组织在西方７个主要工业国家中记录的最高水平。随着１９８４年之后的经济复苏，失业率直线下降，几乎回到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再次上升并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必须特别警惕最近的数字，因为和扩大青年人培训计划一样，政府在衡量失业和就业的方法上作了重大改变。虽然这些变化中的一些以经合组织为参照来看要打折扣，估计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６年之间的管理和政策变化导致登记失业人数减少了１３８万，大约占到了１９８６ 年４００万“真实”失业人口的３０%。（Ｍｅａｃｈ-ｅｒ，１９８９：１３７－１３８）１９８６年政府引入重启计划，对长期失业人口每６个月进行一次强制性谈话，不参加会导致福利的减少。政府宣称这些谈话提供建议和选择菜单来帮助长期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独立证据（Ｍｅａｃｈｅｒ，１９８９：１３９－１４４；Ｈａｒｐｅｒ，１９９０：１７）表明重启计划只是通过各种方案简单地使得长期失业人口再循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还鼓励许多长期失业者登记成为慢性病或残疾人。估计差不多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８９年之间登记失业人数下降的一半（总数下降了１７０万）要归功于重启计划，虽然他们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已经找到了“合适工作”（Ｈａｒｐｅｒ，１９９０：１７）。
在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８３年这一时期，其间发生了两次经济衰退，相比而言英国失业人口中领取失业保险救济（ＵＩＢ）的比重比较低，同时这一时期的真实失业保险救济水平几乎减半，而本书中研究的其他３个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救济水平同期都在上升。这一数据反映随着大规模失业的再现，英国失业保险救济的下降，因此家计调查为基础的社会救助在支持失业者方面发挥着主要角色。１９８６年５月大约三分之二的登记失业人口要么没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救济要么就是他们的领取资格已经用完了。特别是从１９７９年保守党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对失业者的收入维持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其累计的影响已经将这一制度转向了更少慷慨、更加严格的管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方便裁员，单项最激进的变化是在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２年将１９６６年开始推行的收入相关补助（ＥＲＳ）撤回到失业保险救济中。（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１９７９：６２－７２）根据与生活水平相关联原则，对于那些过去从事多种职业的失业者来说，与其他西欧国家的计划相比，英国的收入相关补助计划设计得不充分。（Ｍｉｃｋｌｅ-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８９：５３５）整个战后时期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均一制的失业保险救济的受益水平在男性体力工人平均工资的１７%和２２%之间浮动，维持在接近社会救助受益水平上。法定的将失业保险救济与通货膨胀挂钩现在已经被取消了。阿特金森和米切莱蒂（１９８９：１４５）估计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８年之间所有政策变化的累积效应在于提供给失业人口的总福利开支（实际上失业保险救济加上社会救助）降低了大约５亿英镑，或者说如果１９７９年的制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总开支的７%。所有这些变化的目的明显不仅仅在于削减公共开支，还在于强化刺激就业。救助制度的劳动纪律功能明显提高了，但是这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人们就业存在争议并且不可能进行量化。
贯穿２０ 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内英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标在于“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控制在最小程度上”（Ｌｏｎｓｄａｌｅ，１９８５：１６７），依靠宏观经济劳资关系的间接影响、移民控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来管理就业和失业。由于企业和工会的战略性反对的危害，通过地区性就业政策和收入政策来缩减失业的尝试被确信已经失败了。与美国政府类似但不同于德国和瑞典政府，英国政府本质上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招募、解雇和培训劳动力应当是“雇主导向”的。因此，花费在瑞典劳动力市场计划中的总支出（救济、培训、补助金、残疾就业者支持等）是“花费在英国每个失业者身上总支出的１６ 倍”（Ｍｅａｃｈｅｒ，１９８９：１５２）。部分是因为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英国劳动力市场除了高失业水平之外呈现出两个慢性问题——一个是“技术鸿沟”，即技术劳动力的短缺和体力劳动力的过度供给，另一个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上严重的地区和地方不一致。工党和保守党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比较混乱。劳动力向往制造业中的传统学徒制，而撒切尔主义者则希望看到失业者转变成经济中日益扩大的服务业中的低工资的临时就业人员。事实上，最显著的发展是１９８３年在劳动力临时青年机会计划基础上实现的年轻人培训计划（ＹＴＳ），该计划最初目的在于避免失业的年轻人在大街上游荡。除了继续这一作用之外，年轻人培训计划已经较为成功地让１６、１７岁的中学毕业生脱离劳动力市场。与资助其他只有很少或没有培训内容的计划一样，政府实际上接管了企业针对中学毕业生培训计划基金，同时也在开发年轻人培训计划中受训者的免费劳动力。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年轻人培训计划一年大概花费１０亿英镑，这是撒切尔主义下唯一一个福利国家扩张的例子，为此许多撒切尔主义支持者在１９８１ 年纷纷走向街头表示反对。（Ｆｉｎｎ，１９８７：１４１－１４２）尽管与年轻人培训计划相关的平等机会带有强烈的修辞学味道，该计划在挑战劳动力市场中牢固存在的种族和性别分化上还是明显失败了，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雇主导向”，即使是人力服务委员会（ＭＳＣ）也并不意味着能够应对职业导向、学校教育和工作场所中的种族和性别主义过程。（Ｗｒｅｎｃｈ，１９８７；Ｃｏｃｋｂｕｒｎ，１９８７）随着与重启计划相联系的就业培训（ＥＴ）计划在１９８８ 年发起，私下由雇主和公众服务机构提供发起和资助培训的年轻人培训计划概念扩展到了成人失业者身上。年轻人培训计划和就业培训计划相当可观的成本促使政府启动将其私有化的进程，通过在１９８９年建立地方培训和企业委员会（ＴＥＣｓ）将成本和管理的负担卸给雇主。在就业培训计划和培训与企业委员会上政府都遇到了来自雇主和失业者的相当大的阻力。不过，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
福利原则和给失业者提供不确定的救助直到其找到工作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作福利制的引入，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失业者为了获得救助都被要求去工作或培训。主要的批评将会继续关注为失业者提供的救助和收入的质量以及真实工作的无效性。（Ｍｅａｃｈｅｒ，１９８９：１５３）
在没有改变英国劳动力市场政策“雇主导向”或者“市场导向”传统的情况下，政府成功地大大强化了福利国家的劳动纪律功能。
女性、劳动力市场与收入支持
英国女性就业的稳步增长，显示出全体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从１９５０年的３０。７%上升到１９８７年的４１.４%，同时女性劳动力占劳动年龄女性人口的比重从１９５０年的４２ .９%上升到１９８７年的６２.６%。这些数字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并且与美国的情况类似，但相比之下德国出现了十分适度增长同时在瑞典出现大规模的增长。与瑞典类似，又不同于美国和德国，英国的大部分增长要归因于女性兼职就业的增长。英国女性就业的特点在于持续高水平的由性别造成的职业隔离，这种隔离表现在垂直（女性相对集中在一些收入和地位较低的职业上）和水平（女性集中在一些特定职业上）两方面。战后女性就业比例的大幅度提高归因于福利国家内部就业的扩张，特别是在教育、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但这离挑战就业中的性别分化更加遥远了，现有的状况实际上强化了就业中的性别分化。（Ｂｅｅｃｈｅ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ｋｉｎｓ，１９８７：第３章）因此：
远离劳动力性别分化上的停滞状态，较高的女性就业率和新的工作结构中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隔离再现。因为在已经女性化的职业中女性比例的快速增长，总体影响在于将职业中的女性的过度表现和表现不足保持在同等水平上。（Ｒｕｂｅｒｙ，１９８８：２５６）
１９７０年同酬法的实施一开始，女性的工资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以来就很少或没有进一步的提高。英国女性工资占男性工资的比重比大多数西欧国家要低很多，同时又要明显好于美国。根据欧共体的数据，１９８８年英国女性在制造业中全职工作能拿到男性工资的６８%，相比之下法国、意大利、丹麦和希腊的这一比例达到８０%或更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英国女性失业率是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失业率的６倍，两倍于男性失业率的增长。然而英国的反常支出在于英国女性中的失业水平持续低于男性中的失业水平，一般来说在经合组织国家和本书中研究的其他３个国家中情况正好相反。对这一现象没有作出简要的解释。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开始男性占主导的制造业劳动力受到大裁员最为激烈的影响，同时服务行业的扩张特别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家庭工资”以及“女人的工资只能用做零花钱”观念的持续作用阻止了许多女性外出寻找工作。最终救助和就业服务的联动管理总是限制把女性登记为失业，失业男性的伴侣倾向于撤离劳动力市场以避免她们的收入导致失去救济金。
战后自由集体主义、巴茨克尔主义、托利主义和劳工主义都强烈持这样的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角色应当是男性养家人供养的无薪家务劳动者。虽然遭到女性团体的反抗，但是战后工党政府依然遵照贝弗里奇在这方面的明确建议，因此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福利制度强化了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Ｌａｎｄ，１９７１；Ｐａｓｃａｌｌ，１９８６：第７章）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经济衰退以来，政府大臣们乘机努力恢复倾向家庭生活的理念，暗示母亲们不应该待在劳动力市场中。建立在有家眷的男性全职雇员模式基础上的男权主义设想依然主导着福利制度，因此这越来越与现实不一致，现实情况是在绝大多数家庭女性收入起到核心重要性，并且单身母亲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同时她们也不能从孩子父亲那里获得充分的生活费用。在过去２０年间，女性运动在贫困游说运动和穷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成功地捍卫了支付给母亲们的儿童津贴同时清除了一些由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中的特别明显的部分。进一步实质性争取女性在经济上独立于男性，公正地认识女性的无薪照料工作以及铲除劳动力市场中结构分化的积极行动，这三方面的行动几乎没有进展。自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经济衰退以来，特别是在撒切尔主义之下，总的来说，女性的福利损失要比男性大得多。福利收益和服务的削减、公共服务中日益恶化的报酬和工作条件、福利服务的私有化、无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险的兼职和临时就业的增长、贫困和失业的增长，所有这些过程都对英国女性，特别是黑人妇女和工人阶级妇女分别造成了不同的负面影响。这是福利国家衰落和“企业经济”兴起的结果。虽然倾向于家庭生活的观念还没有被成功铲除，但同时女性的就业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经济衰退以来实质上增长了，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女性就业增长得更快了。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导致她们在一些特殊职业上对于雇主来说变成了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劳动供给资源。虽然不是必然安全和充分收入保证的工作，但这为女性找工作提供了相对优势。（Ｒｕｂ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ａｒｌｉｎｇ，１９８８：１２６）日益增长的女性就业比重归因于兼职和临时工作以及家政工作，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妇女中更是如此。在经理和专业技术工作岗位上的女性更加倾向于实现有法定就业保护权和养老金、社会保险覆盖的全职就业。亚裔和黑人妇女（除了穆斯林）也比白人妇女更为倾向于全职就业，但是她们的收入和职业地位要比白人妇女低得多。（Ｂｒｅｕｇｈｅｌ，１９８９；Ｃｏｏｋ ａｎｄ Ｗａｔｔ，１９８７）在劳动力市场中阶级和种族分化超越了性别分化。因此，整个战后阶段政府政策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是不一致的、间接的和矛盾的，因为倾向于家庭生活的观念要持续面对雇主需要女性就业者、女性有工作意愿以及政党政治对女性平等就业的支持等现实。
